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周恩来和毛泽东、洛甫、博古等参加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形势及任务，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定建立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规定党的策略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确定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的方针，主张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决定红军东征山西，以便准备对日直接作战。会议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在政治上的关门主义和军事思想方面的错误。
次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讨论东征讨伐国民党阎锡山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敌情进行了分析，强调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周恩来就东征的新兵员补充财政、供给等问题作了报告。会议决定中央政治局随军行动，在陕北组织有周恩来、博古、邓发参加的中央局，周恩来为中央局书记，主持后方工作。十九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签署西北军事委员《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英勇的抗日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红军东渡黄河前后，为保证后方安全，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进一步对东北军开展抗日反蒋工作。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彭德怀等二十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实现这一主张，为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并提出关于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早在去年的九月底至十一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北消灭了国民党东北军三个师，并且生俘东北军第六百一十九团团长、张学良的得意门徒高福源。高福源被俘后，红军根据中央优待俘虏的政策，给他治伤，生活上加倍照顾，还经常给他讲红军北上抗日，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理。在红军政治思想工作的影响下，高福源主动要求放他回去，宣传红军抗日的主张，说服张学良和红军联合抗日。他向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谈了这个想法。李克农把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及时报告毛泽东、周恩来。中央军委两位最高首长即同意高福源的想法和请求。周恩来特意指示李克农，要高福源在苏区多住几天，多看看，多听听，回去之后多讲红军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离开瓦窑堡回到洛川后，向张学良及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面报了他这几个月在苏区听到的、见到的情况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张学良、王以哲对红军的抗日救国主张表示赞赏，要高福源赶回瓦窑堡，请红军派一位正式的代表与东北军谈判。十六日，高福源回到瓦窑堡，李克农带他去见毛泽东、周恩来，谈了张学良对红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回应。毛泽东、周恩来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洛川会见张学良、王以哲。
李克农一行临行前，周恩来再三叮嘱，说：“根据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军事情况，这次出去和东北军张学良谈判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会遇到一定的困难和危险，你们要有两方面的精神准备。力争谈成，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谈和。要努力做好团结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合作抗日的问题和经济通商问题。这次出去，任务很重，重大的问题要及时电报中央请示。”他还给李克农一行指定了通信联络工具，研究了携带隐蔽的方法。
从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四日，李克农与王以哲、张学良先后进行了两个阶段的谈判。第一阶段，达成口头协议：一，为巩固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共同抗日，确定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红军同意恢复六十七军在富县、甘泉、延安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三，延安、甘泉两城现驻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蔬菜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四，红军同意在甘肃被围东北军两个营换防；五，恢复红白通商，往来苏区和白区的办货人员均穿便衣，红军与六十七军有保护之责。第二阶段达成的口头协议是：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中共派一位全权代表，最好在毛泽东、周恩来中推出一位，与张学良再一次商谈；二，红军代表经新疆去苏联的问题由张学良负责和盛世才交涉；三，中共派一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以灰色名义掩护。
李克农一行于三月七日离开洛川，北上经延长、河口过黄河，十六日到达石楼，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与张学良、王以哲谈判情况。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周恩来等认为，张学良的态度是诚恳的，与他做进一步的谈判，对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重要。会上作出决定，派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延安与张学良谈判。本来约定谈判于四月初举行，因张学良患喉疾，推迟到四月八日。
四月七日清晨，天下着大雪，周恩来和李克农带着电台、警卫部队从瓦窑堡出发。到了川口附近，天又下起大雨，他们的电台与东北军联系不上。后来中央在石楼的电台与东北军联系上了，才得知因气候的缘故，谈判推迟到九日举行。
九日上午，睛空万里。张学良、王以哲和中共联络员刘鼎乘飞机由洛川飞往延安。下午六点多钟，张学良派专人到川口来接周恩来一行。这时，周恩来和李克农换上便装，在张学良卫队护送下进延安城。警卫部队则按周恩来事先布置，控制延安机场，在谈判期间任何飞机不得起飞。
谈判地点在城里的教堂。周恩来刚走到门口，张学良就迎上来，紧握住周恩来的手不放，激动地说：“周先生，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我早就认识你了！”
“我也早就认识你了！”周恩来一手拍了拍张学良的肩膀。“我的少年、青年时代是在东北度过的，跟少帅也算是半个老乡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啊！”
“我没有脸见你这个老乡啊！”张学良脸上泛起哀愁的神情。“我是东北军将领，当日本兵打进自己的家乡时，我却把部队带到这来……”
“在全国同胞面前，你还背着一个‘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周恩来眉头一锁，对张学良肃然道。
“是的，所以我感到非常惭愧！”张学良低垂下头，愧怍地说。
“少帅知道为此而惭愧，悔悟还来得及。”周恩来紧紧地握了握张学良的手，真诚地说。“给少帅雪洗‘不抵抗将军’骂名的机会，现在来到了！”
张学良两眼噙着泪花，凝望着周恩来，感激地说：“这个机会，是周先生给我的！……”
“不。”周恩来打断张学良的话说，“应该说是全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愿望给你的！”
接下来，双方针对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有关问题进行开诚布公、推心置腹地交谈。谈判进行了一个通宵，到次日凌晨四点才结束。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一，中共赴莫斯科代表由新疆到苏联，东北军的代表由欧洲去苏联。二，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三，在张学良没有公开表示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介石的命令进占苏区，六十七军准备开到延安以北一带来。四，双方互派代表常驻。五，张学良认为红军主力在山西恐难立足，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靠外蒙。如红军坚决东进，张可通知东北军万福麟部不加阻挠。六，互相通商。普通办货由红军设店自购，军用品由东北军代购。
张学良对谈判十分满意，拿出自己的积蓄两万块光洋和二十万法币，资助红军作为抗日经费。另外，张学良还把《申报》六十年纪念印制的大地图赠送给周恩来。这本大地图是当时中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高等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当时红军仅有两本，另一本是申伯纯送的。这可算是一份珍贵的厚礼！
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汉卿先生：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惟别后事变益亟，所得情报，蒋氏出兵山西原为接受广田三原则之具体步骤，而日帝更进一步要求中、日、‘满’实行军事协定，同时复以分裂中国与倒蒋为要挟。蒋氏受此挟持，屈服难免，其两次抗议蒙苏协定尤见端倪。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敝军在晋，日有进展，眷念河西，颇以与贵军互消抗日实力为憾。及告以是乃受日帝与蒋氏之目前压迫所致，则又益增其敌忾，决心扫此两军间合作之障碍。先生闻之得毋具有同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率直之处，诸维鉴察。”通过与张学良的谈判，周恩来进一步了解到国民党方面的情况，对党中央确定新的对蒋政策极为有利。回到瓦窑堡后，周恩来一方面将谈判情况向正在前线指挥红军东征作战的毛泽东通报，一方面与在后方的中央负责人进行了研究。
四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宣言”中说：“在全中国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向全中国各党派郑重宣言：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不相同的主张与信仰，不管我们相互间过去有着怎样的冲突与斗争，然而我们都是大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都是中国人，抗日救国是我们的共同要求。为抗日救国而大家联合起来，为抗日救国而共赴国难，是所有我们中国人的神圣的义务！”“宣言”以至诚的态度向全中国各党各派提议：创立抗日的人民阵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盗匪们的长驱直入，以反对汉奸卖国贼丧心病狂的无耻行为”，“宣言”中并提出了共同行动纲领六条和派代表具体进行协商的办法。这一“宣言”中所说的各党各派，已开始把国民党包括在内。
红军东征回师，于五月五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指出：“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这次通电标志着中共中央和红军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方针。
在做张学良统战工作的同时，为打通与国民党高层的联络，五月十五日周恩来给他的老师、著名教育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写信。信中说：“不亲先生教益，垂念载矣。曾闻师言，中国不患有共产党，而患假共产党。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为共产党之证，未曾以假共产党之行败师训也。去岁末，复闻先生于一二八事变后，曾拟挺身入江西苏区，主停内战，一致对外。惜当时未得见先生，而先生亦未得见苏维埃与红军历次抗日宣言。向使当时果来苏区，红军北上抗日之路，或可早开，又何致直至去岁始得迂回曲折，以先锋军转入陕甘！红军二万五千里十一省之长征，在事为难能，在红军抗日之意更可大白于天下。而战胜声威，为抗日保存活力，或亦先生所乐闻欤？今国难日亟，华北垂危。红军不能忍华北五省拱手让人，已于十一月出师东向，力争对日作战，并一再宣战，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愿为先驱，集中河北。不图山西阎氏阻挡于前，蒋复出兵于后，反使中国军队，同室操戈，为暴日清扫道路，是实现广田三原则中日‘满’共同防共之要旨，而非中国民族之利也。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以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国。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府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先生负华北重望，如蒙赞同，请一言为天下先。想见从者如云，先生昔日之志，将得现于今日也。事急矣！东进匪遥，率直进言，幸赐明教。”
蒋介石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基本意图没有多大改变。在进行国共联络的同时，他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和对苏区的封锁及“围剿”。但是，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侵入，全国抗日热潮日渐高涨，国民党内部的斗争也越来越激烈。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号，发动了“两广事件”。一场内讧使蒋介石顾此失彼，为了全力解决“两广事件”，他不得不对西北采取缓和政策，开始考虑国共谈判事宜。在他授意下，国民党CC派头子陈立夫把与中共谈判的工作交由其亲信、时任铁道部政务次长的曾养甫和谌小岑主办。谌小岑与曾养甫是天津北洋大学同学，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觉悟社成员，与周恩来、邓颖超相识。陈立夫向他们俩口授了谈判的四个条件：㈠欢迎共方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㈡共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㈢共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供中央采择；㈣共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谌小岑将这四项条件转交负责联络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保持密切联系的吕振羽和受周恩来指派负责与曾养甫联络的张子华。
五月中旬，张子华到达陕北，向周恩来转交了国民党谈判的四个条件。周恩来对国民党的转变表示欢迎，并做出积极回应，给谌小岑写信，邀请曾养甫、谌小岑到陕北来共商国共合作大计。八月，潘汉年回到陕北保安，向周恩来汇报了他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代表张冲会谈的情况。潘汉年是在去年长征途中红军二占遵义后，由中央派往白区，同年夏和陈云、陈潭秋等一起离开上海到莫斯科。年底，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调整对苏联外交的需要，委托其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奉中共驻国产国际代表团之命，潘汉年离开莫斯科，途经香港，于七月到南京、上海，同国民党代表张冲谈判。
这个张冲，就是一九三二年初在上海炮制“伍豪脱离共党事件”的主谋。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四年前他千方百计地要抓捕周恩来，并在抓捕计划落空后采取诬陷手段企图使周恩来身败名裂。如今，作为国民党的谈判代表，他不得不准备与周恩来打交道了。至于在以后漫长的谈判过程中，两人化敌为友，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那是另一部著作要叙述的故事了。
当时，对与中共谈判持积极态度的曾养甫，在调任广州市长后，决定由武汉电台和陕北建立联系。张子华带着和国民党电台联系的密码到陕北，并交了曾养甫希望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书信。周恩来对这个情况很重视，与中央其他负责人研究后，决定约国民党的代表到陕北来谈判。八月三十一日，周恩来给曾养甫写信。信写道：“黄兄（张子华）带回手札，陈述盛意，此间同志极引为幸。国难危急如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复得兄出而襄赞，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苏区四周，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土，则弟等愿负全责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之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但弟身外出安全，须贵方代为策划。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之密码，至呼号波长一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期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
九月一日，周恩来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写信。信写道：“果夫、立夫两先生：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所主持。呼高应远，想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夕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两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所以保中国。敝方现特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亡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临颖神驰，伫待回敬。”
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再致信陈氏兄弟。信写道：“果夫、立夫两先生：前由黄君（张子华）奉陈一书，想已入览。关于双方负责代表具体谈判事，迄今未得复示，不胜系念。日寇图我益急，弟方停战要求已至再三。乃蒋先生于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犹抽调胡军入陕，阻我二、四方面军北上抗日，岂停止内战可以施之于西南，独不可施之西北耶？窃以内战不停，一切抗日准备无从谈起。养甫先生曾数数以书信往还，弟方更屡次竭诚相告，而蒋先生迁延不决，敌对之势非但未变，且更加甚。此徒长寇焰，丝毫无益于国难之挽救者也。两先生为贵方党国中坚，领导党议。倘能力促蒋先生停止内战，早开谈判，俾得实现两党合作，共御强敌，则两党之幸，亦国家之幸也。现为促事速成，特委潘汉年同志前来详申弟方诚意，并商双方负责代表谈判之地点与时间（汉同志是联络代表，他不负任何谈判责任），到时希赐接洽。临颖匆匆，不尽欲言。”
同日，周恩来致信蒋介石。信写道：“介石先生：自先生揭橥反共以来，为正义与先生抗争者也已十年。先生亦以清党‘剿共’劳瘁有加，然劳瘁之代价所付几何？日本大盗已攫去我半壁山河，今且升堂入室，民族浩劫高压于四万万人之身矣！近者，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惟对进攻红军犹不肯立即停止，岂苏维埃红军之屡次宣言、全国舆论之迫切呼吁，先生犹可作为未闻耶？先生须知，共产党今日所求者，唯在停止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与真正发动抗日战争。内战果能停止，抗战果能实行，抗日自由果能实现，则苏维埃与红军誓将实践其自已宣言，统一于全国抗日政府指挥之下，为驱逐日寇而奋斗到底。先生素以继承孙中山先生革命传统为职志者，十年秉政，已示国人对外妥协对内征服之失策。现大难当前，国人抗日之心甚于‘五卅’，渴望各党合作之忱甚于民国十三年改组，先生其亦有志于回到孙先生革命的三大政策这传统而重谋国共合作乎？当先生实行孙先生革命政策时，全国群众闻风景从，先生以之创黄埔，练党军，统一两广，出师北伐，直抵武汉。及先生背弃孙先生遗教，分裂两党统一战线后，则众叛亲离，内乱不已，继之以‘九一八’，五年外患，国几不国。
“先生抚今追昔，其亦有感于内战之不可再长而抗日之不容再缓乎？苏维埃与红军为此呼吁，至再至三，但仍不得先生之坚决同意。前者东向抗日被阻于晋，今者全国主力红军集中西北，目的更全在抗日，乃先生又复增兵相逼。先生岂竟忘日寇已陈兵绥东，跃跃欲动，即欲变西北为殖民地耶？来敢正告先生：红军非不能与先生周旋者，十年战绩，早已昭示国人。特以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若先生以十年仇隙，不易言欢，停战议和，未可骤信，则先生不妨商定停战地区，邀请国内救国团体各界代表监视停战，必知红军力守信誓，只愿在抗日战争中担任一定防线，以其全力献之于民族解放，他则一无所求也。先生其亦有意于一新此民族壁垒而首先在西北实现乎？天下汹汹，为先生一人。先生如决心变更自已政策，则苏维埃与红军准备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先生协定抗日大计。此共产党、红军确定之政策，将千百回折以赴，不达目的不止者也。先生为国民党及南京政府最高领袖，统率全国最多之军队。使抗日无先生，将令日寇之侵略易于实现，此汉奸及亲日派分子所企祷者。先生与国民党之大多数，决不应堕其术中。全国人民及各界抗日团体尝数数以抗日要求先生。先生统率之军队及党政中之抗日分子，亦尝以抗日领袖期诸先生。共产党与红军则亟望先生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愿先生变为民族英雄，而不愿先生为民族罪人。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将何以自处耶？”
九月二十三日，周恩来给国民党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胡宗南写信。信中写道：“宗南同学：前由沪上转致一函，不知能达左右否？兄十年‘剿共’，南北奔驰。今番转师南下，兵不血刃，不可谓非蒋先生接受国内停止内战之一致要求为国家保此元气也。今闻兄已奉命来陕，重整师干，向红军进攻。在蒋先生或以为红军非易与者，非以重兵压境不能逼使就范。但兄不能无视过去战况。远者不论，松潘之役，兄固控制战略要点矣，且更借自然屏障，企图困我于蛮山草地，然包座之战竟不能阻我长驱。今者形殊势异，我三个方面军已联成一气，所求者又在北上抗日。兄率孤军深入，匪特名不正言不顺，即以势言也不利。且兄更不能无视日寇侵入西北之急，相凋则徒损国力，相持则坐使日寇收渔人之利。
“西北再失，则同陷浩劫，同为奴隶，尚何胜负可言！故红军非不敢言战者，更非压迫所能就范者，要以国脉垂危，诚不欲斫伤过甚，是以不惮再四呼吁，祈求停战御侮。现特再以共产党致国民党公函附陈省览，希加审察。吾侪均为有民族血性者，又同与于大革命之役，虽中经乖异，但今当大难，应一切以救亡为前提，共矢御侮真诚，吾兄其有意乎？夙闻黄埔同学中，颇不乏趋向于联俄联共以救国难者，蒋先生亦曾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为言，兄果能力持大义为同学先，则转瞬之间，西北得救，合作告成，议于蒋先生，一面按兵待命，犹愈于拼命屠杀为国人笑。此为国家留元气，为抗战保实力，不仅民族之幸，抑亦兄与蒋先生之所福也。倘愿遣使相商，尤所盼祷。”
九月二十四日，潘汉年奉周恩来之命离开保安，赴上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他身上除了带着《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和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信外，还带着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草案共八条，最重要的是前五条，即：㈠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㈡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证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㈢必要步骤：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动；二、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屯驻地区，供给军费、粮食和一切军用品，不得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三、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不再破坏共产党之组织与不再逮捕共产党人员，共产党停止以武力推翻现政府；四、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五、建立统一的全国军事指挥机关，红军派人参加，中国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领导地位；六、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㈣两党各派出同数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㈤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不久，张子华回到陕北，这回同时带来两样东西，一是曾养甫邀请周恩来到广州谈判的信件，二是给周恩来准备的护照。十月八日，中央表示，为了推动南京政府抗日，周恩来可以飞广州谈判，但先决条件是国民党不再做丧失领土主权的事，不再进攻红军，必须在行动上确是停止内战，准备抗日。
这时候，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件”之后，即腾出手来处理西北问题。他调兵遣将，大军云集西安，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并解决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问题。原来，先前与中共接触谈判，不过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早在向陈立夫布置谈判时，他就制定了对中共的方针：“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来解决。”现在，他认为消灭红军的时机已到，便亲赴西安部署指挥对红军的“围剿”，并扬言“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在此种情况下，国共高层人员的谈判计划搁浅。十月十四日，中央决定周恩来暂不出去，先由潘汉年与国民党代表进行初步谈判。十月二十一日，周恩来将此决通通知正在西安的张子华，要他电告曾养甫、陈立夫。
尽管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大举“围剿”苏区，使国共高层谈判未能如期举行，但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双方增进了了解，并保持了密切联系。这一切，为不久后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具有历史深远而重要意义的“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