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决定率队上井冈山，并非他的一时冲动。
也许，选择井冈山有一定的偶然因素，这与他领导的秋收起义正巧发生在湘赣边界有关联，可在不得已时就“上山”坚持斗争，去做“革命的山大王”的思想，他却是早已有之。
自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5月21日，在国民党右派的纵容和支持下，反动军官许克祥在湖南省会长沙也发动反革命政变，捣毁工会和农会组织，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因为这一天是电报韵目代码的马日，故史称“马日事变”。
“马日事变”对湖南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打击是沉重的，原本工农运动轰轰烈烈、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的湖南，转瞬间一片白色恐怖，到处血流成河。一些人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不乏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和优秀党员；一些人被迫离乡背井，逃往外地，其中不少人到了当时仍然是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武汉。
住在武汉，正在党中央工作的毛泽东，接待了不少湖南来的同志，他是湖南人，对湖南的工农运动特别关心，1926年他曾在湖南农村作过农民运动的情况调查，并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次对于湖南发生的“马日事变”，他自然格外关注。事变发生后不久，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南出来的同志开会，分析湖南的局势，研究在困难的情况下如何坚持革命斗争的问题。
这是6月的一天。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号召湖南来的同志回到原来的岗位上去，“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
这是在共产党内最早提出“上山”这一概念。
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的是湖南省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武装应当如何对付敌人的搜捕和屠杀的问题。
面对敌人高举着的屠刀：陈独秀提出：“国民党各军招兵时，农会会员和自己武装可应招加入”；毛泽东认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15日，原本还装模作样要“讨伐”蒋介石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也撕下了伪装，召开“分共”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道扬镳。随后，又是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大规模地逮捕、屠杀。
鲜血又一次在警醒和教育着中国共产党人！
在鲜血和屠刀面前，毛泽东的“上山”思想进一步发展。
7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农民部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明确提出：当农民武装在“以合法的名义存在”，或“平时分散，秘密训练，一遇战事则随时集中”等两种形式都不可能时，“则可以‘上山’”。由于毛泽东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农民部的工作，这个关于农民运动总策略的文件中提出的“上山”策略，自然体现了毛泽东的思想观念。
8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纠正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这次会上，毛泽东说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着名论断的原始版：“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虽说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是明确了，但如何去行动，却各有主张。
南昌起义的部队取得夺取南昌的胜利之后，举师南征，意欲到广东重建北伐基地。
以夏曦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主张在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不过，这支军队应尾随南昌起义的部队前往广东。
毛泽东却对拉武装“上山”有所考虑。
就在八七会议的两天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湖南问题，决定改组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在会上说了这么一段话：“大家不应只看到一个广东，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众组织比广东还要广大，所缺的是武装。现在适值暴动时期，更需要武装。前不久我起草经常委通过的一个计划，要在湘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个县，形成一致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应去广东而应上山。”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起义失败之后的退路——上山。
上山去结交绿林朋友，毛泽东对此早有想法。在八七会议时，他就以“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为由而自辞担任政治局委员的提议。他还对做土匪工作如是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因此种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有些同志以为只可以利用他们，这是中山（指孙中山——引者注）的办法，我们不应如此。只有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我们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弟兄，不应看作客人。”
由于毛泽东对“土匪问题”有他的独特见解，他不仅不惧怕和不鄙视所谓“土匪”，还有意要结交绿林朋友，甚至充满信心地认为：“只有我们实行土地革命，那一定是能领导他们的。”
于是，就有了在安源军事会议上，毛泽东对王新亚关于井冈山有两支“落草”的农民武装之汇报的关注；就有了文家市转兵时，毛泽东关于做“革命的山大王”的大段发言；就有了在三湾整编时，毛泽东主动给袁文才写的一封信。
最后，有了毛泽东率队上井冈山的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