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8月，井冈山斗争遭受了重大挫折。由于红四军在中共湖南省委的指令下，出击湘南，导致了红军在湘南的“八月失败”，不仅使年轻的红军损失过半，而且因为根据地的空虚，使得湘赣两敌的会攻得逞，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又都沦入敌手，为虎作伥的保安队、挨户团横行无忌，白色恐怖遍布城乡。
是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
烈火见真金，在困难的情况下，边界的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边界各县“党的组织和政权组织大部塌台。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
这实在令毛泽东及特委的同志震惊！
问题出在哪里呢？
《湘赣边界各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曾对边界党所犯的错误作过总结，其中有这么一条：“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党与阶级没有弄清楚，而只是拉夫式的吸收办法。这样将使党的组织破尽，其结果必变成不能斗争的党。”
这可谓是一针见血！
1928年5月边界党的“一大”以后，边界的土地革命蓬勃发展，军事斗争节节胜利，红色区域不断扩大，党的组织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这个时候，党的组织在边界公开了，甚至开始了公开的建党建团活动。在一些地方，召开群众大会，挂起公开征收党团员的牌子，由群众报名参加；有的则采取“串连发展法”或“拉夫法”来发展党员。一时间，边界党员数量猛增，永新县有党员4000余人，宁冈县有党员近3000人，莲花县的党员数也增至到800人。
就是在这种党员“大发展”之中，许多投机分子混入了党内，使边界党组织严重不纯，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毛泽东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曾写道：“革命高涨时（六月），许多投机分子乘公开征收党员的机会混入党内，边界党员数量一时增到一万以上。支部和区委的负责人多属新党员，不能有好的党内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机分子反水，带领反动派捉拿同志，白区党的组织大半塌台。”
针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和边界特委决定：“九月以后，厉行洗党。”
“洗党”，顾名思义，就是对党组织进行清洗。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次整党。只不过当时党还不够成熟，尚不能对进行党的组织整顿有理论上的认识，提出“洗党”，大概就是想象清洗房间一样，从组织上把那些投机分子清洗出去。
“洗党”是严厉的，且毫不含糊。在宁冈、永新这两个处于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县，甚至将“党组织全部解散，重新登记”。
为了帮助地方“洗党”，红四军军委从部队抽调了一些干部分赴各地，协助工作。
宁冈大陇的朱开卷是这样回忆大陇区委的“洗党”情形的：“那时担任我区洗党工作主要负责人是陈东日。1928年6月，全县1000多党员，大陇区有400多。洗党先是从支部开始。陈东日到各乡的支部里与支部书记和两个可靠的党员研究，研究哪些党员不符合条件应该洗刷，哪些党员不应该洗。我们这个区共洗掉200多个，剩下100多个。剩下的党员就重新立过表，由各支部造花名册送到区政府，由区政府立总册，送一份给县委。我这个支部有60个党员，洗党以后只剩下20多个。凡是有亲戚在国民党反动派办事的、当兵的，不服从指挥的，不愿干革命的，社会关系不好的，就尽量洗刷。洗刷的党员不宣布也不通知，开会不叫他参加，重新立过党员花名册。”
由此看来，“洗党”大致采取的是重新登记的办法。对于那些不符合党员条件、应该洗刷的，既不开会宣布，也不通知，实行除名处理；而对于那些符合党员条件、不该洗刷的，则重新填表登记，造册逐级上报。
需要洗刷的投机分子，是那些不起党员作用，不服从指挥，不愿革命的；投敌叛变或被敌人抓去而问题没有搞清楚的；出身不好，革命又不积极的。而那些投敌叛变分子，更是要洗刷的重点。
宁冈县乔林乡党支部是毛泽覃同志帮助建立起来的，这个支部有一个党员名叫陈彭寿，虽然出身贫苦，但在“八月失败”后，对革命丧失信心，暗中投靠敌人，党组织了解情况后，坚决将其清洗出党，并予以处决。
永新县洋溪乡小地主汪玉瑞、汪满德，投机钻营加入共产党，包庇大土豪汪回生延宕分田，事情败露，汪玉瑞被处决，汪满德被清洗出党。
就这样，整个边界当时被清洗的党员大约有4000人左右。
清洗了不符合条件的党员之后，党组织重新转入秘密状态。重新登记后的党员，“数量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加”；组织更为纯洁的基层党支部，其战斗堡垒作用，在后来的边界斗争中逐渐显现出来。
当然，边界的“洗党”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地方简单地重新抄报，并未认真清洗；有的地方又清洗过严、过狠；有的注意了党的成分，却出现排斥知识分子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并不奇怪，因为整顿党的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毕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
边界9月“洗党”，时间不长，效果良好。通过“洗党”这种形式的组织整顿，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卓有成效的整党运动。同时，它也为我党以后的整党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