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沿着蜿蜒的山路，朝萍乡方向行进。

    毛泽东随队而行，他的心情并未因前委会采纳了他的提议、部队正实施退却而感觉轻松。作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别是作为中央派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特派员，毛泽东深知停止进攻长沙、率队退却，并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余洒度是军事指挥员，他应该清楚以千人之弱旅去攻打大城市，无异以卵击石，而他之所以在前委会议上一味坚持要继续进攻，并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就是因为这符合中央和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的要求，也迎合了部分同志急欲对国民党反动派复仇、尽快夺取革命胜利的心态。想到这些，毛泽东不由得又一次问自己：放弃进攻，实行退却错了吗？

    毛泽东想到了前不久参加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是中共中央在非常时期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当时，党正面临着严峻的局面：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数百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紧接着，蒋介石于4月18日建立了代表帝国主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南京“国民政府”，国共合作时期的北伐军总司令公开与共产党、与工农民众分道扬镳。

    “总司令”挑了头，各地的新军阀纷纷遥相呼应。

    4月15日，广州发生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积极分子的惨案；5月17日，武汉夏斗寅部叛变；5月21日，长沙许克祥部制造“马日事变”；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宣布“分共”，公开背叛革命。

    曾经携手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和共产党至此完全决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国共两党的分手，如果只是政见之间的分歧，倒也不足为怪。可国民党反动派自恃掌握着军队，使分手充满了血腥。

    短短几个月时间，到处是白色恐怖，到处是反攻倒算，无数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惨死在屠刀之下，这其中就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和工农运动的卓越领袖汪寿华、萧楚雄、熊雄、赵世炎、陈延年、向警予、夏明翰、郭亮……共产党员为此激愤，工农群众为此悲伤。

    然而，共产党中央领导的表现却令全党失望。以总书记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将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拱手相让，而且当国民党反动派露出狰狞面目时，还一味地委曲求全、妥协退让。

    6月30日，就在国民党反动派步步紧逼之际，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武昌召开了扩大会议，内容是讨论国共合作问题。

    陈独秀提出了一个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案，共有11条。

    在会议讨论中，与会的一些同志对这个放弃领导权、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的决议案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年轻气盛的团中央书记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提出了一个批评这个决议案的书面意见，当面交给了陈独秀。

    陈独秀匆匆将意见书看了一遍，气得大发雷霆：“谁让你们搞的这个东西？”随手就将意见书撕得粉碎，扔在地上，还气愤地用脚踩住。

    任弼时见总书记生气了，连忙请求解释。

    “什么都别说了！”陈独秀横蛮拒绝。

    见此情形，其他同志不便再说什么。由于陈独秀的家长作风，11条的决议案就这样不明不白地通过了。

    党中央又一次失去了领导全党与国民党反动派抗争的机会！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软弱退让，非但没能“感动”国民党反动派，反而助长了他们的反动气焰，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为了党自身的生存，也为了挽救革命。于是，就有了党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就有了史称八七会议的中央紧急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汉口市原三教街四十一号的一座公寓式房子中召开，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在险恶的环境下，为了不引起注意，20多位与会人员都是由内部交通一个一个地带进带出，会议虽然只开了一天，可与会人员的一进一出，前后竟花了6天时间。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代表，上海、湖南、湖北代表和军委代表：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杨匏安、王荷波、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彭公达、郑超麟、王一飞、罗迈，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此外，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及另外两个俄国人也参加了会议。

    陈独秀当时就在武汉，但他没有与会。因为他的投降主义路线既受到党内一些同志的反对，又为共产国际所不满，会议之前就已失去了在党中央的领导权，罗明纳滋的前任鲍罗廷对陈独秀的安排是提议他去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

    会议有三项议程：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滋作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作党的新任务的报告；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

    罗明纳滋的报告很长，连同翻译竟用了差不多一个上午。这个报告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进行了批判，旨在扭转中国共产党的“指导错误”。这个报告的内容，经大会讨论，后稍作修改，即以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发出，从而结束了陈独秀路线对全党的领导。

    瞿秋白的报告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并由此提出党的策略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在瞿秋白的提议下，大会讨论通过了《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最近农民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这三个议决案，成为了党的新政策。

    会议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9名：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罗迈、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名：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瞿秋白取代了陈独秀的领导地位。

    八七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

    根据这一总方针，党提出了斗争任务及斗争策略，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举行暴动，武装反抗。

    《最近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

    《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要求：“工人阶级应时刻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为此，中央制定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中央的新决策，也反映了共产党内的一种情绪。时为中央五人常委之一的李维汉后来曾回忆道：“党第一次遇到严重白色恐怖的环境，大批同志和革命群众被敌人逮捕杀害了。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和投机分子跑的跑，叛变的叛变。那时报纸的广告栏里，常常登载着一排排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当时留在党内的同志，看到革命被陈独秀投降主义断送了，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天天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比较普遍地存在着一股愤恨的情绪和拼命的精神。”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落实党的八七会议决议，也为了向国民党反动派讨还血债，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回到湖南领导秋收暴动。

    中共湖南省委对发动秋收暴动充满信心，寄予厚望。

    暴动的目标很明确：“坚决地夺取整个的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的政权。”为此，首先要夺取省会长沙。

    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向各地党组织及暴动队伍发布了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要求“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而于9月9日举行的暴动，却未能实现上述预期目标。不仅没能夺取省会长沙，就是占领了的醴陵、浏阳县城，也很快就丢了，最后还不得不实行退却。

    想到这些，毛泽东的心情非常沉重。他知道，现在的退却，既不是省委的指示，也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他又记起了八七会议后中央发布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的一段话：“既然决定暴动，便决不可以中途抛弃这一种计划，一定要引导暴动到底，应当坚决的绝不回头的勇猛的行动，永远要由自己方面发动，而立刻采取进攻的形势。应当记着：在紧急关头采取防御的战略和动摇犹豫的态度，必然陷暴动于败亡。”

    显然，现在停止进攻长沙，退往萍乡，是改变了暴动的计划。但这是不是说自己动摇、犹豫呢？到底是继续进攻会陷暴动于败亡，还是及时退却会陷暴动于败亡？

    毛泽东仍在理着自己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