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下寺湾召开了。会议讨论了中央对外名义和组织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对外用中共西北中央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名义。在研究中央常委分工时，洛甫说建议由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工作。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且长期在军委实际负总责，应该由周恩来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同意王稼祥的意见，军委工作还是由周恩来主持，他当助手。周恩来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在军委工作中起主要作用，现在由他主持军委工作，应该说是众望所归。他要求大家不必为此问题争论了，由毛泽东当军委主席，他当助手。见周恩来态度坚决，王稼祥也同意了。会议最后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还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率红一军团南下与徐海东、程子华的第十五军团会合，以粉碎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在罗直镇战役取得胜利后不久，张国焘拍来了一封电报。张国焘在电文中说：“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已经以“中共临时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指令中共中央改为“党北方局”，“不得再冒用中央名义”，还要中央将“组织状况”报给他批准。
毛泽东看了张国焘的电报，摇了摇头，啼笑皆非地对周恩来说：“张国焘想没想到，他这个党的总书记和军委主席是自封的呢？”
周恩来说：“张国焘这回可是真的利令智昏了！他竟然把一般的常识都丢到一边去了。他这个‘中央’要是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承认，那就等于是开黑店！”
毛泽东说：“张国焘还算有点自知之明，没有直接封自已是正式的中央，而谦逊地退居‘临时’，是想等莫斯科批准再转为正式的吧！”
周恩来说：“他的确是有点自知之明。上个月他刚宣布开除我们的党籍，并下令通缉我们。现在突然来了个大转弯，叫我们把‘组织状况’报给他批准！”
毛泽东笑了笑，说：“他是有点抬举我们了！不过，他的这个转弯显然不够大。我们还得想办法叫他转更大的弯！”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是这样。越是到了这时候，我们争取他和四方面军的工作越要加强。”
毛泽东说：“原以为他拉走了几万人马，很可能狂妄自大走极端。现在看来，他还是有所顾虑的。”
周恩来讥诮一笑，说：“他也狂不了几天了。执迷不悟地南下，老蒋的枪炮马上就要把他轰醒了。”他的这个预言，很快就变成现实。
张国焘率部南下后，先是于当年的十月初取得了绥崇丹懋战役的胜利，攻克了懋功、丹巴两城及懋功属的绥靖、崇化、抚边、三屯和达维、日隆关等要镇，击溃川军杨森、刘文辉部六个旅，歼敌三千余人。张国焘因此而洋洋自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不顾部队反复过草地，疲惫不堪，减员很多的情况，又在当月二十日以“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要乘胜向天全、芦山、名山出动，取得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广大地区作为根据地，打开通往成都平原的道路。
这一战役开始后，刘湘为了阻止红军攻势，保护其对成都平原的占领，并为了把红军围困于川康边的荒野穷困地域，就急调他的主力王缵绪、唐式遵、范绍增等部和李家钰部，集结于名山及其以北地区。红军于十一月七日、十二日分别占领天全、芦山时，蒋军已经集中了八十余个团的兵力。但是张国焘仍要与占优势的蒋军在邛崃、大邑一带决战，令红军全力向名山、邛崃推进，于十一月十四日攻占名山县东北要镇百丈。百丈是一个重要隘口，位于雅安通成都的公路上，北倚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周围是一片起伏的丘陵和稻田，是蒋军碉堡封锁纵深配置的中心。
红军攻占了百丈后，接着打退了蒋军六个旅的反扑，沿着百丈通邛崃的大路攻击前进，相继占领了黑竹关、活安场、王店子等地，但攻势很快在蒋军的优势兵力的阻击下受挫。在强敌的猛烈反攻面前，红军虽英勇奋战，顽强抵抗，终因兵员减少，补给缺乏，不得不于十一月二十日撤出百丈地区。这次战斗红军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自已也伤亡近万人，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这时南下部队所占领的地区，宝兴是个小县，在懋功以南的大山出口处，从这里去天全、芦山是比较平坦的地区。在这里作战，不但面对着装备较好的蒋军，而且蒋军的飞机也可以发挥较大的威力。蒋军在这一带已经构筑起碉堡线，也阻遏了红军的前进。这是当时的红军火力所无法加以摧毁的。蒋军薜岳、周浑元部集结到了红军的正面，以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方法向北进逼。加上，这一带是藏民地区，粮食供应不足，买收军粮引起藏民反感。藏民不仅阻拦军队外来，尤其不愿外来军队取得他们尚嫌不足的粮食。
红军一驻扎久了，就会与藏民发生争粮情况，并由此而引发武装冲突。时值隆冬，部队物资匮乏，连过冬的棉衣都无着落，战士们把树上棕毛撕下来絮在单衣里御寒，把未经熟制的牛羊皮做背心穿；饥饿难忍，只能以野菜充饥。这时，张国焘又打算西出青海。但一经探路，从那里到青海路途遥远，渺无人烟，绝路一条。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又没有勇气承认南下失误，更不愿马上率部北上。
就在这时候，中共驻共产国际工运代表林育英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虽然与张国焘有过患难之交，但他听取了毛泽东、周恩来、洛甫等中央负责人的解释后，坚决地站在了中央一边。中央对张国焘的态度是，为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对于党内过去的争论可以等待共产国际或者党的“七大”解决，但在组织上对张国焘仍须积极团结，以免其自弃于党。林育英支持党中央的立场，并接受中央给予的任务，负责劝告张国焘接受中央的意见，率部北上同中央会合。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林育英以共产国际来人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指出“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他要求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林育英是衔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的，又是自己的老战友，也是采取了这种态度，张国焘内心震动很大。莫非自已真的是失道寡助？他的顽固立场开始动摇了。
同一天，洛甫又致电张国焘，说：“党内统一一致，才能挽救殖民地危险，才有利于中国革命”，关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争论，洛甫代表中央要求张国焘仿中共东北局例子，成立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这时，由中共中央直接联系的，已有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
张国焘收到林育英和洛甫的电报后，于一月二十七日复电，虽表示同意“应急谋党内统一”，却又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的恶根”。他仍坚持自已成立的“中央”，而不承认中央。他还说：“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
在原则问题上，中央是不会向张国焘让步的。二月三日，林育英致电张国焘，说：“陕南有大块苏区，四方面军第一步以向川陕、陕甘之处及陕南行动为宜。”十四日，林育英又和洛甫致电张国焘，说：“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三个方案：一是北上陕甘，二是就地发展，三是南下转战，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如何实行，由四方面军视敌情、地形条件而定。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都赞同第一方案。
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以靠近苏联，思想上有所转变。二月中旬，他以自己的“中央”发布《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前途和目前紧急任务决议大纲》，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区域是不利的，指出“我们目前的革命战略方针是在夺取西北地区，创立西北广大地区的抗日根据地”。但是，在三月十五日的团以上干部会议和四月一日的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上，他却继续攻击中央，吹嘘自已南下是“正确”的。他不是要去陕北与中央会合，而是到西北另创一个局面。
五月二十日，林育英和毛泽东、洛甫、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致电张国焘，提出“过去的分歧不必谈”，现在“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关于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中央表示可以“暂时采用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二十五日，再致电张国焘，劝告“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
三十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表示要“对一方面军暂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
六月二日，他在宣布解散另立的“中央”的同时，要求中央同时也解散，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时行使中央职权，新的中央组织待将来或党的七大选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