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根据地在一天一天地巩固，红军在一天一天的强大，形势越来越好！
毛泽东及湘赣边界特委由此提出了关于“以宁冈为大本营的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计划”。这个计划的主旨很明确，就是要下大力建立巩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真正形成湘赣边界的武装割据。
这是一个根据中国的现状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所提出的计划。
领导湘赣边界特委的中共湖南省委开始是明确表示同意湘赣边界特委的这一计划的。
1928年五六月间，中共湖南省委先后两次给湘赣边界特委的指示信都表示：“以罗霄山脉为根据地的计划，省委完全同意。”
然而，湖南省委很快就改变了其主张，不仅于6月26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发了新的指示信，还派出杜修经、杨开明为代表双双来到边界，指令红四军离开大本营，“立即向湘南发展”，“留下二百条枪”，主力“杀出一条血路，向湖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一带发展”，“以造成四县的乡村割据，对衡阳采取包围形势”，而且要“毫不犹豫的立即执行”，声称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省委在指示信中还要求“泽东须随军出发”，特“派杜修经同志前来为省委巡视员”，“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以改变湘赣边特委领导，敦促执行省委指示。
湖南省委突然改变其主张，显然是当时党内“左”倾盲动主义思潮逐渐蔓延的结果。他们不满足于在湘赣边界这样一块偏僻之地搞武装割据，建立红色政权，而希望把红军拉到城市周围的地区，发动工农暴动，造成更大的影响。
毛泽东及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对此却颇感为难，尤其是对湖南省委那些似乎不容置疑的强硬指示，更是觉得不可理解。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曾阐明：“湖南省委对于此间的行动计划，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来，赞成罗霄山脉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地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说这是‘绝对正确’的方针。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又说是‘绝对正确’的方针，而且又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究竟是留在大本营创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还是按照湖南省委的指示进军湘南？在湖南省委的第二次指示信送到边界时，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同湖南省委代表进行了一场激烈而又微妙的斗争。
这发生在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永新县委的联席会议上。
这次会议于6月30日在永新县城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王尔琢，以及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团党代表龚楚，三十一团团长朱云卿、团党代表何挺颖；特委委员宛希先、谭震林；永新县委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等。就在这一天同时到达永新的湖南省委代表袁德生、杜修经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地点永新县商会，是一幢二层的小楼房，它位于城的南端，傍着清澈的禾水河，环境幽静。但在二楼中厅的会场上，二十几人围坐一堂，个个神情严肃。加之时值盛夏，气候炎热，更让人觉得沉闷。
杜修经是湖南省委的代表，自然由他先传达省委6月26日的指示信。这位“钦差大臣”末了还解释了省委决定向湘南发展的理由：中央已把湘、鄂、粤、赣四省作为全国革命的中心，且湖南又是四省的中心，只要湖南的局势迅猛地向前发展，就可以促进全国革命的总爆发；要发展湖南的革命，中心不在湘赣边，而在湘南。
革命的中心应该在什么地方，与会的许多人讲不出更多的道理来论证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但了解到要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去湘南发展时，一些人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朱德、陈毅、王尔琢等都认为，四军主力前往湘南，留下的200条枪，是无论如何也保卫不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只能会重蹈边界“三月失败”的覆辙，后果不堪想象。因此，他们的态度很明确：红四军主力不去湘南，应继续在湘赣边界，创造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的工农革命政权。
杜修经、袁德生知道难以说服大家，便反复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对省委的决定要坚决执行。
会议一时处于僵持状态。
毛泽东也不同意将红四军主力拉往湘南，不过，他是一个有心人，他列举了数条理由，指出此时四军主力出征湘南，弊多利少。他建议以四军军委、边界特委的名义向湖南省委报告，阐明不能执行省委指示的理由，请省委重新考虑。
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获得了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联席会议作出了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指示，四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活动，以建立巩固的根据地。
会后，毛泽东于7月4日，起草了《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这是一个抵制上级指示的报告，可说是一份直言上书。
毛泽东以充分的事实，精辟的分析，据理陈述了创建罗霄山脉中段割据政权的重要意义和四军不去湘南的主要理由。其心坦荡，其言诚恳。
毛泽东列举了如下六条理由：（一）在四军本身有许多习于流寇式的生活，极不喜住定一处艰苦的做群众斗争工作，充满红军冒险的遗毒。近一月来经多方洗刷，同时永新、宁冈二县群众已普遍起来，他们才渐渐死了心，懂得中央及省委上次主张建设宁冈大本营的政策是对的。如现在又马上改变，使四军重新走入转徙游动的道路，四军之改造必更困难。前次省委来信指出四军转战千里，近于流寇，必须择地休息以资改造。此意非常正确，正在遵照执行，不宜轻率变动。
（二）在敌情方面，湘省敌人非常强硬，实厚力强，不似赣敌易破。赣敌被我连败四次，其胆已裂，且受我释放俘虏影响，军心大摇。计尚能作战者仅王均之第七师，一师与一团驻萍乡，二团分驻九江、南昌，料其难于抽调，抽调来攻，亦用适当武略战而胜之。湘敌则不然，与我交手在五六次以上，仅能将其小部击退，而敌毫无所损，顽强如故。故为避免硬战计，此时不宜向湘省冲击，反转更深入了敌人的重围，恐招全军覆灭之祸。现在湘南敌军计有桂系两师，二十一军，向成杰一军（三千枪），许克祥一师，吴尚一军，敌力大于赣西七、八倍。我军纵可胜向、许，决无法胜吴、桂。我军一去，马上在吴、桂、向、许的包围中，有立被消灭之虞，此点省委似未曾虑及。
（三）宁冈能成为军事大本营者，即在山势既大且险，路通两省，胜固可守，败亦可以跑，且敌人绝对无法把我围着，若加上各县党与群众的基础，实在可以与敌作长期的斗争。若此刻轻易脱离宁冈，“虎落平阳被犬欺”，四军非常危险。
（四）此种主张绝非保守观念。过去全国暴动，各地曾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扑，则如水洗河，一败涂地。此皆不求基础巩固，只求声势浩大之故。我们此刻力矫此病，一面为军事建一大本营，一面为湘赣两省暴动前途建立一巩固基础。现我们全力在永新、宁冈工作，日有进步，并向莲花、安福及吉安西南端推进，深入土地革命，创造地方武装，再有一些功夫，敌人再来进攻，颇有胜的把握。
（五）从经济上说，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菜金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此刻到湘南去解决经济问题，乃是绝对的不能。真正解决目前经济问题，只有在湘赣边才有法想。
（六）伤兵增到五百，欲冲往湘南，则军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难问题之一。
这6条理由既实实在在，又言辞犀利，毛泽东的“上书”确实不同凡响。
最后，毛泽东向省委阐明了永新联席会议的决定：“根据以上六种实际理由，在新军阀战争未爆发以前，尚不能离开宁、永、莲往湘南。一俟此间基础略固，外面有机可乘，四军自可出茶、攸、醴、浏参加湘省之总暴动。至此时与湘南通讯息，当竭力设法做到，以期彼此呼应，互为犄角”。
虽然联席会议作出了不去湘南的决定，毛泽东也向湖南省委陈述了理由。然而，这些都未能阻止一场悲剧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