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有志 寻求救民真理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周维仁 本章:○一、少年有志 寻求救民真理

    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当然不足为训。以后的生活,成长过程中的社会环境,接受教育的内容和程度,特别是个人与社会结合的层次,对人的影响应是更关键的。但是,许多人成年后的事情忘掉不少,少年时的很多事却记忆犹新。可见,少年儿童时期的生活和教育,对人还是有重要影响的。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包含这方面的因素吧。

    贾拓夫出生在陕西省神木县城一个贫民家庭。

    贾拓夫的祖父叫贾来旺,但来世却并不兴旺,连半分田地也没有,全靠杀猪宰羊、经营死驴死马维持生计。旧社会的屠夫属下九流,社会地位自不必说,生意冷落清淡,生活自然十分贫寒。一年辛劳,所得无几,家人难解温饱。贾拓夫的父亲贾宽厚,企望“宽厚”家境,不再子承父业,弃屠宰而从商。借债为本,小贩经营,往返于内蒙和神木之间。这本小利微的生意也很不景气。顺当时,挣几个小钱养家糊口;不顺当时,便蚀本负债,难以为继。全家生活,还靠祖母、母亲代为人工,酿制酱醋,沿街叫卖,薄利微盈,勉强维持。就这样,年复一年,父亲终因劳累过度,染上肺病,又无力医治,只能眼看着他壮年亡故,撇家而去。

    1912年11月25日(阴历十月十七日),贾拓夫就诞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那是一个扭转乾坤又动荡不安的年代,愚昧与文明、落后与进步、侵略与反抗、压迫与抗争、反动与革命反复激烈较量,此起彼伏。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大清王朝,终于结束了中国长达五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历史。然而,就在孙中山莅任大总统的南京政府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后不到三个月,辛亥革命的果实却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取。在帝国主义的枪炮压力下,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袁世凯政府,与日、俄、英、法、意等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继续遭受着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日益陷入空前的水深火热之中。

    陕北,这片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黄土地,更加地瘠民贫。本来就十年九旱的神木和陕北地区,这时愈加民不聊生,饿殍遍野。贾拓夫就是在这样的年代,这样的地方,来到了人间。他一出生,就和家人一起,挣扎在贫困线上。

    贾拓夫原名贾耀祖,又名红光,字孝光、富喜,排行老大,有两弟两妹。大妹贾月林,出嫁后不久,被抽大烟的丈夫卖掉,很快离开了人世。大弟贾红喜,六七岁时害病,因无钱医治,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二妹贾珂敏,降生时正遇大灾荒年,祖母狠下心来说:“这年头,现有的几口还养不活,再添一个吃饭的丫头,咋喂得起?不如叫她早归西天,省得活着受罪。”说着,便忍痛抱起刚出世的小孙女,要放到便盆里放水溺死。母亲实在舍不得这身上掉下来的肉,跪在婆婆面前苦苦哀求。一家人哭作一团,最后才决定留下这条小生命。后来,又添了二弟贾光中,祖母总感人口已多,不胜负担,但见是男孩,盼另有希望,还是格外喜爱。

    光中出生不久,父亲就故去了。从此,一家老小就全凭祖母、母亲酿醋做酱,叫卖街头了。两个小脚妇女,终日里起早贪黑,风里雨里,苦做苦劳,还是一贫如洗,不堪重负。常常家无隔夜粮,人怕有病灾,只能乞求上苍,苦熬岁月。

    贾拓夫的母亲余氏,随家人从山东逃荒出来,辗转流落到陕西神木,15岁就嫁到了贾家。这位农家妇女俭朴勤劳,秉性慈祥,待人忠厚,又思想开朗(或许与她经营小商,接触各界不无关系)。对待子女严格认真,为了培养子女,除成年苦心劳作外,还节衣缩食,卖掉了自己结婚时的全部首饰,补以借钱,硬是供长子上了学。她还谆谆告诫贾拓夫:不要忘记自己是穷人的娃儿,要给受苦人争气。学成了,为穷人办事,讨个公道。后来,贾拓夫参加了革命,这位善良的妈妈,实心支持儿子,为革命做了不少工作。当时,不少活动在神府东胜一带的共产党员都认识她,受过她的掩护,她的家成了一个秘密联络点。云泽(乌兰夫)、高岗、赵通儒、王兆祥等还常在她家碰头,吃过她做的饭。由于坏人告密,她曾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一双小脚,带上铁镣,在反动派的牢房里受了几个月折磨。敌人对她软诱硬压,逼她说出“共匪”的情况,说出在她家开会的人的名字。老人家很坚强,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情报,敌人终无所获。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保释回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党中央在陕北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因工作环境允许,贾拓夫曾接母亲一起住在延安。可这位劳动妇女,一来不愿意给组织增加负担,让儿子分心,二来又过不惯没什么劳作的生活,因此还是回到家乡,去过她已经过惯了的清贫日子。1943年3月,她因病被接到延安,后因医治无效,逝世于延安。中共中央西北局为她召开了追悼会,称她是“革命的妈妈”。

    贾拓夫从小天资聪颖,好动善思,性情爽快,能歌爱唱。每每学戏剧角色,以羊角安长柄为大刀,用线绳系玉米缨为胡须,作姿弄舞,煞有介事,其声调气质,似模像样,常令邻里捧腹不止。众人皆钟爱有加,给他起了个“贾不敛子”的小外号,意思是好动活跃的小子。说来也怪,这孩子玩起来无忧无虑,痛痛快快,静下来却若有所思,经常发问:为啥有人不干活,就能吃饱穿暖?咋就那多人受希荒(受苦受累),还是过不好日子?父亲说这是命,他偏问:命是个啥东西?在县城模范小学念书时,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读书时,能全神贯注,勤奋刻苦。做完功课,又会帮大人照看弟妹,拾柴打水,从事家务。乡亲们都说:“这娃儿有出息,长大了不简单就是噢。”

    1925年秋,贾拓夫以优异成绩考入县立高等小学。这时节,他广泛接触进步师生,一面刻苦学习功课,一面博览古今文学进步书刊。也许是与他求知欲高和爱思索的性情有关,他对《响导》、《共进》、《新青年》、《共产主义ABC》、《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逐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喜读爱看,而且如饥似渴。就这样,在他对世道感到不平的少小心中,开始接受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

    1926年夏,神木县旅外学生张学静(即张友清,共产党员)暑假探亲回乡,召集贾拓夫等进步学生一道,在城镇农村张贴标语,集会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在这些活动中,贾拓夫接受了实际的教育和锻炼,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不久,在张学静的组织和介绍下,贾拓夫和汪滨之、王象山、张维斌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了神木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贾拓夫担任支部书记,进一步开展有组织的革命活动。他们积极领导了县城学生反对基督教欺压民众的活动,号称“废基”运动。还发动与组织群众,控告贪官县长庞仁安,清算劣绅乔济在理民局的贪污赃款,打击了当地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成为神木县很活跃,很有影响的“小赤色分子”。

    1926年秋,贾拓夫考入陕西省立绥德第四师范学校。校长李子洲是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常汉三是共产党员,教务主任杨明轩(解放后任全国民盟主席)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进步人士,教师中有不少人是团骨干。这个学校,不仅是当时陕北地区有名的“高等学府”,也成了一座有名的革命摇篮。贾拓夫、刘澜涛、常黎夫、崔玉湖、雷五斋等,都是搞进步活动最突出的第七班学生,也是党的外围组织“读书会”的成员。白如冰、白寿康、白坚、张德生、朱侠夫、张达志、白介夫等许多党的领导干部,都先后在这座学校读书,开展过斗争。学生们经常由教师带领,到农村进行宣传活动,教农民唱“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他们还举办平民学校,教校外青少年学习文化,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在这支十分活跃的队伍中,贾拓夫是佼佼者,他学习拔尖,活动积极,才干出众,常常结合形势写出新诗、小说,煞是精彩新颖,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他的文章经常贴在校栏里作为示范。他也很快获得了“四师新花”的美誉。

    接着,贾拓夫被选为绥德师范团支部书记和绥德县团委书记。在中共绥德地委(其领导人是隐蔽在学校的教师)直接领导下,推动学校建立了学生自治会。又通过各高等小学进步师生,成立了绥德县学生联合会,贾拓夫担任了学生联合会主席。他们深入各阶层,协助建立农会、商民协会、陕北青年社等群众组织,使学生运动与群众革命运动相结合,在陕北地区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中,起了先锋作用。

    贾拓夫不仅表现出极高的革命热情,也表现出很强的毅力。他因家贫,身上没有什么钱,外出活动常常吃不上饭。但他忍饥挨饿,坚持参加所有的活动。一段时间中,他的腿得了病,走路一瘸一拐,同学们戏称他“贾拐子”。劝他休息,他笑着摇摇头,咬牙忍疼,拄着一根木棍,硬是跟大家一起翻山越沟,开展宣传活动,深得同学们的敬佩。

    不料,风云突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残酷镇压革命运动。时局骤然逆转,白色恐怖浪潮很快席卷陕北。以“红色学校”著称的绥德第四师范也变了天。校长、教务主任和许多共产党员教师(身份未公开)都遭撤换。贾拓夫等人在党组织指导下,应急应变,展开斗争。他们领导学生会,组织了反对当局,反对撤换校长、教师的罢课。贾拓夫亲笔书写了许多宣传材料,寄往陕北各县中小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号召学生和群众联合起来,不畏强暴,展开对反动派和新军阀、劣绅们的政治斗争。危急关头,贾拓夫协助地下党在学校东墙外高家祠堂(地下党办公处)焚烧了一批党、团文件,保护了党的机密。他还帮助关中哲、雷五斋、赵绍西等革命教师收拾行装,护送他们转移出学校。

    为了瓦解“绥德四师”的革命基础,反动当局调动军队,在团长刘涧民的带领下,包围学校,烧毁了全部进步书刊;强行委任反动文人柳翰章为新校长;解聘“旧日教员”;宣布“旧有各级学生,在清党期一律旋里。自改组后重新招来,认真取具据保证书,不得稍有含糊”;改变课程,停止“农运”、“军事”,增设“公民教育”;同时取缔学生自治会,妄图摧垮进步学生组织。贾拓夫和刘澜涛、常黎夫、张世德(德生)、朱稼夫、张达志、白坚、田作勤、吴志渊等党团学生,团结进步青年,组织学生会,针锋相对予以抗争。他们设法互相具保,使未离家乡的学生照常踏进校门。校方试图以考试“公民课”的方式压制学生,宣扬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德”。贾拓夫看穿其阴谋,立即通过学生会串连学生,组织了一场“交白卷”运动,表示了无声的抗议。他们最核心的斗争是坚决反对取消学生会。作为这场说理斗争的主要发动者,贾拓夫当面向校长严正指出:“学生自治会乃学生自己管理自己之组织,只为读书,管好生活事宜,也为校方维护校纪,整好校风,本当为柳校长求之不得,何以取缔乎?”校长无以答对,只得当面认可。学生会仍由贾拓夫等人负责。斗争取得胜利,同学备受鼓舞,贾拓夫也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颇有声望的学生领袖。

    为鼓励大家继续斗争,贾拓夫在宿舍里贴了一条孙中山语录:“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另一团员又在下面添上“为革命奋斗,虽至亲可以刀枪对之”的条幅。反动分子唆使落后学生质问:“这是什么意思?”贾拓夫从容答道:“书写国父遗言,继承国父遗志,怀念国父音容,何错之有?何由不可?”对方哑口无言,尴尬而去。

    1928年4月,中共陕西省委在绥德西川(今子洲县境内)召开了陕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委。特委书记杜衡(后被捕叛变)强令绥德师范学生自治会发动学潮,指示“不让学校安宁”,以示反对“右倾”。谁若不同意,就给谁党内处分。学生会即以校方诬陷、开除学生为由,掀起了罢课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星期。校长柳翰章恼羞成怒,勾结驻军姜梅生团的一个连,突然包围学校,宣布封闭学校,取缔学生会,开除贾拓夫、刘正武、王本皋、吴志渊等一批学生领袖的学籍,勒令立即离校。杜衡的左倾盲动,给革命斗争造成了严重损失,绥德师范这一革命据点被封闭达两个多月,遭到清理。贾拓夫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走向社会,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

    回顾贾拓夫青少年时期的这一段经历,我们还是相信:时势造英雄。革命的年代,造就革命者。但英雄终究是少数,唯有那些了解生活实际,追求社会大义,信仰革命真理,不谋一己之利,将自身结合于为大多数民众的斗争中,而又勇敢坚定、勤学善思、不断进取者,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者,成为有益于社会民众的仁人志士。当然,这时的贾拓夫还是一个未完全成熟的青年,还只是在时代浪涛的激发下,开始走上了这条光明而充满荆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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