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里,周恩来和毛泽东一起参加了由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专门讨论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
5月2日,三人团以朱德的名义,为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的部署,电令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
电报说,据调查,会理只刘文辉部三百余人。昆明通会理道路除走元谋、龙街大道渡江外,另有两条经商路:一经腮坝、猴街、卡子塘、马鹿塘、大松树到洪门口渡江(腮坝到洪门口约二百九十里);一条经小仓街、龙海塘、石板河、皎西到皎平渡渡江。洪门口、皎平渡有渡船各二,每船可容二十余人或马六七匹。河窄处十余丈,流急。宽处三十余丈,流缓,有架桥可能。西岸山陡无竹,但南岸有木头可作木排。万一架桥不成,可漕渡。洪门口下游之白滩、小倮及左上游纳平、鲁车均有渡船。
我军的行动部署:1军团决经武定、元谋由龙街渡江,并引敌人向西,军委纵队以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及工兵,带29分队赶于4号上午到皎平渡架桥,并侦察其上游各渡河点。13团应经老务营,江边渡普渡河,转入通马鹿塘道上,亦限四号上午赶到洪门口架桥,侦察其下游各渡河点,并与刘参谋长密切取联络,每日至少两次电告架桥情形。3军团主力随13团后前进,其后卫团在可郎之敌向5军团尾追时,加紧左侧后警戒。
在此之前,针对蒋军集中70个团以上兵力追击,红军在云南不可能机动作战,而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已决定红军“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南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为此,三人团派刘伯承率干部团直奔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亲自到干部团了解情况,并作渡江布置。同时,红1军团夺取龙街,红3军团占领洪门渡。
5月3日,刘伯承、陈赓率领干部团抢占金沙江皎平渡。次日,周恩来过江,与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红1、3、5军团在9日前全部渡过金沙江。与此同时,红9军团在云南巧家过江。至此,中央红军终于摆脱蒋军数十万兵马的围追堵截。
在红军渡金沙江的过程中,三人团以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在5月5日向全军提出北进会理消灭川军刘文辉部的任务。根据这一指示,红军渡过金沙江后,8日直逼会理城下。因攻城未克,在城郊进行休整、扩军、筹粮款。
蒋介石于10日由贵阳飞抵昆明,命令川军杨森、刘文辉扼守大渡河、西康,主力在富林;令薜岳、周浑元及滇军孙渡向金沙江边追击。
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铁厂村一个临时搭起的草棚里,洛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所提出的问题。这是继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又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因为在取消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新成立的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运作才两个月时间,内部就出现了分歧。所以,会议一开始,气氛就很紧张。
洛甫宣布开会后,请王稼祥先讲。王稼祥犹豫了一下,还是请洛甫先讲。洛甫作了开场白后,请与会者对林彪的信和红3军团的电报发表意见。
彭德怀首先发言。他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他说林彪在给中央写信之前,曾和他交换看法,对林彪提出的观点,他也有同感。对林彪提议由他来负责战场指挥,他认为这样的提法不妥。
毛泽东盯着彭德怀说:“林彪的信是你老彭鼓动写的吧?”
彭德怀瞪了瞪眼,说:“你这不是冤枉人吗?林彪同志在这里,你问他,是我鼓动他写的吗?”
林彪板着脸,望了望毛泽东,说:“我只是在写信时与德怀同志交换意见。”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没有你老彭定的调子,林彪怎么会吹这喇叭?……”
彭德怀又两眼一瞪,说:“难道我老彭连跟林彪同志交换意见的权力都没有了吗!”
林彪附和着彭德怀的话说:“我就是对战略战术有看法。光跟敌人转圈子,不打仗,连进攻打鼓新场那样好的战机都放弃了,还有什么仗我们能打的呢?”
毛泽东一听林彪提起进攻打彭新场那摊事,气就冒上来了。他指着林彪说:“这事我说过多次,打地方军阀就算打赢了也是消耗战,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我们的心腹之患是蒋军主力,打下他们才能长士气,扭转战局。”
林彪用讥讽的语气说:“那鲁班场一战呢,我们损失那么大,扭转战局了吗?”
毛泽东瞪了瞪林彪,还是忍住气说:“鲁班场一战之后,周浑元龟缩在工事里,不敢追击了,这是事实吧?”
林彪说:“周浑元是不敢追击我们了,而我们却不断地跑。我们就这样避开敌人,一天到晚都在跑。再这样转圈圈下去,不把部队拖垮了才怪啊!”
王稼祥对彭德怀和林彪点了点头,说:“我们的战略战术是应该改变一下了。不能再走这么多路,也不该光转圈子不打仗。这样下去部队果真是吃不消啊!”
见王稼祥公开支持林彪、彭德怀他们的观点,毛泽东将烟蒂往地上一摔,站起来大声向大家陈述自己的主张。他一再强调,现在不是在跟数十万强敌决战,而是千方百计摆脱他们的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不采取运动战,不多转圈子多跑动,怎么能甩掉敌人?当然,多跑动也有损失。但这是值得的,这种损失跟盲目进攻强敌所造成的损失比,那是小得多了。部队现在具备进攻敌人的条件吗?反过来说,部队多运动,迷惑敌人,一方面是为了摆脱他们,一方面就是为了创造条件,寻找战机,有把握地攻击他们。
王稼祥摇了摇头,反驳毛泽东的话说:“采取运动战摆脱敌人,这个策略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老是运动而不战,这样既造成大量减员,又不见得对敌人构成什么威胁,部队怨声载道,情绪低落得很,以后怎么能打好仗呢?”
毛泽东争辩说:“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就是对敌人的最大威胁!运动而不战怎么啦?只要我们一天不运动,就要陷入敌人的重重围困,就象陷入泥潭一样!我们现在多跑路是有好处的,多跑路才能摆脱敌人嘛。”
“我同意泽东同志的看法。”周恩来一发言,就表明了态度。“我们必须摆脱强于我们数十倍的敌人的围追堵截,做到这一点可能有多种办法,但从目前的情况看,除了多绕圈子与敌人周旋,我看不出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办法。”
大家望着周恩来,没有人出声。
周恩来接着说:“遵义会议后,泽东同志参加军事指挥,他在我们三人团中是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的。我认为泽东同志提出的避实就虚、声东击西的战略战术,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的这个战略战术,正因为有了泽东同志正确指挥,我们才能迷惑敌人,甩掉敌人,渡过金沙江。”
大家听着周恩来的发言,没有人插话。
周恩来望一望林彪和彭德怀,语气严肃地说:“中央成立新的三人团才两个月,中央是全权委托三人团指挥军事嘛,现在又提出要设立前敌指挥机构,我看没有必要。大敌当前,提出这种建议,是不严肃的,也是错误的。”
林彪脸膛赧红,垂头不语。彭德怀脸阴沉着,也不吭声。其他人互相张望了一下,也不说话。这时红军已渡过金沙江,跳出了蒋军的重兵包围圈,达到了预期目的,说明毛泽东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其军事指挥是正确的。林彪在这时候批评毛泽东的指挥方法,提出设立前敌指挥机构,以削弱三人团特别是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显然不合时宜。
洛甫见周恩来坚决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便改变了说话的口气,说:“这段时间,部队疲劳和掉队减员的确严重,但这是不得已的。正如泽东、恩来同志所说的,我们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强敌的围追堵截。看来,我们有不少的同志对这一点理解不够,对部队的宣传教育也不够,所以……”
“这实际上是一种右倾观念,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毛泽东截住洛甫的话,厉声地说。“你们口口声声说,光转圈子不打仗会把部队拖垮。我看你们的这些动摇情绪才会把部队拖垮!掉队减员就以为我们的策略错了,多跑路吃了苦头就想变换指挥组织,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什么?……”
彭德怀嘴撇了撇,不服气地说:“批评就批评嘛,给人家扣这么大的帽子干什么?”
林彪也恼怒地顶撞说:“这种粗暴的批评方式,我是不能接受的!”
洛甫见争论双方都分外眼红,赶紧解危说:“泽东同志,你的话也说得太过火了。批评可以,怎么能乱扣帽子呢?”
毛泽东也觉得自已一时气愤,有些冲动,说话是过火了。他狠吸着烟,不作声了。
“泽东同志的话是有点过火,但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周恩来望了望大家,那语气不容辩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段时间从中央领导层到部队基层,确实出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观念。与强敌周旋多走路,造成一些减员,下面产生了疲劳畏难情绪,发了一些牢骚怨言,作为指挥员就对前途失去信心,这是很危险的。不能光看到部队疲劳减员,更应该看到遵义会议以后,特别中新的三人团成立以后,指挥部队二攻遵义,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把数十万强敌甩在后面的这些战绩。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是正确的,这时候要求变换指挥组织,就是对这几个月来的战略战术的否定,也就打乱了中央的整个战略部署。
洛甫面露愧色,承认部队对光转圈子不打仗,疲劳减员情况严重,原先他也持批评的态度。听了毛泽东、周恩来的发言后,对这些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看来,毛泽东、周恩来两的意见是正确的。
王稼祥也指出,向中央汇报部队连续长途行军造成的疲劳情况,这一点当然应该引起重视。但这时候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这是错误的。这种想法,的确是右倾机会主义观念作崇,必须在部队中肃清。对草率地支持彭德怀、林彪等人的观点,他感到愧疚。
最后,洛甫批评林彪提出变换最高指挥组织的主张是错误的,同意毛泽东、周恩来的观点,加强内部团结,维护三人团的权威。
彭德怀也不再争辩了。其实,他有一肚子的委屈。毛泽东指责他鼓动林彪写信,以为他有权欲,想当红军的前敌总指挥,这明显地是冤枉他了。可他又想到,若这时候竭力争辩,事情只能越闹越大,不但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影响内部团结。“我老彭一向坦率直爽,光明磊落,这种事情时间一久就会自然明了的!”他在心里这样叨念着。
林彪的活动被批责为军事路线上的机会主义,有损于军事领导层团结。但他对大家提出的批评,尤其是对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批评,并没有心服口服。他一直认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军委领导人应该专门主持大计,战场指挥由彭德怀负责。可惜,他孤掌难鸣,连彭德怀都没有支持他要求变换指挥组织的观点。在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批评,洛甫、王稼祥改变初衷并表了态以后,由他挑起的这场风波实际上已经平息了。
会理会议还讨论了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进,越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会后,三人团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布训令,决定部队经冕宁过彝族区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