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曾提出：“中国的政治领袖只能从中大培养出来，军人充其量只能当将军，不可能成为政治领袖。”他看不起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明确表示过：“毛泽东只能成为苏维埃运动的人物”，“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水平不高。

    党的酝酿到成立，是共产国际帮助、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大家熟知的一句话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党在很短时间内就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实际斗争的重担，理论准备不够充分。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艰苦的战争环境无暇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普及工作。而在农村环境下，许多参加革命的人，是为“打土豪，分田地”的农民，这些人文化水平低，更不懂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甚至是负有重要责任的高级干部，理论水平并不高，理论修养不够。中央曾指出：“中国党在艰苦的工作中，深刻地感觉到干部对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认识的薄弱，因此增加中国党走向布尔什维克化的困难。”

    王明在六届四中全会能上台，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学过许多马列著作。“他在与立三斗争时，把马列主义书籍搬了一大堆放在立三面前，就把立三弄住了。”党内一部分领导人也感到：中国党理论水平差，看起来王明理论水平高，参加党中央工作，对党有利，由此接受了米夫推荐王明担任领导人的意见。

    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来后，仍踌躇满志地想当大王。

    如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不仅在大政方针上指手画脚，而且据张国焘回忆，在讨论组织问题时，王明事先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提出了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共16人的名单。

    去武汉后更是目无中央，与延安分庭抗礼。

    例如，不经过延安同意，就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并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造成恶劣影响。

    后来竟发展至挑战延安中共中央书记处权威。如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拒绝在武汉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不是采取协商态度，而是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加以批评；不和任何人打招呼，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做总结，并公开发表。最不能让人容忍的是，王明以武汉的政治委员数超过延安为由，提出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张闻天、毛泽东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毛泽东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但到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根据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独立自主的方针，王明受到了批评；并且季米特洛夫捎来了口信：“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明确表示：“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而此时王明在国际的后台米夫在苏联肃反中成了阶下囚，王明在国际的地位就一落千丈。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王明见大势已去，急忙使顺风舵，在会上信誓旦旦：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卫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1938年底，王明回延安后，极力赞扬、吹捧毛泽东。在王明的很多报告、演讲和文章中，他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有些并不重要的问题，他也主动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最登峰造极的是1940年5月3日的《学习毛泽东》的讲演。

    王明真的已服膺毛泽东了吗？下面的事实会告诉我们答案。

    1945年4月1日，王明跟任弼时说的一番话，对王明此时的行为作了诠释：“六中全会后，我觉得在外不好就想回来。回来时想搞好的，故1939年（应为1940年）青干班开学时弄好稿子，题为《学习毛泽东》。”这说明王明吹捧毛泽东的举措只是为了取得干部群众的信任，改变自己的形象，扭转自己挨批评的被动局面而作出的。

    其实，在延安的王明心有不甘。他虽已做不成“公认的领袖”，但仍一心想保住大理论家名号。

    据王明在延安时写的简历，从1939年至1941年10月，他担任过“中央统战部长兼南委、东委、党校委员会、妇女及女大等工作”。“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东委即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此外，他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执行委员、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理事、蒙古文化促进会理事。

    在此期间，王明频繁地出席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了很多文章，极力塑造自己“理论家”的形象。

    他故伎重演，每次演讲，总要抱着一大堆马列主义的原著放在讲台上，以显示自己读的书多，理论高深。讲演中，他根本不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是按一国际，二国内，三全区，四本部的格式套；举例子，不是英格兰、法兰西，就是希腊、罗马、阿比西尼亚；引用革命导师的话，总要把卷、章、节、页、行的数字说出来，然后大段大段地往下背。许多青年人的确大开眼界，觉得王明了不起。

    王明分析问题也很教条。

    1939年7月7日，他在《新中华报》发表一篇文章，题为《坚持抗战国策克服投降危险》。文中说抗日战争大约只要4年左右。原因是“因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没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坚持4年以上而不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经济破产的”。

    1939年底，毛泽东写完了《新民主主义》的初稿，向大家征求意见。王明看后写了一首口语体五律《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错误》，文中说：

    新民主主义论，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

    苦心劝其改，怒意留于形；正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

    这与他在《学习毛泽东》中所说的新民主主义“是对马列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新贡献”的评价截然相反。

    在几十年后，王明写回忆录《中共五十年》，说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反列宁主义、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和行动纲领”。因为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决议都没有说过革命须经过这个阶段。

    由此可见王明的虚伪和教条。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后，王明马上给他的学员讲《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文。

    这是王明的得意之作，是他为批判李立三而专门写的10多万字的小册子，原名叫《两条路线》，1931年2月在上海初版，曾被吹捧为“是中共进行两条路线上斗争的武器之一”。

    应该说在这本小册子里也还是宣传了马克思、列宁的若干正确思想，如革命发展不平衡思想，革命高潮是个长过程，高潮并不等于直接革命的形势思想，以及没有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就会成为“流动机器”或“昙花一现”的思想。这在中共30年代理论匮乏的状况下不无积极意义。这也是党内一些干部能够接受王明或一时为王明所迷惑的原因。

    但是其中有许多严重的错误，据专家研究有以下问题：

    ①他开创了一个“批判”模式：列宁或共产国际是怎样说——李立三的说法不符合——所以李立三是错误的、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它不仅以引证代替了事实的分析，更重要的是以列宁的某句话或共产国际的某些决议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正确与错误的标准。这破坏了实践是验检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从根本上窒息了理论发展的生机。在王明的小册子中，通篇充斥着这一模式。

    ②对不同意见无限上纲。只要是不同意见，无论对错，一概冠之以“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富农路线”等的大帽子。如李立三曾说过“共产国际不懂中国情况”，“忠实于共产国际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是另一回事”等。这话并没错，王明一律称之为“叛徒所惯用过的词句”。

    ③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法解决意见分歧。如在《两条路线》的“引言”中，提出对“立三路线”要“作残酷斗争”、“坚决无情的反对”。在《时局估计与党的任务》一节中，甚至提出：“在共产党自己的内部，对于右倾和‘左’的倾向——就算是很小的没有形成的倾向”，也给予“不调和的无情的斗争”。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

    总之，《两条路线》一文践踏了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它极端的教条主义，处处以“本本”作为检验实践标准的做法，开创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发展中的极坏先例，是理论运用中的不正之风，也是他不断在实际工作中犯错误的原因。

    由于王明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的口号，并认为这“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他把这本小册子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在苏联印了第二版。

    1940年3月，王明把它加序再版，作为延安各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的参考资料。他在序言中为自己辩解：“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

    他推销他的主张以迷惑不明真相的新党员：

    “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党员新干部，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是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央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这些表演产生了一些效果。王明教条主义思想在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一定影响。在他任职的延安女子大学，甚至有人称他为“王妈妈”。许多青年人很欣赏他的长篇大论，认为这“最高级最精彩”。

    1940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论政策》的党内指示，目的是要全党警惕两种错误路线的倾向：一是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路线；二是土地革命后期的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左”倾路线。政治局讨论这个草件时，有人提出，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不是路线错误，只是策略的错误。

    这说明直至1940年，王明的错误并未被人们完全认识，王明仍是受人爱戴的“理论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蔚然成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