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中国最重要的地方之一是一个名叫小岗的农村——因为它包干到户发明地的身份。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沪铁路5公里，距省道307线7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20公里。但这些看似方便的交通网络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在1978年之前它一直为饥饿和贫穷困扰。它当时是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代款”“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这年年末发生在小岗的自发的生产责任制改革，让小岗领风气之先。在此后每当提及中国农村在共和国后半段的变化，小岗都会首当其冲被提起。
有些故事注定要被描述无数次，但即便是如此，人们也不会觉得厌烦。1978年12月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小岗农村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其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
这个冬天，农闲，粮缺，心慌，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18户人家（又有一种说法是20户人家），聚集到一间草屋中，开始密谋一件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同时无意中传遍整个中国的事。
草屋的主人是严俊昌。他是这个拥有571亩地和10头牛的生产队的最高领导者。尽管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乡村，这个旧时封建帝王的控制力难以企及的中国社会基层社会组织的民间领袖，但是无一例外的是，这样的民间领袖总是在不断地冒出来。他们是旧时代的家族领袖，是新时代的生产队长或者村长，或者任何时代和统治者加给他们的名称。他们负责组织生产，他们调停邻里矛盾，他们处置家庭纠纷，无论是不孝的儿子，还是吵闹的婆媳，或者集体出面做一项重大的工程建设和投资。
严峻昌和他的弟弟就是一个例子。他的名叫严宏昌的弟弟是这18户人家中唯一读过中学的人。按照农村尊重读书人的传统——在旧去的时代中，乡村领袖基本上都为基层的知识分子所垄断，这个大耳大嘴，高颧高鼻的年轻人和他的兄长一样，成为这些村民中的领袖——按照凌志军的说法，他的相貌“与他的那位同乡，也即六百多年前横扫天下开创了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处”；后来有人评论说，凤阳出了两件事情最后统一了中国，一个是朱元璋，另一个则是严峻昌和严宏昌兄弟参与的包产到户。
他们面临的是这个阶层的生存的另一次危机。
凤阳花鼓传遍天下，“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牛羊，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它描述的是这一地区长达600年时间的生存困境，仅仅为了博取自己生存的权利，凤阳的农民们要背井离乡，四处乞讨。
这种困境被立志要为人民谋福利的共产党改变。当共产党的军队占领了一个地方之后，他们的策略首先是进行土地改革。和历朝历代出身于农民阶层中的反叛者一样，他们深知农民对土地的渴求和生存的艰辛。他们实践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1949年1月，凤阳解放之后，凤阳，当然也包括小岗村的农民们经历的正是这样一个过程。结果，到1955年，凤阳全县32万人的粮食总产量从1949年的9900多万斤上升到2.6亿斤。这样的数字可以让他们衣食无忧，歌颂新政权的英明，庆幸自己得到新的生活。
但是这种丰衣足食并没有延续太长时间。农业合作化的试验，和随后的社会主义农业改造，将每个农民的土地重新集中到一起，只是这次是以美好的承诺作为借口。在描述他的公社理想时，毛泽东说，“那时我国的乡村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被超过”。
但这一定是个反面的乌托邦。至少严峻昌、严宏昌还有他们的农民兄弟们会这样感觉：“此后，由公社化而为大跃进，由学大寨而为大批判，小村风风火火，凄凄惨惨，尤以‘大跃进’以后那三年的惨淡刻骨铭心。全村数月无粮，父老百姓食尽糠麩、树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无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条人命，十死其三，侥幸活着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满村残垣断壁，蒿棘丛生，三十九个人和一头牛”，作家凌志军如此写道。凤阳花鼓中的情形在短暂中断之后重新出现，没有人再会庆幸自己赶上好时候，人们只是扶老携幼，外出乞讨而已。只是每年到冬春季节，来自凤阳的农民们不再身背花鼓，而是身携党员介绍信和户口本，四处流浪。而安徽省省委，每年春节之后，都要接到江苏、浙江、福建、上海、山东、河北等省的政府机构打来的电话，要他们前去领回来自凤阳的乞讨盲流；上级的中央机构也会要求安徽省省委做好相关工作，解决人口外流，甚至处罚到外地乞讨的党员，但这也无济于事。生存的需要毕竟能够压倒一切精神按摩术和意识形态要求。
18户聚集在严峻昌、严宏昌家中开会的农民，他们想要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自己的生存困境。
农民日报的前总编辑张广友在他的回忆录中说，那天夜里，他们一直在吵架。此前，小岗生产队采用的正是已经有所革新的“大包干”，先是生产队划分为4个包干组，后来又分成8个组，但是矛盾仍然在不断爆发，人们不断地在为各种微小的利益纠葛争吵不休，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微小的利益可能决定着自己家人的生死。
会一直开到天亮，严峻昌和严宏昌仍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些矛盾。这时开始有人提议，干脆包干到户，这样再也没得吵。副队长严宏昌回答说：“如果大家能答应我两个条件，我就同意包干到户。第一，夏秋两季打的头茬粮食，要先把国家的公粮和集体提留交齐，谁也不能装孬种；第二，我们是明组暗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对上级和队外任何人讲，谁讲谁就是与全村人为敌。”
但是必须解决两位领导者的后顾之忧。有为年长的村民提议，“如果队长因为让我们包干到户犯法坐班房，他家的农活由我们全队包下来，小孩由全队抚养到18岁”。
众人都表示同意，赌咒发誓按照这三条规矩来，顾不上休息，像1949年土地改革时那样，重新分田地、牲畜和农具。
按照历史学家的推测，他们后来补上了一份协议，协议上写着：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下面列着20个人名，其中17个人名上按着鲜红的指印，3个人名上是图章。
这些胆大包天的村民们应该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和凤阳的领导者，即使不是公开，也在私下里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
1977年12月，也就是小岗农民秘密订约之前的一年，陈庭元才走马上任凤阳县县委书记。这位凤阳县第十四任县委书记出身农民，曾尽被打成右派。他重新成为中国基层一个县的最高领导者时，陈庭元放出豪言：“这次出任凤阳县县委书记，我已经是‘官到顶点，名利无争’，只想在有生之年，为农民做点好事。只要凤阳农民早日丢掉讨饭碗，过上好日子，哪怕我再丢一次乌纱帽，甚至为此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而1977年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军区政委的万里，在中共的大员中，则是出了名的实用主义者。他在不到四十岁就成为北京市的副市长，但是此后却随着邓小平的命运，在政坛上沉浮。邓起则他起，邓落则他落。此次邓小平重新出山，万里又受到重用。凌志军说他“不了解乡下，正好没有人民公社的重负；没有学过大寨，自然不会为大寨所累”。他曾经直言不讳，“你说你是大寨经验，我说你是极左的样板。我学不了他们，也不想学他们”。
上任之后，他在各地巡视，发表言论，对自己胆大包天的下属们表示支持，甚至还会鼓励和煽动他们进一步的行动。当万里巡视到陈庭元治下的凤阳时，面对自己忐忑不安的下属，万里说：“让他搞。就怕你不增产，只要增产了，什么都好办……现在不怕别的，就怕群众的积极性起不来。我们自己不要有倾向性，什么办法能调动群众积极性都可以干。你们说群众愿意‘大包干’，三年就能富裕，就让他搞三年。哪怕他搞一万年也可以。我只反对一种倾向，平均主义和单干。其实，单干也没什么了不起。南斯拉夫单干，还不是承认他是社会主义？现在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万里还表示会为自己的下属们承担决策的责任：“你干吧，搞了再说。我不提倡，可是错了我负责，有问题我检讨。”
其实此时小岗已经开始单干。而且，按照万里“有粮食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说法，小岗显然没有让他失望。
1979年年底，小岗全队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3万斤，是1978年的4倍；另外，全队农副业总收入47000多元，平均每人400多元，最好的户总收入可以达到5000多元。
后来，一个乡干部问万里，别的地方想学小岗包干到户是不是可以，万里爽快地回答：“可以，只要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利，学哪个都行！”
随后几年内，“要吃粮，找万里”的顺口溜开始传开。比这句口号流传更为广泛的是小岗的包干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