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冒出了“批判胡乔木联络总站”。
那是北京邮电学院“东方红公社”的“批判胡乔木总联络站”，声称批斗胡乔木一概要与他们联系。
然而，前来揪斗胡乔木的造反派、红卫兵越来越多，远非北京邮电学院那个联络站所能“承包”：《光明日报》的“长征战斗队”来了；中国文联的造反派来了；《民间文学》造反派也来了；就连苏州也来了个“地专机关扞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团”。
批判胡乔木的大字报、传单贴满北京大街小巷。笔者手头有一本“《内刊》反修兵”编印的传单集《打倒胡乔木》，载有《北邮东方红》（“北邮”即北京邮电学院）的一系列批判胡乔木的传单。从这些发黄的传单中，可以觑见当年批判胡乔木的情景。
“《内刊》反修兵”中《胡乔木的十大罪状》，如下：
一，恶毒攻击毛主席，极端仇恨毛泽东思想；
二，攻击三面红旗，反对社会主义；
三，取消党的领导，推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
四，吹捧刘少奇，充当刘、邓黑司令部的干将；
五，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六，破坏对《清宫秘史》的批判；
七，为彭德怀喊冤伸屈；
八，鼓吹“自由化”，宣扬超阶级的心理学；
九，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十，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内中“恶毒攻击毛主席”，是因为胡乔木1955年在《人民日报》社说过这么一番话：
“在一般文章里，引用毛主席的话或提到毛主席的时候，最好用‘毛泽东同志’这个称呼。”
“因为主席是他的职务，在文章里不需要这样写。例如：‘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这句话，意思是国家领袖提出来的文艺方针，好像是领袖提出来的不得不接受。反之，如要说成‘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针’，意思就是一个同志写出来的，因为正确被大家视为方针，这比较好。”
至少“吹捧刘少奇”，则是由于：
“胡乔木很早以前就和刘少奇勾勾搭搭。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卖力吹捧刘少奇。在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和他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两篇文章中，就大张旗鼓地吹捧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刘少奇，胡说什么刘少奇是白区工作中正确路线的代表……”
这样，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也就成了“一株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反对毛泽东思想，贩卖修正主义私货的大毒草”。
2月1日，一个万人批斗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上午八时半，胡乔木就被中国科学院的造反队揪去，押往那里。下午一时，大会即将开始。按照那时的惯例，出席者已在那里念小红书《毛泽东语录》了。在一阵阵毛泽东语录的朗读声中，在主席台后面，一大群“黑帮分子”胸前挂着牌子，正排好了队。胡乔木也在其中，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字样。
大会开始了。按照“程序”，大会发言批判谁，就把哪个“黑帮分子”押入会场。到了下午三点钟左右，该轮到胡乔木“入场”了。造反派正押着胡乔木往里走，忽地有人跑过来说：“不斗胡乔木了，马上把他送回家！”
胡乔木怎么忽地“免斗”了呢？事后才知道，是周恩来打电话到工人体育馆，说是不许斗胡乔木。
周恩来的电话，使胡乔木“免斗”了一些日子。他在家，忙着写各种各样的交代，忙着接待方方面面的造反派的提问。他牙痛，还得挤公共汽车去北京医院看病。
“免斗”不过二十天而已。2月21日，中国科学院八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斗争张劲夫，非要揪胡乔木陪斗不可。那天下午，胡乔木乘“喷气式飞机”——低头，弯腰，双臂后举。有时，造反派还揪他的头。会议结束，胡乔木又一次迈不动腿了，被人架上车，抱下车，这才回到家中。
胡乔木腰痛不已，无奈之中，他说了这样的话：“批斗会我愿参加，只是变相武斗能取消就好了！”直到这时，他的话还文诌诌的。
大抵是胡乔木再度挨斗的情况反映上去了，2月28日晚八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中南海南楼，跟胡乔木及秘书商恺谈话，宣布三条规定：
一，今后各单位革命群众不要再把胡乔木同志揪去斗争。如果一定要揪去，必须经中央批准。各单位如需向胡了解情况，可以到胡处座谈，但不能斗争。谈话范围也只能限于同该单位有关的情况，其他情况一律不要谈。
二，今后革命群众可以向胡乔木同志提问题，但胡写的检查交代等材料，只能交给中央，不能交给“联络站”或其他单位。中央不承认什么“联络站”。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写的大字报，也如此处理。
三，胡乔木同志的住所如不安全，可以换个地方住。要注意胡的健康，安排胡的生活，使他得到相应的休息。有病要治疗。
这三条规定，当然不是汪东兴个人的意见。据云，那是周恩来提出，陈伯达、康生、江青也画了圈，表示同意。陈伯达还在报告上写了一段话：“我的意见，以后不要再揪去斗争他，写的材料要交给中央……”
自从有了这三条规定，胡乔木又一次“免斗”了。他开始外出散步，有说有笑。只是去北京医院看病，他仍要挤公共汽车了。家中的保密电话自1月14日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撤销之后，也一直没有再恢复。他仍被各种各样的“外调”及“交代”所困惑。不过，不管怎么说，1967年3月，胡乔木总算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