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农民担负起了革命主力军的重任。红军中农民占了多数自不用说，就是边界各县的党组织，也“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

    这种状况，也带来了一个困扰着前委和毛泽东的问题，就是边界各县党组织的思想建设问题。

    在井冈山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山区，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环境，使边界各县的党，其成员基本上是当地农民。由于社会组织普遍是以一姓为单位的家族组织，所以党在村落中的组织，也因为居住的关系，常常是一姓的党员为一个支部，开起支部会议简直就如同是家族会议。

    另外，宗族裙带关系在一些党的组织中也严重存在，例如在宁冈县委中，组织部长刘克犹、宣传部长刘辉霄，就都是县委书记龙超清的姐夫。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的很。”

    其所以难，是因为边界各县之间的地方主义很严重，一县内的各区乃至各乡之间也有很深的地方主义。由于地方主义作祟，各地的革命斗争就得不到相互配合，一些人往往只顾自己地区的局部利益，保守自己的地方，而对兄弟地区的困难不能够很好地进行帮助。

    在地方主义特别严重的永新县，一些同志的地方观念、保守思想、自由傲慢情绪常常有所表现，甚至曾一度要求脱离特委的领导而闹独立。永新县委书记被商人所蒙蔽而保资本家；军委和县委联席会议已经作出枪毙反动分子龙怡奎的决议，县委竟然可以视此决议于不顾，又将龙怡奎给放了；在宁冈、莲花等县，也不注意向特委报告，以加强与特委的联系；在酃县，“县委正式命令赤色游击队脱离广大的群众跟着军队乱跑，并且所有的枪支都拿在知识分子手里，不拿与革命的农民队员”；……更令人感到为难的是，要改变这种封建主义色彩很浓的地方主义观念，非常不容易。“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因此，“这种地方主义的改变，说道理，至多发生几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势力的非地方主义的压迫。例如，反革命的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

    边界的这种地方主义，是一种狭隘的小生产者的观念，是封建农村经济的反映，它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格格不入，成为建设布尔什维克党的严重障碍。

    另外，机会主义的遗毒、农民党的倾向，在边界各级党部中也有很多的表现，如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有人赞成焚烧政策，主张与敌人硬拼；有的在敌人的进攻面前表现得畏缩、惧怕，怀疑红旗打不长久，因而悲观失望；有的缺乏铁的纪律，自由散漫，随意性很大；有的热衷于土客籍矛盾，相互间明争暗斗……这些表现，呈现的是“特别可怕的色彩”。

    因此，“洗刷党内机会主义的遗毒，改造各级党部，使之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真正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既是党中央的要求，也是边界党组织提出的口号。

    要把边界党组织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毛泽东深深感觉到“无产阶级思想指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

    如何给农民为主要成分的边界党组织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指导，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做了多番努力。

    首先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在《决议案》中提出：“过去各地党之所以没有力量就是因为党员没有训练，甚至入党式都没有过，现在每个党员都必须进行党的基本理论的训练。”

    训练的方式当然不少，而其中最有效的是办党团训练班。湘赣边界特委在宁冈茅坪象山庵办了这样的班，各地党组织选派党团员，分期分批进班集中学习。

    训练以授课为主，内容主要是政治教育、形势教育、阶级教育、党的性质和基本理论教育。

    在边界特委举办训练班的同时，红四军军委也在军队中开办了类似的党团训练班。

    其次是严肃党的政治纪律。

    对边界各级党组织存在的机会主义和地方主义等错误倾向，一经发现，就坚决地进行处罚。

    例如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就通过了一个《政治纪律决议案》，对违反了政治纪律的酃县县委和永新县委，予以“书面警告”等处分。

    1928年9月“厉行洗党”，更是将那些对革命丧失信心的动摇者和投机分子，坚决地清除出党。

    将边界党建设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件艰辛的工作。毛泽东等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