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危机初步解决，毛泽东腾出手来全面处理刘志丹案件。

    刘志丹，这位斯诺笔下的“现代盗侠罗宾汉”，虽然只有短暂的人生，但它却充满了坎坷和传奇……这位乱世豪杰，出生于陕西北部保安的一个富裕农家，年轻时因领导自家佃农抗交自家的租税而在穷人中一举成名。

    1925年，刘志丹还是一位中学生时，就在魏野畴、李子洲等几位“共党”老师的影响和培养下，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因此被党组织选派，成为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

    刘志丹参加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死里逃生是1927年7月的一天。已追随蒋介石反共的冯玉祥下令将刘志丹、宣侠父等在其部从事政治工作的20余名共产党员装进两辆闷子车，送出武胜关，丢在湖北孝子店车站，企图借湖北军阀之手将他们杀害。没想到，刘志丹万分机警，不但躲过了敌人的暗算，而且辗转周折，通过地下关系，找到了党组织。

    以刘志丹的人生来说，1929—1932年是一个万花筒。他根据党组织的决定，一会在这支部队任团总，一会又在那个部队当团副，犹如天马行空一般，先后在张廷芝、苏雨生、谭世霖等军阀部队从事着兵运活动。三年中，刘志丹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失败、挫折、冒险和死里逃生。

    1932年，刘志丹和谢子长终于与军阀彻底决裂，拉起了一支自己的武装，真正属于共产党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以这支武装为发“家”基础，实力越滚越大，最终拥有了一块根据地——陕甘边苏区和两支革命力量——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

    1935年9月，陕北红军又来了一次发家机会。

    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到达陕北，与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实现了会师。随即，三军联合组成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就在此时，长征中的中共中央获得了陕北刘志丹红军存在的信息，正在哈达铺的一座关帝庙中兴高采烈地策划着向刘志丹部靠拢的大行动。

    一个月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达到陕北，受到了红十五军团领导和苏区人民的热烈欢迎。然而，在欢迎的人群之中，毛泽东却找不到刘志丹其人。

    原来，刘志丹和陕北根据地的其他创始人此时全在狱中。

    在听取当地群众和边区干部的汇报后，有着丰富政治经验的毛泽东敏感地意识到，陕北苏区现在正在上演早在中央苏区曾经出现过的肃反悲剧……从群众对此事的义愤填膺和对刘志丹表现出来的高度热爱和评价之中，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刘志丹案件的处理，实质上是党中央来到陕北后的第一项“民心工程”，处理好了，就能赢得民心。赢得了民心，中共中央就能在陕北群众中安身立命。

    问题就这么简单，也就这么严重。

    “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这是党中央初来乍到，给西北代表团、陕甘晋省委下达的第一个指令。21个字，字字千金。为给纠正“左”倾错误提供了组织保证，10月24日，中央在下寺湾召开工作会议，作出了四项决定：

    1撤销西北代表团和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周恩来任主席，刘志丹任副主席，张云逸任参谋长；2撤销陕甘晋省委，成立中央民主政府驻西北办事处；3承认陕甘边和陕北工农民主政府；4定瓦窑堡为中共中央所在地。

    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在处理刘志丹案件中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三人是中共先期派往瓦窑堡，负责全权处理此事的人员。他们一行三人带着1部电台和1个排的兵力，首先接管西北保卫局，控制了事态；接着调查取证，将“左”倾机会主义者强加在刘志丹头上的莫须有“罪证”一一推翻。为党中央重新审理这一陕北头号冤假错案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12月13日，毛泽东带着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大礼，来到了原陕甘晋省委，现中共中央的所在地瓦窑堡。

    从1935年11月10日，西北办事处移居瓦窑堡到1936年5月底中共中央迁至保安前，瓦窑堡这个城市，即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所在地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地位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风风光光地占有了一席之地，毛泽东在这里居住了6个多月的时间，并导演了一幕幕影响历史进程的活剧。

    为刘志丹案件定性、平反是毛泽东在瓦窑堡期间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逮捕刘志丹等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莫须有的诬陷，是机会主义，‘疯狂病’，应予立即释放。”

    当毛泽东宣布这一结论时，陕北都沸腾了起来！王首道回忆道：

    “毛泽东的指示和刘志丹等同志释放的消息传出以后，广大军民奔走相告，欢欣鼓舞，热烈欢呼，‘刘志丹同志得救了！’‘陕北得救了！’。”

    如果说，直罗镇一仗是在军事上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那么，正确解决刘志丹的冤案则是从政治上巩固了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