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当然不足为训。以后的生活，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接受教育的内容和程度，特别是个人与社会结合的层次，对人的影响应是更关键的。但是，许多人成年后的事情忘掉不少，少年时的很多事却记忆犹新。可见，少年儿童时期的生活和教育，对人还是有重要影响的。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包含这方面的因素吧。
贾拓夫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城一个贫民家庭。
贾拓夫的祖父叫贾来旺，但来世却并不兴旺，连半分田地也没有，全靠杀猪宰羊、经营死驴死马维持生计。旧社会的屠夫属下九流，社会地位自不必说，生意冷落清淡，生活自然十分贫寒。一年辛劳，所得无几，家人难解温饱。贾拓夫的父亲贾宽厚，企望“宽厚”家境，不再子承父业，弃屠宰而从商。借债为本，小贩经营，往返于内蒙和神木之间。这本小利微的生意也很不景气。顺当时，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不顺当时，便蚀本负债，难以为继。全家生活，还靠祖母、母亲代为人工，酿制酱醋，沿街叫卖，薄利微盈，勉强维持。就这样，年复一年，父亲终因劳累过度，染上肺病，又无力医治，只能眼看着他壮年亡故，撇家而去。
1912年11月25日（阴历十月十七日），贾拓夫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那是一个扭转乾坤又动荡不安的年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进步、侵略与反抗、压迫与抗争、反动与革命反复激烈较量，此起彼伏。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历史。然而，就在孙中山莅任大总统的南京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后不到三个月，辛亥革命的果实却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取。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压力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袁世凯政府，与日、俄、英、法、意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继续遭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日益陷入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
陕北，这片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土地，更加地瘠民贫。本来就十年九旱的神木和陕北地区，这时愈加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贾拓夫就是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地方，来到了人间。他一出生，就和家人一起，挣扎在贫困线上。
贾拓夫原名贾耀祖，又名红光，字孝光、富喜，排行老大，有两弟两妹。大妹贾月林，出嫁后不久，被抽大烟的丈夫卖掉，很快离开了人世。大弟贾红喜，六七岁时害病，因无钱医治，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二妹贾珂敏，降生时正遇大灾荒年，祖母狠下心来说：“这年头，现有的几口还养不活，再添一个吃饭的丫头，咋喂得起？不如叫她早归西天，省得活着受罪。”说着，便忍痛抱起刚出世的小孙女，要放到便盆里放水溺死。母亲实在舍不得这身上掉下来的肉，跪在婆婆面前苦苦哀求。一家人哭作一团，最后才决定留下这条小生命。后来，又添了二弟贾光中，祖母总感人口已多，不胜负担，但见是男孩，盼另有希望，还是格外喜爱。
光中出生不久，父亲就故去了。从此，一家老小就全凭祖母、母亲酿醋做酱，叫卖街头了。两个小脚妇女，终日里起早贪黑，风里雨里，苦做苦劳，还是一贫如洗，不堪重负。常常家无隔夜粮，人怕有病灾，只能乞求上苍，苦熬岁月。
贾拓夫的母亲余氏，随家人从山东逃荒出来，辗转流落到陕西神木，15岁就嫁到了贾家。这位农家妇女俭朴勤劳，秉性慈祥，待人忠厚，又思想开朗（或许与她经营小商，接触各界不无关系）。对待子女严格认真，为了培养子女，除成年苦心劳作外，还节衣缩食，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补以借钱，硬是供长子上了学。她还谆谆告诫贾拓夫：不要忘记自己是穷人的娃儿，要给受苦人争气。学成了，为穷人办事，讨个公道。后来，贾拓夫参加了革命，这位善良的妈妈，实心支持儿子，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不少活动在神府东胜一带的共产党员都认识她，受过她的掩护，她的家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云泽（乌兰夫）、高岗、赵通儒、王兆祥等还常在她家碰头，吃过她做的饭。由于坏人告密，她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一双小脚，带上铁镣，在反动派的牢房里受了几个月折磨。敌人对她软诱硬压，逼她说出“共匪”的情况，说出在她家开会的人的名字。老人家很坚强，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情报，敌人终无所获。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保释回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因工作环境允许，贾拓夫曾接母亲一起住在延安。可这位劳动妇女，一来不愿意给组织增加负担，让儿子分心，二来又过不惯没什么劳作的生活，因此还是回到家乡，去过她已经过惯了的清贫日子。1943年3月，她因病被接到延安，后因医治无效，逝世于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为她召开了追悼会，称她是“革命的妈妈”。
贾拓夫从小天资聪颖，好动善思，性情爽快，能歌爱唱。每每学戏剧角色，以羊角安长柄为大刀，用线绳系玉米缨为胡须，作姿弄舞，煞有介事，其声调气质，似模像样，常令邻里捧腹不止。众人皆钟爱有加，给他起了个“贾不敛子”的小外号，意思是好动活跃的小子。说来也怪，这孩子玩起来无忧无虑，痛痛快快，静下来却若有所思，经常发问：为啥有人不干活，就能吃饱穿暖？咋就那多人受希荒（受苦受累），还是过不好日子？父亲说这是命，他偏问：命是个啥东西？在县城模范小学念书时，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读书时，能全神贯注，勤奋刻苦。做完功课，又会帮大人照看弟妹，拾柴打水，从事家务。乡亲们都说：“这娃儿有出息，长大了不简单就是噢。”
1925年秋，贾拓夫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这时节，他广泛接触进步师生，一面刻苦学习功课，一面博览古今文学进步书刊。也许是与他求知欲高和爱思索的性情有关，他对《响导》、《共进》、《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逐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喜读爱看，而且如饥似渴。就这样，在他对世道感到不平的少小心中，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6年夏，神木县旅外学生张学静（即张友清，共产党员）暑假探亲回乡，召集贾拓夫等进步学生一道，在城镇农村张贴标语，集会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在这些活动中，贾拓夫接受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在张学静的组织和介绍下，贾拓夫和汪滨之、王象山、张维斌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了神木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贾拓夫担任支部书记，进一步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他们积极领导了县城学生反对基督教欺压民众的活动，号称“废基”运动。还发动与组织群众，控告贪官县长庞仁安，清算劣绅乔济在理民局的贪污赃款，打击了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成为神木县很活跃，很有影响的“小赤色分子”。
1926年秋，贾拓夫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是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常汉三是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解放后任全国民盟主席）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教师中有不少人是团骨干。这个学校，不仅是当时陕北地区有名的“高等学府”，也成了一座有名的革命摇篮。贾拓夫、刘澜涛、常黎夫、崔玉湖、雷五斋等，都是搞进步活动最突出的第七班学生，也是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的成员。白如冰、白寿康、白坚、张德生、朱侠夫、张达志、白介夫等许多党的领导干部，都先后在这座学校读书，开展过斗争。学生们经常由教师带领，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教农民唱“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他们还举办平民学校，教校外青少年学习文化，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在这支十分活跃的队伍中，贾拓夫是佼佼者，他学习拔尖，活动积极，才干出众，常常结合形势写出新诗、小说，煞是精彩新颖，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他的文章经常贴在校栏里作为示范。他也很快获得了“四师新花”的美誉。
接着，贾拓夫被选为绥德师范团支部书记和绥德县团委书记。在中共绥德地委（其领导人是隐蔽在学校的教师）直接领导下，推动学校建立了学生自治会。又通过各高等小学进步师生，成立了绥德县学生联合会，贾拓夫担任了学生联合会主席。他们深入各阶层，协助建立农会、商民协会、陕北青年社等群众组织，使学生运动与群众革命运动相结合，在陕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中，起了先锋作用。
贾拓夫不仅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情，也表现出很强的毅力。他因家贫，身上没有什么钱，外出活动常常吃不上饭。但他忍饥挨饿，坚持参加所有的活动。一段时间中，他的腿得了病，走路一瘸一拐，同学们戏称他“贾拐子”。劝他休息，他笑着摇摇头，咬牙忍疼，拄着一根木棍，硬是跟大家一起翻山越沟，开展宣传活动，深得同学们的敬佩。
不料，风云突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残酷镇压革命运动。时局骤然逆转，白色恐怖浪潮很快席卷陕北。以“红色学校”著称的绥德第四师范也变了天。校长、教务主任和许多共产党员教师（身份未公开）都遭撤换。贾拓夫等人在党组织指导下，应急应变，展开斗争。他们领导学生会，组织了反对当局，反对撤换校长、教师的罢课。贾拓夫亲笔书写了许多宣传材料，寄往陕北各县中小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学生和群众联合起来，不畏强暴，展开对反动派和新军阀、劣绅们的政治斗争。危急关头，贾拓夫协助地下党在学校东墙外高家祠堂（地下党办公处）焚烧了一批党、团文件，保护了党的机密。他还帮助关中哲、雷五斋、赵绍西等革命教师收拾行装，护送他们转移出学校。
为了瓦解“绥德四师”的革命基础，反动当局调动军队，在团长刘涧民的带领下，包围学校，烧毁了全部进步书刊；强行委任反动文人柳翰章为新校长；解聘“旧日教员”；宣布“旧有各级学生，在清党期一律旋里。自改组后重新招来，认真取具据保证书，不得稍有含糊”；改变课程，停止“农运”、“军事”，增设“公民教育”；同时取缔学生自治会，妄图摧垮进步学生组织。贾拓夫和刘澜涛、常黎夫、张世德（德生）、朱稼夫、张达志、白坚、田作勤、吴志渊等党团学生，团结进步青年，组织学生会，针锋相对予以抗争。他们设法互相具保，使未离家乡的学生照常踏进校门。校方试图以考试“公民课”的方式压制学生，宣扬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德”。贾拓夫看穿其阴谋，立即通过学生会串连学生，组织了一场“交白卷”运动，表示了无声的抗议。他们最核心的斗争是坚决反对取消学生会。作为这场说理斗争的主要发动者，贾拓夫当面向校长严正指出：“学生自治会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之组织，只为读书，管好生活事宜，也为校方维护校纪，整好校风，本当为柳校长求之不得，何以取缔乎？”校长无以答对，只得当面认可。学生会仍由贾拓夫等人负责。斗争取得胜利，同学备受鼓舞，贾拓夫也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颇有声望的学生领袖。
为鼓励大家继续斗争，贾拓夫在宿舍里贴了一条孙中山语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另一团员又在下面添上“为革命奋斗，虽至亲可以刀枪对之”的条幅。反动分子唆使落后学生质问：“这是什么意思？”贾拓夫从容答道：“书写国父遗言，继承国父遗志，怀念国父音容，何错之有？何由不可？”对方哑口无言，尴尬而去。
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境内）召开了陕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特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强令绥德师范学生自治会发动学潮，指示“不让学校安宁”，以示反对“右倾”。谁若不同意，就给谁党内处分。学生会即以校方诬陷、开除学生为由，掀起了罢课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星期。校长柳翰章恼羞成怒，勾结驻军姜梅生团的一个连，突然包围学校，宣布封闭学校，取缔学生会，开除贾拓夫、刘正武、王本皋、吴志渊等一批学生领袖的学籍，勒令立即离校。杜衡的左倾盲动，给革命斗争造成了严重损失，绥德师范这一革命据点被封闭达两个多月，遭到清理。贾拓夫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回顾贾拓夫青少年时期的这一段经历，我们还是相信：时势造英雄。革命的年代，造就革命者。但英雄终究是少数，唯有那些了解生活实际，追求社会大义，信仰革命真理，不谋一己之利，将自身结合于为大多数民众的斗争中，而又勇敢坚定、勤学善思、不断进取者，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成为有益于社会民众的仁人志士。当然，这时的贾拓夫还是一个未完全成熟的青年，还只是在时代浪涛的激发下，开始走上了这条光明而充满荆棘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