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一切都是冷清清的、静悄悄的。

    阳雀子在小林里“咕咕阳……咕咕阳”地叫着，只有它的叫声划破夜空，颤抖地传向远方。

    淡淡的月亮好像是低低地挂在一家茅屋的烟囱上，想与那茅屋里面豆儿大的油灯灯光比一比谁亮。

    这是一间十分简陋、破旧的茅屋。坐落在凤凰坡边缘紧靠着小路。附近有一片比这茅屋稍好的房子。所有这一切，都是凤凰坡土豪赵文虎的财产。房子里边住的人都是他的佃户。这间小茅屋的主人当然更不例外。

    茅屋里的小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闪着黄豆般的微光。靠墙角摆着一张木床一张竹床。整个屋子里除了一个破了边的小水缸和一个破木箱子之外，再没有什么陈设了。其余的只剩下一张树干钉成的桌子和一根树桩做的小凳子。

    靠着桌子的竹床上坐着一个青年人。他头发蓬松、脸色焦黄，左胳膊上裹着白布，穿着一身蓝色的破旧老百姓服装，他坐在那里，习惯地摸了摸腰间的皮带，其实，他已经没有那条经常扎着的皮带了。他叹了口气，两眼瞧着灯光，像是凝思着什么事，又像是在发怔。

    “孩子，伤口痛吗？”茅屋的主人杨老汉从另外一个床上坐起来，关切地问：“天都快亮了，你老是翻来覆去睡不好啊！”

    青年人似乎是没有听清老大伯的话，只是轻轻地自语着：“还没来啊！应当早就来了。”

    “出不了什么事吧？”老汉披上破旧的夹衣，穿着草鞋。

    “我想是不会的。”青年人沉默了一会，又重复着：“不会的，我知道。”

    杨大伯从竹床旁边走到这个受了伤的青年人身旁，手按在他肩膀上，强迫地将那青年人按倒在床上，才说：“不能坐起来。”“没什么，老大伯，”青年人笑着说：“真的没有什么，没伤筋又没伤骨。”可是，他还是顺从地躺倒在床上，带歉意地看着老汉。

    “就凭你这副骨头架子，又有伤，可不是三天五日就能好了的。明天我去找好医生来给你瞧瞧。”

    青年人坐起来，他从身上取出两迭钞票，递给老大爷，说：“杨大伯，这五十元是部队留给我的医药费，这一百元是路费，您找个地方放好吧。”

    杨大伯接过钱，从墙角根取开一块石块，拿出一个小罐，装上钱又放进去问着：“到你们家得走多少天呀，孩子？”

    “得一个多月，不过我想不从家走，想一直到西北去。”青年人边想边说。

    “先别想这些吧，好了再作打算！”杨老汉又把青年扶下去睡好。然后到门外看了看，才回来躺在床上。

    “杨大伯，我没有家，部队就是我的家，在你这里才过了一天，就像过了一辈子啊！”青年人叹着气。

    “一辈子，一辈子……”杨大伯刚刚要埋怨伤员，就听见外面轻轻地响起了敲柴扉的声音。

    青年人又迅速地从床上坐起来，凝神静气地听着。杨大伯急急地朝他摆了摆手，就走出去开门。

    连长李冬生站在门外，他的脸上有一种形容不出来的难看神色，就像是失掉了亲人的那种悲伤的神情。

    杨大伯一看李冬生的样子，便悄悄地问：“出事了？”

    李冬生默不作声。他停了一会，一把拉住老汉，扯着嗓子问：“指……”

    “嘘！一夜没合眼，正坐着哩，小声点。”

    “啊！”李冬生低下头来，怔了一下，迈步就走进屋去，瞧了瞧在床上坐着的青年人，便站在桌子旁边，双手按着桌子，就好像要从桌子上找到依靠似的。

    “老李！你……”青年人从李冬生的神色中理解了事情的严重，便说不下去了。

    “指导员，你好好养伤，用不着太难过。”李冬生朝着这个青年人——三连指导员张孟华喃喃地说，“没找着。”

    “啊？”张孟华无力地按住床沿。

    李冬生猛地一敲桌子，震得桌子上的油灯灯光一闪一闪。他暴躁地说：“山上、山下、每一条沟、一个草丛，我们都找遍了。连敌人的每一个尸首都翻过来看了看，他们三个连尸首都没有。就是在山下边找到了孙英的一个挎包，我判断，他们是跳岩了。可是，也得有尸首啊！”

    张盂华看着李冬生那副满脸通红、紧皱眉头的样子，连忙说：“老李，不要着急。何强是个有经验的同志，又加上是三个人在一起，既然没有尸体，那就是说，他们还活着。”

    “活着，活着。”李冬生一屁股坐在木凳上，木凳被压得吱吱地响。他盯住张孟华，“你知道，那一带全都是敌人。要活着，现在他们就找到队伍了。”

    “是啊！”张孟华点头同意，“离开队伍可真受不了哇！”

    “那当然了。你说他们怎么办？他们不知道路线，不知道任务，不知道敌情。他们和你不一样，你虽然也要留……”李冬生猛地卡住了。

    “不，老李，我考虑好了，决定不留，能行！”张孟华从床上蹦下地来，好像这一蹦就表示出自己是健康的。

    李冬生立刻站起来，瞧了瞧指导员，发现他没有披上衣服，便连忙从床上拿了衣服披在他身上，又扶着他，重新强迫地将他按倒在床上，并且给盖上了被子。这一切，显得那么急骤、紧张、慌乱。李冬生也摸不清自己的一双手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发起抖来。

    “老李，好同志，我明白得很，上级要留下我，看我伤势重，”张孟华猛地掀开被子，又跳下床，在屋里来回地走着。他丝毫也不掩饰这种极端激动的心情，他大声地说：“叫我离开红军，离开党，我成了个什么人？我，我从一九三〇年当红军，我身体差，生过重病，受过两次重伤，可是每次行军、战斗、转移我都行，为什么这次就不行呢？”

    “这次与过去不同呀。”李冬生打断张孟华的话，又继续说：“听说一方面军走了一年才到目的地，何况我们还得绕着走呢……”

    “走他十年又算什么！”

    “你是病人，是伤员嘛！”

    “我明白，”张孟华说：“但是我还是好好的活人哩！能走不能走我自己还不知道！”

    李冬生似乎被指导员的话打动了，动摇着。

    张孟华又接着说：“老李，看，我的腿好好的，左胳膊受伤，暂时用不着它，右手能打枪。病嘛，更算不了什么，云南这地方，水土不服，没什么奇怪的。”

    张孟华被留在群众家里养伤养病，刚刚才一天，但是，在他心里却有着说不出的寂寞和痛苦。这种烦恼在他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他当红军以来，无论是开辟苏区，或从苏区撤出来，在多少次危险情况下，他都没有离开过部队，在几次大围剿中，他历尽了千辛万苦，打了不知多少仗，从来是和红军在一起的。突然要离开红军，那就像小孩离开了母亲一样，他怎么能受得住呢？

    “老李，离开你们，我的伤，我的病可就难好了。一起走，我坚持得住的。”张孟华紧紧握住李冬生的手，乞求着，就好像李冬生能够解决他的问题似的。

    “真能坚持住？”李冬生急忙地问。

    “当然可以，我想了又想，一定能坚持住的。”张孟华兴奋地说。

    “是不是真的行哟？”李冬生犹豫了。张孟华和他在一起，何尝不是他最希望、最愿意的？对他说来，指导员是他的眼睛，是他的胳膊，是他不可缺少的伙伴。若不是陈政委决定了，李冬生宁肯背上他跋涉万里，也不愿意和他分开。若是因为水土不服……不，不会是水土不服。红军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哪会因为水土不服而得了这么重的病呢？何况，他又受了伤。李冬生不说话了，他陷入思索中去了。

    “不行，”杨大伯在门口回过身来，摇摇头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不懂得保护身体哟，张同志又是伤又是病，哪里能三天五天就会好得了。”

    李冬生仔细盯着张孟华那瘦弱而苍白的面孔，立即改口说：“不行，不行，老张啊，你得留下来。”

    “自己的身体，只有自己才更了解，老李。”张孟华温和地说。

    “你看你这么一身骨头架子嘛，同志。”李冬生用手捏了捏被他握着的张孟华的右臂。

    张孟华挣扎出胳膊，半倚在床头，严肃地说：“任政委、关政委也不比我胖。何况，我比他们年轻，担子也轻，身体底子也比他们强得多。你说，这能是假的么？”

    李冬生默默地站在那里，说不出什么来了。

    “老李，”张孟华冷静下来，右手在床沿上机械地抚摸着，低着头说，“我和部队在一起，虽然也起不了多少作用，也总能给革命增加一点点力量吧？哪怕是一点点力量，也是应当使出来啊！要不，我张孟华算是个什么样子的共产党员呢？”

    李冬生凝视着瘦弱的张孟华。他从张孟华那冷静而蕴藏着极大热情的眼光中看出了他的思想。李冬生知道他是个坚强的同志，不愿离开部队的心情是完全可以体会得出来的。他也了解，张孟华的病和伤都不是不严重，上级命令留在当地养伤，也是出于无奈。他想背上他走，可是，命令终是命令啊！对于李冬生说来，一旦离开这多少年革命斗争中一直在一起战斗的伙伴也并非是那么容易的啊。从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六两军团在贵州省秀山南腰界会师之后，他们就一直在一起。一起忍受了会合后初期的艰难岁月，吃不上米，在野地里烧生苞谷，剥野松子仁；穿不上衣服，全都半赤着身子；子弹少，部队减员，连土匪的部队都打不掉……他们一起也度过了胜利战斗的岁月。会师不久，打开了湘西多少城镇，活捉了敌人师长张振汉，打死了黄埔军校科班出身的赫赫扬名的白军嫡系师长谢斌，开辟了声势浩大的湘鄂川黔滇边苏维埃根据地。那时候，要人有人，要枪有枪，要粮有粮，有力地支持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现在党中央指示红二方面军北上抗日，在这个伟大的进军中，两个人又在一起冲破了多少困难，粉碎了敌人多少次攻击。哪一次战斗，李冬生身旁没有张孟华？哪一次党的会议上，李冬生没有听见张孟华沉着而细致地发言？每当李冬生暴躁起来，是谁用冷静的眼睛看着他？是谁说出了令人心服的话？有粮食，指导员先让给战士；有危险，指导员却站在最前边。怎么能离开这样一个好朋友、好伙伴、好同志呢？今天，李冬生又看到那副冷静的目光，他又怎么能掩饰得住那流露出来的留恋、痛苦、难过的神情呢？李冬生默默想着……半晌，他走过来，扶住了张孟华的肩头，斩钉截铁地说：

    “老张，不行，绝对不行。你什么也别说了。我讲不明白道理，也说不服你，我只是不让你再说走。你只能好好地安心养伤。”

    张孟华盯了一阵李冬生，又马上离开了眼光，好像还要分辩什么。李冬生截住了他，干脆地说：

    “老张，不，指导员，我是执行上级命令送你到这里来并且已经把你安置好了。明白吗？我是执行命令，你也必须当命令来执行。商量是不成的。你的任务是把身体休养好！”

    李冬生说完了这番话，内心非常痛苦。他像个离不开母亲的孩子一样，呆呆地坐在床沿上，一言不发。

    屋子里沉闷得一点响声也听不到。

    “老李，你得走了！”张孟华看了看窗户，打破了沉静。但是李冬生好像没有听到。

    又是一阵沉默。

    “老张，我得走了！”李冬生说着却并没有站起来，只是留恋地看着张孟华。当张孟华听着这句话抬起头的时候，他又迅速地垂下眼光。

    张孟华要站起身来，李冬生站起来，又扶他躺下。

    李冬生站在床前。茅屋里，静悄悄的。

    桌上的油灯开满了灯花，屋子显得更暗淡，灯光一闪一闪，每一秒钟都显得异常的安静、闷人。

    张孟华脸涨得通红，他抑制着伤口刺激得难忍的疼痛。事情如此明确，他反而显得平静了，可是，只要你看到他那只伸到床角的手时，就会感到它在微微地、不停地颤抖。

    张孟华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双草鞋，递给李冬生，平静地说：“你走吧，赶部队还够你跑一阵子的。”

    李冬生两眼不离张孟华，默默地接过草鞋来，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老李。问同志们好！见到了贺军长和任政委他们，就说我在这里一切都很好，老大爷照顾得很周到，像我父亲一样，群众也很可靠。等我伤口一好，我会想法赶部队的，一定会赶上部队的。”张孟华将床沿上的竹条子拧得咯滋、咯滋作响。

    李冬生只是抓住自己身上背着的二十响盒子枪的枪背带，依然沉默着。

    “走吧，快天亮了！”张孟华扶着床沿，走过来，手搭在李冬生的肩头上，极其温和地说。

    李冬生像个听话的孩子似的，随着指导员的手转过身去，一声不响地走向门口。

    张孟华倚着木桌子，看着李冬生的背影。他们都是异常的沉静。

    李冬生走到门口，又转回身来，从身上搞下那支二十响的匣枪，放到桌子上，默默地看了看张孟华那双要拒绝的眼色，才说：“收下吧，你会用得着它的。”

    张孟华要说什么，李冬生又说：“上级同意我的。再说，我刚才又搞到一支。”他看着张孟华，然后，他扶着张孟华到竹床前边，把他扶持躺下，给他盖上被子，掖好了被角，将那支匣枪压在枕头底下，这才伸直了腰，站在床边，默默地看着指导员发怔。

    “走吧，老李……”张孟华闭上了眼睛。眼珠在眼皮里不停地跳动着。他双手抓着被子，紧闭着嘴，牙咬住嘴唇。从外表看来，张孟华好像是疲倦了，要入睡了。

    李冬生转过身去，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趁着昏暗的灯光，看了看张孟华。张孟华正睁大了眼睛盯着李冬生。

    “指导员……”李冬生扑到张孟华身边，连人带床都被他抱紧了，竹床响了几下。他的眼里流出了豆大的泪珠。

    “好疼，老李。”张孟华鼻子一酸，却忍住了泪，强笑着说：“走吧，走吧。看你，倒像我要完蛋了似的，只要我好了一点，就能找到你们。”

    李冬生站起身来，又看了看张孟华，猛地转过身去，推开门，连站在门外为他们放哨的杨大伯也没看见，便跨开大步，朝小路上走去。

    杨大伯一直守在门旁，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他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流满了热泪。他一直看着李冬生消失在晨光熹微中，才闭紧门，走向竹床。

    张孟华仰面躺在床上，一直是睁着两眼，盯着茅屋的草顶子，他想着红军部队，想着李冬生，想着何强、孙英、王大田，也想着红军征途中的困难。一会儿，他闭上眼，翻来覆去地转身，怎么也睡不着。又过了一会儿，他偷眼看了看杨大伯躺在床上，大约是睡着了，便轻轻地爬起来，点上灯，从小包袱里拿出一本“小学生地图”，坐到桌前，埋下头来，仔细地看着，思索着。

    “青年人啊，别折磨自己的身子，”杨大伯也坐起来，给张孟华披上衣服，俯下身来，看着摆在张孟华面前的地图问：“这是什么画书？”

    “地图！”张孟华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说：“困难啊，这条路。”

    “你说什么？”杨大伯走到张孟华身旁的凳子上坐下来。

    “人家抗日是冲破层层困难，天天都在战斗，而我呢？我养好了病，有充足的路费，还有地下党的保护，像个老爷似的，坐洋船，乘火车，大摇大摆地到北方，哼！这够多享福啊！这怎样对得起同志们？这不叫抗日，这叫旅行！”张孟华想了半天，才慢慢地回答杨大伯：“我说北上抗日救中国！”

    这句口号式的话，是当时红军中最流行的，这句话包含着许多难以用语言表达的复杂的思想和感情。在长征中，这句话像一盏明灯，即使在最曲折黑暗的道路上，红军战士一想到“北上抗日救中国”，好像一切困难和黑暗都向红军低头了。

    张孟华这时的思想正集中在怀念部队上，杨老汉这一问，他就信口而出说出了这句话。

    “你讲讲抗日吧。”

    “大伯，抗日啊……”张孟华激动地看着杨大伯，“日本鬼子强占了咱们东三省，现在又向华北、西北杀来，北方老百姓被弄得家破人亡。国民党白军不抗日，还不让红军北上打日本！红军当然不管一切，一定要北上抗日，要不，咱们中国人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他又联想到自己了：“唉！偏偏我连病带伤的留在这里，还给你添累赘！”

    “再别说累赘！”杨大伯给张孟华倒上一碗水，说：“啊！红军真是岳飞岳元帅，怪不得连三岁娃娃只要同你们待上一会，也会把心掏给你们！”

    “大伯，红军就是工农的儿子嘛！”

    杨大伯不让张孟华再说话，便扶张孟华说：“来，来，天也快亮了，你好好躺下，睡一觉。”

    “大伯，我真睡不着。”张孟华急忙分辩。

    杨大伯站起来，扶起张孟华说：“你到我家，就得属我管，睡去！”

    张孟华拿起地图，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跟着杨大伯走到竹床前，一头躺下来，闭起眼。

    杨大伯给他掖好被子，搬个小凳子，坐在张孟华床前，打量着这个瘦弱的红军青年，自言自语地说：“干上红军的人哪，都是世上挑选的好人。老天爷保佑他有个好身体吧！”

    他一直默默地坐在张孟华的床前。直到张孟华呼吸开始匀称，他也慢慢闭上眼，将满头白发靠在张孟华的腿上。

    张孟华耐心地等杨大伯睡熟了，才睁开眼。

    阳光射人屋内，杨大伯白发苍苍的头枕在张孟华身上，他打着呼噜。阳光照着他的白发，闪着银灰色的光泽。脸上一条条的皱纹显得黄中透出一些红润。

    张孟华静悄悄地斜躺在床上，一动也不敢动，只是充满尊敬地看着这个慈祥的老汉。

    一切都是异样安静。张孟华的千思万绪一齐涌上来，又纷乱，又绞人。他索性闭上眼。战斗的劳累，通夜的不眠，使他排除了一切烦恼。他人睡了。

    也不知道又过了多久，茅屋门外扬起了一阵阵的喧哗。

    张孟华醒来了，他听着门外的声音，紧紧皱着眉头……

    杨大伯也立时醒了。他猛站起来，揉了揉眼，急急地走到门旁，手扒门缝，往外看着。

    “杨大伯，老爹……”

    “打土豪去啊……”

    “红军抄了赵文虎的家了……”

    “……红军过来啦！”

    “杨大伯，分粮食去啊！”

    门外的人声、喊声，从杨大伯门前一闪而过。张孟华听着这些，也不知从哪里涌来的力量，急急地往地下一跳，喘吁吁地问：“什么？杨大伯，他们喊的是什么？哪里来了红军？”

    “你先躺着。我看看去！”杨大伯披上衣服，推开门走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