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小岗是改革年代中国在农村的先驱，1979年的蛇口就是中国在城市的试验。蛇口（现蛇口工业区）在深圳南头半岛东南部，东临深圳湾，西依珠江口，与香港新界的元朗和流浮山隔海相望。这片占地面积10.85平方公里的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希望之地，它是中国第一个外向型经济开发区。但是蛇口的试验又没有仅仅停止在商业上，它在各个方面都对当时的中国形成了震撼，蛇口的价值观、人才观、时间观、金钱观都迥异于此前的中国；它的劳动用工制、干部聘用制、薪酬分配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险制、工程招标制及企业股份制，在现在来看也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举措。它是一个实验室，是此后涌现的众多特区的雏形。

    1978年12月26日上午，袁庚到蛇口实地考察。

    此时他已经是一名61岁的老人。但是日后从他在当时（甚至更晚时）留下的照片来看，袁庚丝毫不显老相。他总是身着西服，西服内的衬衣纽扣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衬衣的下摆扎到西裤内；头发仍然漆黑浓密，整齐地向脑后梳去，露出宽阔的前额。他的身高是1米76。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中已经是高个子。在一张1981年10月拍摄的照片中，袁庚站在李嘉诚和霍英东之间，要比两位香港大亨都高出半头左右。李嘉诚和霍英东都系着领带，友善而自信。相比之下，袁庚和他的同事们的衣着显得并不正式。那时他们希望这些香港的大亨们能够在新生的蛇口工业区投资。袁庚双手交叉在背后，脸上露出的笑容表明自己同样骄傲——后来他很豁达的对自己的下属说，超级富豪团不是扶贫团；他的同事们当时已经难以掩饰对这些香港大亨没有来蛇口投资的失望之情。

    193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袁庚拥有傲人的履历——但这份傲人的履历并没有能够带给袁庚多大便利：他1938年开始参与抗战工作，1939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华南游击队东江纵队工作（从事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三野（第三野战军），后来是四野工作，解放后加入中央调查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袁庚被捕入狱，罪名是特务和汉奸。他和他东江纵队的同事们被诬蔑为敌方的情报人员。康生1968年3月28日在调查部业务领导小组的报告上批示说袁庚“此人问题极为严重，立即逮捕与曾生案一并审讯”。曾生即是袁庚在东江纵队的上司，后来出任香港招商局董事长。

    直到1973年的9月30日，只是由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过问，袁庚才被从他关押了五年半时间的秦城监狱释放。在2008年女作家涂俏所著的《袁庚传：改革现场》中，涂俏写道：“袁庚心里清楚，如果不时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说不定会把他关押到地老天荒。他不想回到原单位中央调查部工作，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的帮助下，他找交通部部长叶飞，被安排到交通部任职，先是外事局负责人，不久被正式任命为外事局副局长。他珍惜新职位，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中英海事协定、中巴海事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有关国家的11个海事协定，都是袁庚组织签署的。他多次陪同叶飞或者单独出国考察，善于在比较中进行鉴别，对中国经济体制的弊端有所认识，对当时中国经济秩序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1976年到交通部工作的孙绍先不仅认为他思想开放，思路开阔，还认为他开明而有胆识”。

    等到1978年时，61岁的袁庚已经开始认真思考退休养老问题。他和他的朋友们想必都会认为，袁庚已经度过的60年生涯丰富而缤纷：他经历过战争，在战争时期他从事的又是最富冒险精神和传奇色彩的情报工作；他和他的同志们成功缔造了一个国家的新的政权，他们都可以被称为“建国兄弟”，这带给他们荣耀与权力；但随后他又经历了从巅峰的小坠，经历了几近无望的冤屈和监禁；接下来又是一轮新的抗争和崛起，他重新得到权势人物的信任，在国内和国外重新为一个羽翼初生的国家奔波。

    没有人能够想到他已经经历的一切，可能仅仅不过是一场预演。就好像没有人能够想到英格兰的雄狮丘吉尔将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迎来怎样的辉煌。人们，甚至可能包括他们自己，也都认为自己的故事已经讲述完毕，他们的余生将以旁观者的角色度过。

    但其中的一部分人却发现自己面临着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仅是针对他们个人，而且是整个国家和整个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中的一部分。他们必须前往开拓新的边疆。当61岁的袁庚被交通部部长叶飞问及，他是否愿意到香港招商局“打开局面”时，他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景。涂俏在她的袁庚传记中写道，“打开局面”四个字让袁庚怦然心动。雄狮的心脏仍然没有衰老。

    袁庚到招商局“打开局面”的方法之一就是要招商局自己发展工业区。最初袁庚考虑在香港购地，后来终因地价高昂放弃。反而是同香港一水之隔的蛇口吸引了他的注意。这也正是袁庚到蛇口考察的目的。

    涂俏描述蛇口说：“蛇口公社所在地是蛇口镇，坐落在荒寂的海湾边。不远处有一片晒鱼场，海风一路泄露着晒鱼场上难以遮掩的秘密，老街上两排曲折、破败的红砖瓦房也挡不住阵阵腥臭。绿头苍蝇嗡嗡作响，在人群的头顶盘旋、骚扰1978年之前的蛇口是农民、渔民和蚝民共居的小镇，全镇人口不足千人。镇上只有十多家杂货小商店和几家为流动渔民服务的简陋场所，有一间渔民小学。小学操场上堆放着一箱箱从香港北角电厂柴下来后运过来的及其，原本是买下来兴建发电厂的，终因迟迟没有动工，机器日晒雨淋，变成一堆废铁。街上不见人，偶或看到三三两两老弱妇孺，瑟缩在门前或墙角里，脸上的表情木木的。”

    它同东方的明珠香港有迥然的差异，尽管两者的物理距离很短，但在时间上却相差很远——当时没有人计算过蛇口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发展才能达到香港的水准，或者，袁庚自己内心的期望，“东方夏威夷”。

    有太多人想要穿越很短的物理距离和很长的时间距离。因此，“每年夏秋时节，都会迎来内地客偷渡香港的高潮。有时一天要埋好几具尸体。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晚上睡觉，镇上人得把门关得死死的，经常有从蛇口下水的偷渡者，昏头昏脑地游了好几个小时，看到有灯光，便跑过来敲门，以为已经偷渡成功了。村民隔着门缝喊：这里是大陆，你们还没有游过去呢！”

    这并不是一个地区或者一些偷渡客的悲剧。它是整个国家的悲剧，经历了漫长的内部消耗、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斗争、经济发展的长期停滞、在农村的饥荒和在城市的萧条，这场悲剧终于行将结束。在北京，它表现为各个党和政府的报纸及杂志上关于抽象问题的争论。这种争论在今天看来会显得不可思议，或许再过一个60年，我们的后辈们会困惑与，他们的先辈为何会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争论不休，而且兴奋不已。在农村，它表现为萌动的土地改革，农民们自发的要求承包土地，要求劳动的权利和享有劳动果实的权利；在城市，或者说在南方的边疆城市，则表现为袁庚在蛇口的突围，以及随后特区的扩大。

    因为他丰富的经历，袁庚能争取到几乎所有当时和后来最重要的政治家的支持（在涂俏的袁庚传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李先念慷慨的满足袁庚将蛇口设为特区的要求，“我就给你这个半岛吧！”；后来的国家主席江泽民帮助蛇口解决了电话和通信的难题；胡耀邦则直接询问袁庚，为了蛇口的改革，“你需要多大权利”；谷牧在了解到深圳市和蛇口特区的冲突时，对袁庚说，他有问题，可以“到北京找国务院解决”；万里则鼓励这位改革家说，你大胆去闯吧；当邓小平到蛇口视察时，这位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权威人物则肯定了袁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

    那是1984年年初，邓小平到深圳视察，去到蛇口，袁庚决意要从这位领袖口中获取对自己努力的认可。他在向邓小平汇报时回忆蛇口的往昔：“1979年，蛇口一片荒滩，路面坑坑洼洼，连厕所和洗脸水都没有。如今道路四通八达，厂房林立，一个现代化工业区已初具规模。党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两平方多公里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建设这样一个工业区，却没有花国家一分钱。”，“小平同志，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不知这提法对不对？”终于，邓小平的一个“对”字让袁庚和蛇口长出一口气。

    袁庚和蛇口同样著名的语录还有很多，比如袁庚豪言自己改革不成，“大不了再回秦城监狱去”；比如蛇口的“把内地那一套统统抛弃掉”；比如袁庚著名的“屁股决定脑袋”的话。

    蛇口的先行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这种经济基因直到今天仍然被人津津乐道，一个例子是平安保险、中集集团、招商银行、万科地产这些国内赫赫有名的公司都同蛇口相关（当年袁庚的司机，如今的平安集团董事长马明哲被称为豪华车夫）；袁庚和蛇口在新闻出版与媒体自由、人才的引进和改革、以及蛇口的政治治理结构上都是先行者。只是在经济上的先行更容易被人记住和宣扬，而在其他方面的先行却像一串荒无人迹的沙漠上的足印，无人跟随，也前途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