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彭得华正式改名彭德怀，与黄公略和张荣生一起考入湖南陆军军官讲武堂。

    讲武堂定于这年的11月开学，早报到的学员可以住校。胸怀远大抱负的青年都十分珍惜时光，他们三人自然也是如此，都在利用这一段时间认真补习初中文化，为即将到来的军事课程打好基础。

    开学后，彭德怀被编入第一教学班，黄公略和张荣生被编入第四教学班，两个班的宿舍相距并不远，他们几乎天天都能够见面。这样，有了什么事也好商量。

    讲武堂，顾名思义，就是要讲武。其教程便是“四大四小”：战术啦， 地形啦，筑壕啦，兵器啦，是四大教程；操典啦，野外条令啦，射击教范啦，内务条令啦，是四小教程。讲武堂的教官大都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或士官学校，他们的确是管理严格和训练有素的。

    将近一年的学习和训练，使彭德怀、黄公略等人大大提高了军事才能，这对他们后来举义平江无疑是大有好处的。

    当时，讲武堂实行的是严格的政治封锁和军事管制，星期天只有两个小时的外出时间，原则上是不准学员擅自与外界接触的。那严酷的教学规范，枯燥的士兵生活，甚至是超负荷的训练，简直使他们变成了令行禁止的机械人。难怪张荣生发牢骚：“老子被调理得只剩眼珠能自由转动了，这些狗日的教官！”

    他们也时不时的找个机会碰一碰头，但时间总是短促的，很难在一块好好商量下一步怎么办。起初，他们甚至不知道校园外面正掀起收复国土的政治风潮。

    就在1923年3月27日，长沙开始了浩浩荡荡的万人大游行，那震耳欲聋的呼声一浪高一浪地滚过长街，冲撞着每一个寂寞的死角，也冲撞着讲武堂的高墙铁门。这是怎么回事？学员们一个个绷紧了神经侧耳谛听：哦，人们在吼哪。吼什么？“还我旅顺！”“还我大连！”

    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领土，我们的国家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讲武堂却依然高墙铁门，摆着一副生了锈的无动于衷的面孔，这不能不令每一个怀有国耻之心的学员痛心疾首。身为军人，既不能卫国，又不能保家，那你还讲什么武？讲武又有个屁用！

    彭德怀激愤了。黄公略激愤了。张荣生激愤了。许多学员乃至教官都激愤了。然而，讲武堂的高墙铁门仍旧毫无表情。

    6月1日上午，在长沙市，在光天化日之下，日本兵公然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平民数十人。消息传来，讲武堂群情鼎沸，那大铁门随时有被撞垮的危险。正直而气盛的彭德怀终于忍耐不住，于当天下午跑到一个朋友家，悄然换上一套学生装闯上长沙大街，参加了二万多人的抬尸大游行。他和大家一起义愤填膺地高呼：“打倒列强！”“还我国土！”“废除二十一条！”

    回到讲武堂，那愤怒的疾呼音犹在耳，令彭德怀实在无法平静下来。他找到黄公略和张荣生，说你们看看广大民众的力量吧，你们看看！一个这样的讲武堂能救国吗？不能。只有民众，亿万劳苦大众揭竿而起，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呵。

    黄公略点头。张荣生点头。他们还预料不出，后来成为平江起义的领袖的彭德怀，其思想基础已经由此进一步巩固了。

    6月2日，长沙又爆发了六万余人的反日大游行。封闭着的讲武堂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但是教官和学员们都不大清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不过，彭德怀、黄公略等人毕竟由此领悟了：将来应该怎么干。

    这一年8月，讲武堂的学员们毕业了。彭德怀、黄公略、张荣生等人怀着救国救民的大志向，返回独立第二师第三旅第六团。

    就任第一营一连连长的彭德怀，回归了当年被迫离开的老部队，他说他心里真是涌上一股难言的苦辣酸甜。白驹过隙，人世沧桑呵，实在让人难以预料。这忧国忧民的彭德怀，怎么也想不到自己闯来闯去，竟然走了一个怪圈，几经波折几经风险又回到原来的地方了。

    这是什么样的怪圈呀，说它险象环生可一点也不过分。当时的楚地湘天与全中国一样动荡不宁，各系军阀相互勾结又相互倾轧。那个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看样子似乎置身于孙中山与直系军阀之间，还装腔作势地摇晃着一面“湖南独立”的旗子呢。他以为这样能够保全自己的地盘和势力，却不料湘西镇守使蔡巨猷于6月1日通电指责他 “甘心附北，背叛西南”，并且指挥湘西人马分三路杀过来。

    孙中山大元帅也不客气，随即派人取代了赵恒惕的职权。赵恒惕呢，当然不肯认账，他赖在省长兼湘军总司令的高位上挥戈出兵，这一场混战在8月里干得一塌糊涂。彭德怀所在的独立第二师就此陷入窘境，面对的是赵、谭一先一后两个湘军总司令，究竟听谁的？

    师长鲁涤平心里的小算盘噼哩叭啦响，他在蔡巨酞起事之初直着脖子喊：敝人中立！渐渐地，就不喊了。这时候，谭军获胜。鲁涤平便在姜畲召开团长以上的军官会议，说咱们这支队伍何去何从由弟兄们商量吧。当时，有几位团长站起来，叫着要反对赵恒惕，把会场气氛搅得怪热闹的。第六团团长袁植呢，猜不透鲁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因此就没有明确表态。

    会议结束，鲁涤平执意将袁植单独留下吃午饭，说兄弟你急什么呀，甭走甭走咱哥俩喝几杯吧。袁听了心里就打鼓：这家伙是什么意思？袁说：师长的盛情兄弟心领了，兄弟回去有要紧事办呢。

    袁植说罢就走，屁股后还跟着几个马弁。出了姜畲约有五里路，路边的树林子里突然射出一排子弹，其结果可想而知。只有一个马弁逃了活命，气急败坏地回来报丧。事情明摆着，这是鲁涤平深恐袁植不能力己所用，特意设伏兵将其杀死。袁植一死，第六团的官兵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危急之际由第一营营长周磐代为团长。周磐心里的小算盘也噼哩叭啦响，他知道眼下自己身边只有一个营的兵力，另外两个营几天前奉命调往永州了，这时候稍有不慎便会被鲁涤平一口吃掉。怎么办？

    第六团的官兵已经嗷嗷吼起来，他们要求杀出去为袁团长报仇。这时，处变不惊的彭德怀经过一番思虑，认为凭一个营的兵力向鲁涤平的师部进攻，无异于以卵击石。他随即献上三条对策：其一电令二营三营，立即向湘潭佯动，以牵制鲁涤平的兵力；其二，派一支小分队在湘江架设浮桥，以吸引鲁涤平的伏兵；其三，派一得力军官去师部请示本团如何行动，以麻痹鲁涤平思想。周磐听了，连连点头说：“好，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找机会转移了。”

    那么，到底派谁去师部呢？此时去见鲁涤平，岂不是自投虎口！大家挑来选去，还是觉得彭德怀最合适。于是，彭德怀便翻身上马了。

    他走出团部不远，忽然想起自己此去凶多吉少，还有个重要事情必须交待一下，就又返回来找到王绍南和张荣生，说：“我这一走，没准就回不来了。如果鲁涤平派兵杀来，你们既不要死拼也不要投降，要找个时机拉出自己的人马，那时也好于我们的事业！”

    说罢，他就策马向姜畲奔去。不过两个小时，快人快马赶到了独立第二师师部。这里，已经为袁植设置了灵堂，堂前挂着师长鲁涤平亲笔写的挽联：生为我官，死为我殡，同僚十载，英雄流热血；生忧国弱，逝忧国贫，戎马半生，犹可慰英灵。

    这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谁杀的袁植，可以说是路人皆知了，他竟猫哭耗子献挽联。鲁涤平的用心，就在于掩饰自己的罪过，并且稳住他手下的部队。

    身处虎穴，彭德怀也就不动声色。鲁涤平听说第六团的代表只身赶来，立即在师部接见。他握了一下这个神态自若的汉子的手，又上下打量了一阵说：“唔，你过去叫彭得华吧？是了，你是赵恒惕的冤家对头嘛。那时没有我的人保护你，你也就活不成了。”言外之意，你应该听我的跟我走。

    鲁心存狐疑，又问：“周磐怎么不来？”

    彭德怀从容答道：“团长一死，群情激奋，要求追查凶手。周磐恐发生动乱，不便前来，特派我向师座请示行动。”

    鲁听罢是否真的放了心，不得而知。他告诉彭德怀：“传我的命令，由周磐代理团长，过几天就下正式委任状。”

    不久，周磐就任第六团的团长。鲁涤平随即命令他，率领全团经衡山、永州进入广西，再转进广东。

    时值10月中旬，吴佩孚的大军已经杀向粤汉、萍株路，进而驻扎在长沙、常德周围的地域。第六团此去，定然又是凶多吉少。幸得彭德怀的建议，周磐没有执行鲁涤平的命令，而是率领全团人马去往湘乡、永丰一带，以后又退至宝庆，转驻洪江。那鲁涤平已经移师广东，鞭长莫及，也就奈何不了周磐了。

    周磐的实力得以保全，自然更加赏识有勇有谋的彭德怀。到了1924年4月，第一营营长刘道经请假回乡省亲，周磐反倒高兴起来，他当即宣布：由彭德怀代理一营营长！

    彭德怀受到如此器重，心中却还是郁郁寡欢。袁植之死，更使他看清了旧军队的内幕和自己的处境，他在这险象环生的怪圈中，继续苦苦地寻觅那新的出路，以便冲出这黑暗的旧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