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在六月来信中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在仍然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性质……在这一阶段中，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建立工农独裁的苏维埃政权。”

    根据这一性质，井冈山根据地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湘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

    以“军事实力”来发动群众，推行土地革命，这是中央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要求，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

    没收土地，推翻地主制度和封建的关系，这本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一“民生主义”，不就有“平均地权”的内容吗？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背叛革命，使得这本应该由资产阶级领导来做的事却未曾做成。

    那么，就只好由无产阶级来承担。

    然而，面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联合力量，面对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封建生产关系，无产阶级靠什么来推动土地革命呢？

    靠宣传教育？在有着强大的敌人和落后的农民的中国，这种方法一时难以奏效，大革命失败就是例子；靠强制手段？采取烧杀的办法使农民变为无产者，逼迫他们革命，这种“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效果更差，湘南暴动中就有过教训。

    1927年的最后一天，中共中央曾就长沙暴动未能实现的原因和湖南省当前的任务给湖南省委写信，批评湖南省委“在工作上的重要的缺点，便是对于农村中的土地革命没有能够深入”；“虽有很好的环境和农民群众革命情绪，而我们没有公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

    如何才能有“公开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此时的党中央仍然相信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以城市带动农村的革命。

    然而，没有军事实力，没有红色政权，土地革命岂不是一句空话？

    湖南省委曾策划了12月10日的长沙暴动，结果呢？

    “10号的晚上人力车夫码头工人虽然拿着东西跑到了街上，但只是机械的等待信号，不晓得自己要怎样干，结果信号没有能够报出，群众也就寂然无声的散去了”；“长沙暴动时近郊农民群众可以在农会领袖的命令之下调集500人一队的三队农民到城边。然而因为城中暴动没有起来，便露宿一宵，寂然散去”。

    用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来实现土地革命，已经为大革命失败后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的实践所证明：此路不通！

    而靠“军事实力”，也就是采取“武装割据”的方式，建立工农政权，深入发动群众，来推行土地革命，确实是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而独辟的新径。

    毛泽东是这条新径的勇敢的探索者。

    在中央六月来信之前，毛泽东就已尝试过将土地革命与工农武装割据结合起来进行。

    最早的尝试在湖南酃县的中村。

    1928年3月中旬，根据湘南特委的指令，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第二团从宁冈砻市出发，前往湘南，策应湘南暴动。18日，部队抵达湖南酃县的中村待命。

    中村位于酃县南部，四周群山环抱，一条小河傍村而过，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山区小镇。

    利用部队在这里休整待命的机会，毛泽东、何挺颖布置部队以连队为单位，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和发动群众。

    毛泽东白天向部队讲政治课，晚上则访贫问苦，做群众工作。

    一天晚上，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来到一位姓叶的老汉家。

    毛泽东叫战士们将带来的粮食和衣被送给叶老汉，并对他说：“老乡，听说你家又揭不开锅了，我们送来一点粮食和几件衣被，这都是从地主那里没收来的，先给你家救救急。”

    叶老汉一脸狐疑，眼神中充满忧愁。

    毛泽东看出了他的心思，又接着说：“老乡，你莫怕，粮食是穷人种的，衣服也是穷人的血汗做成的。现在我们把它从地主恶霸那里夺回来，分给穷人，这叫物归原主嘛！”

    叶老汉仍然怕接，显然，他是耽心革命军一走，土豪劣绅回来会被杀头。

    毛泽东就讲了那个筷子的例子，他说：“一根竹筷一折就断，一把筷子就难折断了。天下还是穷人多，只要穷人抱成一团，还怕什么？”

    这时，住在周围的一些农民慢慢聚集到了叶老汉的家里，毛泽东见此，就和大家聊起了家常，谈起了革命的道理。最后，毛泽东说：“小石头能砸破大水缸，只要我们组织起来，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不仅能砸破你们村土豪劣绅这些小水缸，还能砸烂蒋介石这个大水缸。”

    毛泽东曾经对工农革命军官兵讲过的“小石头能砸破大水缸”的话，在中村的贫苦农民听来，既新奇又过瘾。叶老汉脸上的愁容展开了，群众的情绪调动起来了。

    刚刚领导了酃县“三月暴动”的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书记刘寅生等人此时也赶到了中村，并根据上级指示将特别区委改为县委，刘寅生担任了县委书记。

    毛泽东、何挺颖随即与刘寅生商量，决定召开一个军民参加的诉苦大会，进一步发动群众。

    在中村圩头召开的军民诉苦大会，有300余人参加。

    毛泽东在会上以通俗的语言，讲了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的道理，号召贫苦农民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的话打动了与会者的心，一些贫苦农民按捺不住愤怒的心情，当即走上台去，诉说了他们祖祖辈辈受剥削受压迫的血泪史。一时间，群情激奋，“向地主阶级讨还血债”、“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大会根据群众的要求，当场处死了两名罪大恶极的大土豪。

    土豪劣绅的威风被打了下去，贫苦群众的情绪提了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就成了贫苦农民的要求。

    当时在酃县县委工作的周里回忆道：“当时分田地的办法是很简单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旗帜鲜明，口号响亮，很快就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去土豪家挑谷子，开始有的群众不敢去，怕土豪劣绅报复，我们便宣传土豪少，工农群众多，力量大，我们又有部队，只要团结起来，一定能打倒他们。你不打倒他，他就会剥削压迫劳动人民，我们就永远不得翻身。土豪的谷子是我们辛辛苦苦种出来的，是我们劳动的果实，他们是不劳动的寄生虫。经我们宣传后，农民群众便纷纷起来去挑土豪地主的谷子。接着，我们又宣传，土豪的土地并不是他们的，也是我们祖辈辛苦劳动开垦起来的，他们买田买地的钱，也是受租放利雇工剥削或高利贷剥削而来的。地主的土地应归还劳动人民，并同时批判了‘富贵由天’‘生死由命’的天命论，破除迷信等等，于是农民又纷纷起来分田地。”

    田地如何分，当时没有经验，只确定了一个基本的政策，就是按人口平均分配，群众称之为“平田”。

    为了使分田顺利进行，毛泽东、何挺颖与刘寅生等县委的同志一起专门作了研究，并决定派出一批军队干部具体组织实施分田。

    分田采取了插牌的方式，按人口平均分配好村里的土地之后，即到田间去实地丈量，然后将写好某人名字的木牌或竹牌插在量好的地头，分田即算完成。

    是为“插牌分田”。

    在插牌分田时，毛泽东就像普通战士一样，为农民丈量土地，为分得了土地的人书写和插下分田的牌子。

    3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到了湖南桂东县的沙田村。在这里，同样搞了一次“插牌分田”。

    中村和沙田的插牌分田，是毛泽东在创建革命根据地时进行土地革命的初步尝试，由于当时没有稳固的政权和坚强的地方武装，只有当部队一来，红色政权就有一阵子；而部队一走，反动军队又来了，实行白色恐怖，红色政权又没有了，所以，分田也就算白分了。可见，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的密不可分。

    虽然如此，中村和沙田的插牌分田毕竟狠狠打击了地主豪绅和封建势力，显示了革命的威力，同时也为根据地以后开展土地革命积累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