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筹款、宣传群众”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为工农红军提出的三大任务，它反映了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当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了“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口号。以后，工农革命军每到达一地，每打完一仗，都要以班、组为单位，分散到各村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会。宁冈、永新、遂川、茶陵一带，都是这样逐步地建立起了红色政权，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但“打仗、筹款、宣传群众”三大任务的正式提出，却是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攻打茶陵县城之后。
1927年11月18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在团长陈皓、党代表宛希先率领下，第二次攻占茶陵县城。
茶陵工农群众喜出望外，热情接待着这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有的从几十里外的乡村赶来看望，有的积极筹粮筹菜，为部队提供给养。甚至城镇的商人、土豪劣绅也向他们献殷勤。
可是，工农革命军进城后，除了委派了一个新县长外，其余一切照旧，部队在城里过着靠农民筹粮、向商会派款的悠闲日子，而团长陈皓、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更是沉溺于花天酒地之中，自己不做群众工作，也不让部队去做群众工作。
党代表宛希先对陈皓一伙入城后的所作所为极为愤慨。为了制止他们的错误恶性发展，在写信给毛泽东请示如何建立政权的同时，也汇报了陈皓一伙的种种行为。
毛泽东接信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回信指示：“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斗争。”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宛希先召集茶陵县委、总工会、县农会负责人和军队各连党代表开会，宣读毛泽东来信，重新讨论了茶陵县的问题。经过协商，决定组成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一致推举印刷工人出身的县总工会主席谭震林担任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11月28日，井冈山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
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的陈皓一伙，心怀不满，一方面记恨于宛希先，想方设法排斥宛希先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一方面则起了反水歹心，伙同他们的同僚走卒，开始进行叛变革命的阴谋活动。
12月26日，国民党第八军吴尚部纠集湖南数县的反动武装挨户团，向茶陵县城发起了猛烈进攻。工农革命军在宛希先等指挥和茶陵县各界人民的支持配合下，与敌人展开了英勇激战。
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战势越来越不利于工农革命军。宛希先等主张率部撤退。可是已暗中与国民党新编第十三军方鼎英部勾结的陈皓，不顾宛希先等人的极力反对，提出“背水一战”的口号，下令拆毁城东门河上的浮桥，切断工农革命军东回井冈山的退路，声称要在茶陵打一场防守战。
碰巧，原在大汾遭袭击时与主力军离散的张子清营这时从桂东赶到了茶陵，共同御敌。在工农革命军弹药即将耗尽的严重时刻，陈皓慑于张子清等人的威力，只好同意部队撤退，但借口浮桥已被拆毁，无法东渡，只有南撤。其目的就是企图投靠方鼎英部。
12月27日上午，部队到达茶陵城南面的湖口圩。
在这里，为部队是东上井冈山，还是南下酃县、桂东？宛希先、张子清等与陈皓一伙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宛希先等坚持率部东上井冈山，回到毛委员身边去；陈皓一伙则以打下酃县城，进一步扩大政治影响为幌子，坚持率部继续南下。
争论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意见相持不下。狗急跳墙的陈皓，只得拿出了团长的架势，强令部队南撤。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慑于团长的命令，只好向南行进。但行进的速度非常缓慢。刚出湖口不远，队伍里由后向前传达着“毛委员来了，部队立即回到湖口宿营”的命令。
原来，一直对住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放心不下的毛泽东，从国民党报纸上得到湘敌大举进攻茶陵的消息后，顾不上脚疾未愈，决定亲自来茶陵。
12月25日，他带着20余人从茅坪出发，赶了几十里山路，于次日傍晚赶到离茶陵城三四里的中瑶村。因对城内情况不明，忙叫赤卫队员去侦察。很快，赤卫队员回来报告：城东门河上的浮桥拆毁，工农革命军已向南撤退了。
毛泽东决定连夜向南追赶部队。在群众的帮助下，毛泽东一行于27日下午赶到了湖口圩。得知部队已向酃县方向前进，觉得情况紧急，立即命令警卫员追上部队，传达他的命令。
接到毛泽东的命令，部队很快返回到湖口。
毛泽东连夜召开了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上揭露了陈皓等人与方鼎英部勾结、企图叛变革命的阴谋，讨论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向。
12月28日早晨，毛泽东在湖口圩东侧一块稻田里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全体指战员大会，公布了陈皓一伙的罪行，逮捕了这伙叛徒，宣布由张子清代理团长。
会后，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回师井冈山。
29日，在宁冈砻市的沙洲上召开了工农革命军指战员大会，处决了陈皓等4个叛徒。这是毛泽东成功地在我党我军内部领导进行的第一次肃反斗争，清除了隐藏在党内军内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新生的幼年红军遭遇到一场极端严重的危机的时候，毛委员挽救了年幼的红军，挽救了革命”。
正是在这个处理陈皓一伙叛徒的大会上，毛泽东总结了攻打茶陵的经验教训，首次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他说：中国有史以来，官兵都是骑在老百姓头上的，现在老百姓见我们和颜悦色，就像是见到了皇帝开恩。我们是工农革命军，只是对群众态度好还不够。
我们每个人是战士，也是宣传员，不仅要打仗，还要向群众宣传我们的主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说到这里，他停了停，随即伸出双手，用右手手指一个一个扳着左手手指，边扳手指边逐条宣布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湖口风波”，处置了四个叛徒，宣布了三大任务。
处置了叛徒，在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工农革命军；宣布三大任务，彻底划清了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对工农革命军指战员来说，军内出现叛逃者，并不少见；可是，毛泽东由此提出了工农革命军有三大任务，他们却是闻所未闻，真是新鲜事！
认真想一想，却也不无道理。
1927年10月，工农革命军在茅坪安家后，曾派出两个连经酃县到安仁打土豪。这一次行动颇有收获，没收了土豪一批资财。按理，应该将这些资财分给贫苦群众，以发动群众起来闹革命。可他们研究了很久，谁也不知道怎么办，只是考虑到怎样公平合理地把这些资财分给全体士兵。
于是，部队被带到了一块空地上，两个连的士兵混合编队站在了墙的一边，而墙的另一边则堆着事先摆好的资财。一切准备停当后，就喊起来：“第三队前一名出列”，“倒数第二队后一名出列”……就这样吆吆喝喝地把大堆资财分掉了。
这种如同“绿林”的做法，与工农革命军称号极不相称。而那时革命军的官兵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以为官兵平等、人人均分，这就是革命。可见在毛泽东未提出“三大任务”之前，他们是想革命而不知道怎样革命。
现在，毛泽东向工农革命军提出了“三大任务”，干部、战士对于革命的含义才有了新的认识，才知道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还要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还要筹粮筹款，自己解决经济给养，不能全依赖地方。
工农革命军指战员耳目为之一新。
以后，毛泽东一再要求红军指战员：人人要会打仗，人人要会做宣传群众的工作，人人要会做组织群众的工作。每个红军战士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组织员。
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克遂川后，立即兵分三路到于田、草林、大坑等地发动群众，开展打土豪、筹款子的游击活动。这次行动取得了做群众工作的很好经验。以后，工农革命军每攻克一处地方，都把做群众工作摆在首位。
同年5月，朱毛两军会师组建红四军后，毛泽东在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的时候，又一次强调了革命军队担负的任务。当时聆听了毛泽东报告的萧克数十年后回忆道：队伍集合在一片葱绿的山坡上，毛主席站在高高的青石板上，对我们讲话。他说：红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革命军队除了打仗消灭敌人以外，到一个地方，还要做好四件工作。第一，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农民协会；第二，建立赤卫队、暴动队、游击队；第三，建立苏维埃政府，宁冈老百姓的话，“我”叫“埃”，他们认为苏维埃政府很好，就叫“埃政府”；第四，建立共产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协会、游击队和政府。
红军第一次打下永新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即派出部分干部战士深入群众当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红三十二团便留下了两个连及一个独立营专门做地方工作。时为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党代表蔡协民的夫人曾志回忆道：“我们机关工作的干部和连队的战士合编在一起，三人至五人编成一组，一人分工一片，分散活动。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访贫问苦，做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晚上偷袭敌人，这里放几枪，那里打几枪。有时敌人也经常出来骚扰，他们一来，村子里的老百姓、赤卫队和干部就往山上撤，敌人一般不敢在村里久住，他要住下，晚上不得安宁。地方上的干部熟悉地形，到了晚上爬到他们的门口，掷个土手榴弹，放几枪。甚至用洋铁桶放鞭炮，弄得敌人晕头转向不敢轻易出来。我们就是用这种办法牵制敌人，做建立政权的工作。”
不仅是在占领一个地方后，就是行军途中，毛泽东也要求部队做好群众工作。他专门为部队指战员设计了一个调查表，内容是每天行军的沿途情况：包括经过了什么地方，行军的里数，道路的情况，是大路、小路，还是石板路，山林、树木、河流、桥梁的情况，沿途两边土地的情况，面积多大，地里种什么，是水田还是旱地，村庄的情况，有多少人口，房子是土房还是瓦房，有没有碉堡，村庄位置朝向，是靠山面水还是平原，村庄与村庄间的距离等，还有沿途所见的其他动态。通过这种调查，为日后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红军指战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一到宿营地，就到老百姓家去访贫问苦，宣传红军的宗旨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曾志回忆说：“如果部队在那里宿营三天，我们的工作内容就更多了，一是部队要休整教育，整理内务并休息一下；二是我们要分头到贫雇农家里进行宣传和调查工作，调查他们那里土豪劣绅的情况，贫雇农的情况。当时沿途要筹款，先调查清楚了，知道了哪个地主最有钱并且最坏，我们采取罚款的形式，限他们当天或第二天交出；知道哪个大地主家有粮食，我们就做访贫串连工作，做好动员工作，然后开仓济贫。……凡是住上几天的地方，我们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进行宣传。开会的时候，我们在下面观察群众在会场上的表现，从中物色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对那些真正积极的贫雇农，就秘密给他们组织贫雇农团，他们三人、五人组成秘密组织，实际上就是播下了火种。”
1929年12月，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案》中，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经验，对工农红军的三大任务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
随着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军队三大任务的个别具体内容有所变化。如抗日战争中，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毛泽东就将打土豪筹款改为生产；解放战争后期，面对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形势，毛泽东又将生产队的任务改成工作队。但不管怎样变化，三大任务的基本内容却一直延续下来了。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称“三大任务”为红军“三位一体”的任务。
正是由于毛泽东长期在军队中强调三大任务，并在实践中创造了贯彻这三大任务的一系列方法，从而使人民军队能够形成一种以往军队所没有的全新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