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并亲自指挥这次“围剿”。他调集重兵，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步步推进，持久作战。

    这时的中央苏区，经过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扩大到8万多人，群众武装也有了很大发展，从敌我兵力对比上看，与前几次反“围剿”相差不多，如果按照正确的战略和军事原则，打破“围剿”取得胜利是有可能的。

    但这时，中共临时中央推行了一套错误的战略和军事原则。1933年6月13日，临时中央发出了对今后作战计划的指示。这个作战计划是共产国际驻中共军事总顾问弗雷德·施特恩在上海拟定的。指示中批评红一方面军前段军事行动的“弱点”在于“主力集中于一个单独的作战单位，即方面军，这就不能从各方面配合作战”。为了在闽、赣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指示要求“从方面军调出若干部队”“进行分离的作战”。

    后来，毛泽东曾把这叫作“两个拳头打人”，指出这是错误的。

    1933年9月25日，敌人北路军的3个师向中央苏区的黎川发动进攻，开始了第五次“围剿”。中共临时中央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毛泽东后来说：“第五次‘围剿’，敌以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前进，首先占领了黎川。我部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敌之巩固阵地兼是白区之硝石。一战不胜，又打其东南之资溪桥，也是敌之巩固阵地和白区，又不胜。尔后辗转寻战于敌之主力和堡垒之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周恩来是主张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他在1933年4月写过一篇名为《论敌人的要塞》的文章，登载在《红色战场汇刊》上，文中说：“就一般说来，我们应先消灭敌的野战军再攻取其要塞。”他又在5月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总而言之，我们要用少数的兵力放在次等方向，去抓住多数的敌军，以便抽出多数的兵力，在主要的突击方向，有把握的去消灭敌军。”红军比起敌军来，总体上并不占优势，但是“在决战方向集中优势的兵力和兵器”，而被抽出兵力的方向就成为对优势敌军的钳制方向，这是红军在运动战中行之有效的战术原则，也即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的战术。这在周恩来的思想上是一贯的，即便到了1934年春，中央对军事领导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周恩来和朱德等在给方志敏的电报中，仍然指出：你们应“集中和扩大红10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进攻部队”，“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

    但是，在后方的中央领导无视周恩来等的不同意见与过去作战的宝贵经验，一再命令红军插到敌人堡垒地域间隙中去消灭敌人，甚至说什么“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周恩来、朱德都是组织纪律性很强的领导人，只好遵照执行中央的命令。从1933年9月下旬到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就是依照临时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在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连续作战近两个月，结果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自己反而遭受到很大的损失。

    1933年9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又名华夫）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他在博古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中革军委的领导权。12月20日，李德以统一前后方指挥为名，建议并经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的名义和组织，将原“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人中革军委机关。以后就由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中央苏区的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作战，实际上就是由博古、李德直接指挥军队。

    1934年1月4日，周恩来和朱德离开前方，回到瑞金。

    4月10日，敌人集中11个师进攻中央苏区的重要城池广昌，并编成河西、河东两个纵队，沿抚河东西两岸交替筑碉前进。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减损很多以及敌军装备精良、军力强大的情况，急忙抽调红1军团、红3军团、红5军团、红13师、红9军团、红23师，共9个师的兵力，在广昌及其以北地区同敌人“决战”，提出了“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等错误口号。广昌保卫战开始后，战斗非常激烈，历时18天。红军虽然重创了敌军，但是自己也伤亡了50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干部伤亡数也很大，有一个团，连级干部只剩下一个人。这一仗不但没有保住广昌，还丢掉了建宁。27日晚，红军撤出广昌，向广昌以西以南转移。这是一次与敌军拼消耗的阵地战，给红军以后的作战，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广昌之战失败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在瑞金开会，讨论中央红军是否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问题，讨论结果决定红军主力准备转移。这次会的时间大概在1934年5月。会后，将这个决定报告给共产国际，共产国际表示同意。从决定转移到出发，中共中央书记处开过四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成立“三人团”，“由三人团处理一切”。周恩来说过：后来的实际情况是“三入团”主要管军事，而且是形式上的，实际仍是政治上博古作主，军事上李德作主。例如中央红军转移时党政领导干部谁走谁留下这样的大事，就没有在“三人团”讨论，完全是博古决定，并未告知周恩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撤离中央苏区，但是主管军事的李德却不积极作撤离的准备，仍然是硬打硬拼。7月上旬国民党军以31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开始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全面进攻。李德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错误方针，继续同占优势的国民党军拼消耗，说什么“以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8月5日，国民党军集中9个师向驿前以北地区发动进攻。红军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构筑阵地固守。在6日的高虎脑、半桥防御战和13日的万年亭防御战中，红军击退国民党军的多次集团冲锋，使蒋介石的精锐第89师丧失战斗力退出战斗，但自身也伤亡很大，不得不于27日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其余各路敌军均向中央苏区中心推进，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已经只有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联成的一块狭长地区了。只是到此时，红军才真正准备出发，向新的地区转移。

    8月18日，周恩来在《红星报》上发表《新的形势与新的胜利》。文章说：在六七两月，敌人经过了重新部署兵力和修补马路碉堡，7月的下半月便进行了大举进攻的新的步聚。进攻的主要路线是以三个纵队兵力，向驿前方向进攻，企图占石城。配合进攻的有由连城方向攻汀州，西北线五个师以上兵力攻兴国；南线逼粤敌以主力进攻会昌。文章提出：苏区的形势险恶，红一方面军要时刻准备着全部出动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文章实际上暗示了要准备转移。

    当时苏区南线的“围剿”军是粤军陈济棠的部队，他们对“围剿”很消极，对红军打打停停，占领筠门岭后就没有再前进。历史上陈济棠曾经通电反蒋，他担心蒋介石打败红军后会从福建方面抄粤军的老家，因而想与红军和谈。陈济棠派了一个认识周恩来的人秘密到瑞金，给周恩来送来一封信，说准备派少将参谋长杨幼敏和黄质文、黄旭初三人为谈判代表团，希望我们派粤赣省军区司令员何长工为总代表，进行谈判。周恩来找何长工谈话，要何长工任总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谈判。周恩来说：“长工，如果我用电报通知你，说你喂的鸽子飞了，你就赶快回来，我会派一名干部在会昌等你。”

    何长工遵照周恩来的指示，穿着西装，戴上草帽和墨镜，坐着四人抬的大轿，带了一个骑兵连，前去谈判。到筠门岭敌军前哨时，敌军连长对部下说：“这是总司令请来的客人。”何长工同杨幼敏等在离筠门岭约40里的一座洋楼中谈判，他们对何长工说：“何司令，不打了，两家和着算了。打败了你们，我们捞不到什么，你们打败了我们，最多也只能到广东吃几根甘蔗。”经过三天三夜的谈判，双方达成五项协议：一、同意停战，取消敌对局面。二、解除封锁，互相通商。三、互通情报，设有线电话。四、红军可以在粤北设后方医院。五、可以互相借道，双方在现战线后退20华里。

    这时，何长工接到周恩来的电报说：“你喂的鸽子飞了。”杨幼敏得知后问：“你们是不是远走高飞？”何长工答：“不是，这是说我们和谈成功了，和平鸽子飞上天了，表示祝贺。”陈济棠派了一个骑兵连护送何长工回苏区。何长工到会昌后，周恩来派人送来一封信，说在于都等他。何长工连夜到于都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说：“这次谈判谈得很好，不过我们不能这样做了，我们要行动。别的职务暂时没有，请你到教导师当政委。”

    这时，各路红军都集结在于都河（贡水）北岸。要离开苏区出征，必须渡过于都河，就要在河上架桥。于都河宽六百多米，水深1～3米，河底为沙石。为了架桥，周恩来已在于都住了20多天，亲自指示征集器材。为了避免暴露，架桥作业在每天下午5时到次日晨7时之间进行。10月14日，周恩来到作业现场视察。10月16日，渡河行动开始，连续几天，都是在下午6时到第二天晨7时之间进行。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红军总部已从瑞金出发，踏上征途。

    10月21日，出征的红军突破敌军的第一道封锁线。据守这一道封锁线的是粤军，由于谈判达成协议，红军向南突围时敌军实际是边打边撤，没有对红军堵截，所以红军在短时间内顺利通过了陈济棠的管区。之后的一个多月中，红军以“久困之师”，又连续突破敌军的第二、三、四道封锁线，打破了国民党中央军和粤军、湘军、桂军三四十万部队的围追堵截，冲出了重围，渡过了湘江。部队从西征开始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国民党判断中央红军将会到湘西同红2、6军团会合，就在湘南洪江、芷江，贵州松桃、铜仁、石阡一带集结了20万军队，设了四道防线。

    12月4～6日，红军翻越老山界。从这时起，中央领导层内发生了争论，主要是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红军应当采取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各个击破敌人的方针。并向周恩来提出：鉴于在去红2、6军团的道路上蒋介石已设置重兵，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省通道县城。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开会，讨论了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周恩来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向贵州进军的建议。但是，会后博古、李德仍旧坚持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

    15日，红军攻克黎平。18日，周恩来在这里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战略方针问题。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渡乌江北上。会议的《决定》指出：目前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已不可能，而且不适宜，“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会议决定到遵义后开会总结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黎平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有了黎平会议，才有遵义会议。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我决定采取毛泽东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这以后不久，停止了李德对于红军的指挥权。

    1935年1月2～6日，红军渡过乌江。1月7日，占领遵义。遵义是贵州北部的一个重镇，四周山峦起伏。它北通四川重庆，南是贵州省会贵阳，东有武陵山，西有大娄山，全城约有3万多人，交通方便，市面繁荣。红军西征尽管战斗艰苦，但仍是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周恩来是红军总政委，他在处理军事全局之外，仍十分强调政治工作。红军占领遵义后，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进遵义城的口号和八项注意》，周恩来亲自检查了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

    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会议鉴于情况已有变化，决定红军北渡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会议的第二项议题是清算“左”倾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突围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博古先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说红军失利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接着周恩来作这个问题的副报告。他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他主动地承担了责任，并批评了李德、博古的错误，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认为：军事领导的错误由李德、博古、周恩来三同志负责，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提出“必须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

    会议最后作出以下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取消三人团，撤销博古、李德对军事的领导。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是受党内委托在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

    聂荣臻说：周恩来“从长期的实践中，已经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见解是正确的，也赞成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他们两个人的态度对开好遵义会议起了关键的作用。”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确定向四川进军。当时选定的北上渡长江的地点是在重庆上游宜宾到泸州一线。1月19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周恩来和中央纵队离开遵义到泗渡。

    在遵义会议上，中央政治局被批评对军委领导非常不够，所以此时政治局每天讨论作战和行军路线，周恩来、朱德根据会上决定下达作战或行军命令，组织实施。

    红军的行动，使得蒋介石感到川南受威胁，于是急令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和川军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为总指挥驻泸州，集中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另一方面令龙云的滇军人黔，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调中央军上官云相部由豫、鄂人川至松坎，令周浑元部渡乌江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红军，吴奇伟部在贵阳待命。

    1月29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指挥红军西渡赤水河，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但这时川军潘文华部36个团已到赤水、古蔺、叙永一带防堵。红军避实就虚，进入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区。在进入扎西之前，途经四川、云南、贵州交界处的鸡呜三省村时，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博古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2月8日红军进驻扎西镇，在这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回师东渡赤水，重占遵义。2月20日左右，红军二渡赤水，24日占领桐梓，25日攻下娄山关，28日进入遵义，追击敌军直到乌江北岸。这一战役击溃黔军王家烈部8个团和吴奇伟部两个师，俘敌约3000人，缴枪千余，是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

    红军二渡赤水后，蒋介石亲自飞到重庆进行“督剿”，下令要围歼红军于乌江以西地区。

    面对这一形势，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和王稼祥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并且规定“各兵团一到集中地即受前敌司令部指挥，但第1、3军团后方部则受野战司令部指挥”。

    蒋介石指挥军队向遵义合围，红军则由遵义向西开进。3月10日，中共中央在苟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下一步军事行动，林彪、聂荣臻提出进攻打鼓新场（现金沙县）的建议，会上得到通过。周恩来后来回忆说：

    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会后，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我军不进攻新场的指令》，避免了红军一次重大损失，因为如果红军攻打新场，12日才能到达，届时滇军也将赶到和黔军会合，而且川军还可以侧击红军。10日晚，军委下令红军向平安寨、枫香坝、花苗田地域集中，寻求新的机动。

    这之后，鉴于作战需要集中和果断，召集那么多人来讨论容易误事，毛泽东提议还是成立一个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西渡赤水红军南下渡乌江前，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三入团，也即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为“团长”。

    遵义会议后的红军行动，同过去大不一样，忽东忽西，飘忽不定，避实击虚，攻城略地，蒋介石只好分散兵力，四面防堵。3月16日，红军又西渡赤水，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迅即调兵到川南防堵，不料红军突然又掉头东向，四渡赤水，从遵义、仁怀大道疾进南下。蒋介石急由重庆飞抵贵阳指挥堵截。3月31日红军南渡乌江，4月2日佯攻息烽，前锋逼近贵阳，蒋介石大为着急，急调滇军到贵州增援。红军派一部兵力东渡清水江，佯作东进湖南。蒋介石怕红军去与红2、6军团会合，急令中央军和湘军、黔军堵住红军不让其东出湖南。不料红军主力在贵阳城下虚晃一枪，即迅南下，乘云南兵力空虚，从4月10日起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今长顺）等县城，16-18日在贞丰县的白层渡过北盘江占领贞丰、安龙、兴仁等县，23日进入云南，随即占领平彝（今富源）、罗平。27日连克白水、曲靖、沾益、马龙，前锋逼近昆明。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赶紧调兵防卫昆明。红军趁金沙江两岸空虚，决定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军委派刘伯承率领干部团直去禄劝县皎平渡。周恩来亲自到干部团了解情况，作了布置。同时决定红1军团夺取龙街，红3军团前往洪门渡占领渡口。

    莫文骅曾经讲过抢渡金沙江的情况：

    4月29日那天，干部团前进到离天险金沙江280里的彝民地区，接到中革军委命令，要干部团“五一”夺取金沙江。30日，一天走了100里，半夜起来继续走，一天一夜走了180里，金沙江已映入眼帘，波涛汹涌如万马奔腾，真是“浩浩长江水，莽莽向东流”。队伍迅速接近河边，那里正横着两只小船，可以容30个人，于是先渡过去一排人。在河边上捉住了60多个国民党兵。两只小艇一日夜只能渡1300多人，于是又分头找船，结果弄来了6条船，撑船工人纷纷替红军撑船，使得红军渡河成功。干部团渡江到北岸后，接到命令占领离河岸20多里的通安，于是留一个连维持渡河秩序，其余攻向通安。经过交战，结果敌人伤亡遍地，被俘600多人，里边还有一个团长。这时方才得知通安敌人有两个团，内有副师长一人。通安战斗，开辟了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天险的道路。从数量上说，抢渡金沙江的先头部队只有80人左右，参加通安战斗的也不过400条枪。

    5月4日，周恩来渡江，同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一起指挥红1、3、5军团于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红9军团也在云南巧家过江。至此，红军终于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

    5月12日，周恩来参加在会理郊外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意见。

    24日，红军占领大渡河边上的石棉县安顺场。安顺场是大渡河边的一个渡口，这里同金沙江一样，架桥是不可能的。金沙江水流湍急，不可能坐船成直角渡江；在安顺场渡大渡河，船一定要顺水冲成斜角才能渡过，来回要一个小时才能渡一次，而当时只有一条船。渡河点河水波涛汹涌，对岸有敌军一个营据守，火力封锁。清朝同治二年四月，也就是阳历5月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几万人到达安顺场，渡河未成，全军覆没。蒋介石希望红军到这里后，成为“石达开第二”。

    红军到达安顺场后，就凭这一只木船，17个勇士在汹涌波涛中抢渡成功，攻占了对岸。26日下午，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赶到安顺场，看见大渡河水流太急，虽然此时已有四只小船，但一天只能渡一团多人，于是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聂荣臻、刘伯承率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循大渡河左岸；林彪率红1军团指挥部、红2师主力和红5军团循大渡河右岸，上溯300里，抢夺泸定桥。29日，红1军团第4团第1营第2连22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占领泸定桥，到6月2日，红军全部过河。

    强渡大渡河后，国民党在后面复占泸定桥。红军继续北上，在天全河击溃敌杨森部6个旅的堵截，7日占天全，8日占芦山，突破敌军的芦山、宝兴防线。接着，翻越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年稀薄，道路险峻的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县西北，懋功南面，茂州、理县西南，每天下午都大雪纷飞，山下是夏天，红军只穿一身单军衣，山上则是严冬，红军上山前既不可能补充衣服，也不可能发点酒，只由各连烧些辣椒开水每人喝一碗。许多红军战士牺牲了，永远留在了这里。

    6月12日，红1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夹金山，到达懋功（今小金）的达维，和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李先念部会师。16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等也翻过夹金山抵达维。达维是藏民区。在达维休息一天后，就到懋功，与在懋功的红四方面军第30军会合。晚上，开了红一、四方面军干部联欢会。

    红军在懋功，东边控制了由灌县进懋功的要道巴郎关，南边控制了由天全、宝兴进懋功的夹金山，抗击两面追来的川军。因而能够休息几天，进行整顿。16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说：“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指出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大渡河西岸和西康（当时的西康省，为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地区）“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因此，邛崃山脉区域，只能使用小部队活动，主力出此似非长策”。

    6月20日，周恩来和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致电张国焘，请“立即赶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但是张国焘推托不来。当时张国焘的口号，一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一是西进西康、青海、新疆。认为不同意他的这种主张就是右倾，就“应当严厉反对”。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6月26日在两河口开会。周恩来等离懋功到达两河口。

    6月25日，周恩来在两河口出席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并会见了张国焘。张国焘问周恩来，红一方面军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因张国焘也是中央负责人之一，当然实言相告说，大约还有3万人。张国焘听了以后，自恃红四方面军现在有8万兵力，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就立即变得强硬起来，并且说红四方面军准备西去。

    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县两河口开政治局会议，集中讨论这个问题。参加会议的有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刘伯承、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林彪、彭德怀、聂荣臻、张国焘、林伯渠、李富春，共16人。

    会议首先由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回顾了红一方面军撤离苏区以后的转战经过，围绕目前行动方针问题，论述了在松潘、理县、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一）川陕甘地域宽大，利于机动；松潘、理县、茂县地域虽大，但道路狭窄，利于敌人对我封锁，我却不易反攻。（二）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对两方面军扩红工作有利，而松、理、茂加抚边一带，人口只有20万。（三）松、理、茂一带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甚至粮食还不能自给，草原牛羊也有限，生活习惯也不适宜。另外，敌人尚在阻截、封锁我们，欲陷我于松、理、茂地区，倘我果真深陷于此，便没有了前途。因此，必须迅速前进，向东向南都不可能，应向岷山山脉（四川北部与甘肃相邻的大山脉）以北发展，争取这一地域。

    毛泽东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他提出五点意见：（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的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的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二）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根据地是靠进攻发展起来的。我们翻过山去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三）应看到哪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它。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四）集中兵力于松潘方向，如攻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就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6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朱德也发言同意周恩来的报告，说：背靠西北、面向东南这一总的战略方针应该决定下来。要迅速打出松潘，进占甘南，打败敌人，建立根据地。要调动敌军在野战中消灭之。

    会上，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都发言，一致同意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张国焘在会上也发了言，口头上也表示同意北上的战略方针，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最后，会议“全体通过周恩来的战略方针，政治部作训令；政治局写一个决定”。

    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部，夺取松潘并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红军能胜利地向甘肃前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都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可以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成为川陕甘苏区的一部。

    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情况是：蒋介石估计红军可能入西康、青海或者北上陕甘，同时也要防红军向东，所以集结了川军主力刘湘、孙震、李家钰等部约90个团兵力，固守江油、汶川一带；用胡宗南部27个团固守甘肃文县和四川松潘、平武、江油地区；用杨森、邓锡侯所部约50个团由宝兴、大川、牛头山向红军方面筑垒推进；用刘文辉、李抱冰约15个团在康定、丹巴、泸定地域筑垒并扼守大渡河。另外，用薛岳部向四川绵阳集中，郭勋祺部在新津集结，以策应岷江东岸。同时任于学忠为川陕甘“剿匪”总司令。这些部署，其意图就是阻止红军进入甘肃或东渡岷江，也防堵红军向南复渡大渡河，亦即利用川北的广大荒原，封锁和围困红军，使其灭亡。

    鉴于蒋介石的上述部署，红军为了不被困死，必须迅速北上，首先要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控制松潘以北和东北的通道，以利向北作战。6月28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关于进攻胡的战役部署》。29日，又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张国焘开始也表示“同意打松潘”，还说“松潘占后，平武、南坪就好打了”。但是，当胡宗南集中10个团以上的兵力于松潘时，张国焘却畏惧不前。29日，他违背中央决定，提出“一方面军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坝，以一部兵力向西发展；四方面军北打松潘，东扣岷江，南掠天（全）芦（山）灌（县）邛（崃）大（邑）名（山）”的四面出击的错误主张。由于张国焘的拖延和反对，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

    6月29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但是，张国焘并不满足，想攫取中共中央的更大权力。他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表示要“充实总司令部”，要任总政委。他鼓动一些人向中央要职务，如陈昌浩在7月中旬连续致电中央，表示“职意仍请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并要“给军委独断决行”的大权。为了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愿意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7月18日，中共中央常委会决定，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国焘尚未熟悉工作前暂由周恩来协助；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张国焘在会上提出要将红四方面军一批人增加为中共中央委员，会议没有同意。

    红军丧失了进攻松潘的有利时机后，必须另找途径迅速北上。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改为“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4～6日，中共中央在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当时政治局委员共有8人，张国焘要再增加四方面军干部9人为政治局委员，遭到会议拒绝。会议最后作出了增补3名正式中央委员、两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等组织决定，并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由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沙窝会议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分左右两路北上。右路军以红一方面军的红1、红3军（即原红1、3军团）和四方面军的红4、红30军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率领，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北进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左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红9、红31、红33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红5（即红5军团），红32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率领，以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向阿坝地区开进，到阿坝后东进到班佑同右路军靠拢，然后向甘南齐头并进。

    自从长征开始以来，周恩来一路上十分辛劳。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挂起地图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等情况汇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商定，然后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睡觉时往往将近黎明。遇有紧急情况时，常常彻夜不眠，白天又要同大家一起行军。由于粮食缺乏，他同大家一样吃野菜和青稞，终于积劳成疾，到8月上旬，连续几天一直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检查后确诊是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是在当时环境下无法消毒，不能开刀和穿刺，只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从高山上取来冰块冷敷在他的肝区上方。同时把因病编在休养连的邓颖超调来照料。周恩来睡在木板床上，一直昏迷不醒，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了点稻草，睡在一旁照看。靠着冰块局部冷冻，周恩来逐渐清醒过来，后来排出了半盆绿色的脓，烧慢慢退下来，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边。

    这时候，军情紧急。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常委的分工，决定毛泽东分工负责军事。20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因病没有参加。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再次强调北上创建根据地的方针，并指出红军到达夏洮流域后，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会上大家同意这个方针。

    8月21日，右路军开始北进过草地。草地一望无际，都是绒密的青草，气候恶劣，天天下雨，水流满坑遍野，有些地方三四十里水深及膝，犹如泽国。水呈淤黑色，发出阵阵腐臭气味，喝了立刻肚子发胀，甚至胀而致死。地质面硬而下软，因为地面长满青草，草根互相联结，草丛下河沟交错，泥泞不堪，人走在草上就会摆动，必须小心翼翼，轻轻踏步，一不留神就会陷入泥中。地面下的淤泥松而且黏，人和骡马一陷入其中，就不易挣扎出来，越陷越深，甚至遭灭顶之灾。许多干部战士在此恶劣的环境中长途跋涉，缺吃少穿，体质已十分虚弱，牺牲在这草地中。红军在草地行军，没有固定的道路，全靠自己开辟，认准北方，向北前进。

    周恩来随红3军过草地，他连续几天发高烧，没有吃东西，身体异常虚弱，根本不能行走。看到这个情况，彭德怀果断地说：“抬”。他要红3军参谋长萧劲光组织担架队，把周恩来等领导同志抬出草地。担架队组成后，在1925年东征中曾任周恩来副官的陈赓自告奋勇担任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坚持要亲自和战士一起抬周恩来的担架，艰难地走过了草地，磨破了双肩，自己也累病倒了。周恩来自己无法走，心中很难受，多次想挣扎着走下担架来又做不到。几十年后他仍念念不忘这段革命情谊，50年代杨立三去世时，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一定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

    胡宗南发现红军北上后，即令第49师于8月27日向包座急进，会同在上下包座地区的独立旅堵截红军。8月底，已经北出草地的右路军与敌军激战，歼敌军一个师共5000多人，缴枪1500支，完全占领上下包座。这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次重要战斗。至此，红军北出甘南的门户已经打开，胡宗南的主力部队远在千里之外，甘南敌军不多，碉堡封锁线尚未筑成，从下包座到甘肃的西固、岷州只有五六天路程，沿途是汉人区，路宽、粮多、房多，如果左路军能迅速靠拢过来，红军集中向东北开进，将能打开新的局面。

    这时，左路军也已经过了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但是，到阿坝后，张国焘又对北上发生动摇。9月2日，他致电中央，说什么“噶曲河水涨，上下30里均无徒涉点”。3日，他又致电中央，公然反对北上方针，决定南下，说什么“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决定明晨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还说，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也多阻碍，要右路军也南下“回击松潘敌”。

    9月6日，周恩来随红3军在阿西，得知在甘肃南部的国民党军只有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的一部，于是和彭德怀、李富春告知红1、3军休整几天，并致电在前面的红1军集中在俄界，向罗达侦察。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来周恩来住处开了一次非正式会议，到会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王稼祥。会议分析了南下、北上的利弊。周恩来和毛泽东都认为只有北进才有出路。陈昌浩表示南下要再走草地，不好，建议力争左右两路军一道北上，如果张国焘坚决要他回去，他主张南下。会议经过讨论，决定7人联名答复张国焘，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希望左路军补充粮食后，改道北进。

    9日，张国焘从阿坝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周恩来、洛甫、博古、毛泽东、王稼祥，仍坚持南下。这天，他背着中央另电陈昌浩要他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由于陈昌浩正在作报告，电报先到了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手里。叶剑英看后觉得事关重大，借机到毛泽东住地给毛泽东看了。毛泽东感到情况紧急，立即与洛甫、博古等磋商，一致认为等待张国焘率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当即到红3军驻地与周恩来、王稼祥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中共中央和红1、红3军立即北上，脱离险境。

    10日清晨，中共中央率红1、3军北上。周恩来率领后梯队出发，途中制止了前来追赶想动武的红四方面军同志，保护了红一方面军干部危秀英等脱险，然后经阿西于11日到达俄界。在阿西时，中共中央政治局致电陈昌浩、徐向前，令他们率红4、30军跟进，并规定以后右路军统归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红1、3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并成立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的五人团进行军事领导。17日，红军攻克甘南门户、号称天险的腊子口。27日，周恩来出席在榜罗镇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定陕甘支队向陕北苏区行进，和当地红军会合。

    红军到达甘南，这里人烟稠密，物产丰盛，各个伙食单位都买到了羊肉、面粉、盐、油，这同雪山草地吃野菜青草，几个月不尝油、盐相比较，真是大不相同了。到了哈达铺，休息两天，这里的物价便宜。总政治部特别提出口号：“大家要食得好。”这个新奇的口号传遍了整个部队。各个连队伙食单位都宰鸡杀鸭，屠猪宰羊，每天三顿，每顿三荤两素。战士们喜气洋洋，不约而同地说“过新年啊！”

    榜罗镇会议后，陕甘支队作好了去陕北的政治动员和物资准备。29日，中央中共率红军分三路北上，翻过六盘山，通过回民区，穿过国民党军的两道封锁线。10月7日在固原县青石咀消灭来犯的东北军何柱国部骑兵一部，缴获敌马百余匹。红军从此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今吴旗）镇，并击溃尾追而来的敌军骑兵2000余人。10月22日，周恩来出席在这里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决定党和红军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的苏区，领导全国的革命。至此，红一方面军主力完成了历时一年、纵横十余省、行程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陕甘支队在吴起镇短期休整后，10月底经保安东进，于11月初在甘泉附近同红15军团会合。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常委的分工问题。会前，张闻天有一个考虑：军事方面由毛泽东负责，周恩来负责组织局的工作。会上王稼祥提出，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有经验，毛泽东也支持周恩来从事军事工作，提出主要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当副手。周恩来表示：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泽东任主席。最后，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实际即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从此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这两位伟大的军事家一直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周恩来协助毛泽东指挥军事，决胜千里之外，直到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