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桓，出生于广东省鹤山县古劳维墩乡一个清朝贡生之家。幼年随父亲在广州办私塾，她旁听，从而熟读四书五经，得知中国历史上众多爱国人物。她1913年与同窗郭福荣结婚，36岁时已是7个子女的妈妈。由于丈夫失业，淑桓带儿女飘泊到了香港，在九龙租房开办时修学校，很关心国内外大事。尤其对日本不断侵占祖国的国土，她痛恨不已，在课程中加入抗日救国的内容，并写了一首《哀国难》词。

    1938年的元旦刚过，失业在家的长子显承，向她提出去延安陕北公学读书的要求。淑桓一时感到突然，为什么要跑那么远去读书呢？儿子说，这不是一般学校，它是共产党为有志抗日救国的青年办的。淑桓的心动了。儿子出发那天，她兴冲冲地带着显承的弟妹们到尖沙咀火车站送行，一再叮咛：“今日远去，望你有志而成。”

    这一天，她结识了同来送行的香港惠阳青年会总务长刘宣。刘宣是共产党员，跟曾生一起在香港做地下工作。这次会面，是她政治思想走上新途的开端。

    淑桓认识刘宣后，经常被约请到“惠阳青年会”（简称“惠青”）参加各项活动，工友们尊称她“郭太”。最令她难忘的一次是听著名革命家何香凝关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抗日，抗战必胜”的演说。何香凝论述了抗战必胜的许多有利条件，指出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就一定能取得胜利。这使她备受鼓舞。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香港掀起了抗日救国热潮。中共香港市委在各社团中动员、组织男女青年回内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李淑桓得知“惠青”组织第三批救亡工作队回东江时，立即跑去代女儿云裳报了名。

    原来，云裳参加了“惠青”和“晨钟社”抗日救亡活动，曾多次提出要上前线做救护工作，淑桓都没有答应。她只有一个女儿，想让女儿留在身边继承她的教育事业。但随着她爱国抗日的觉悟不断提高，她的想法有了改变。女儿临出发那天晚上，她边收拾行装，边说：“你既有志抗日救国，就应像雄鹰一样翱翔，你的名字应改一改，就叫云翔吧。”女儿接受了妈妈的教诲，改名云翔，并在漫长的革命征途中，不论遭遇什么挫折，都没有向困难低头。

    淑桓的六子显怡（现名郭际），1938年就读于海华学校（校长曾振声，即曾生）。这年12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成立，曾生出任总队长，立即挥师解放淡水镇，云翔也从工作队转到游击队来。此时，海华学校动员青年学生回惠阳参加游击队。显怡很想当个“红小鬼”，找妈妈答应让他去。淑桓沉思片刻，问道：“你才13岁，人家接收你吗？”

    “老师说，游击队里有许多十二三岁的红小鬼，我去正合适呢。”

    淑桓笑了：“你年纪还小啊！你去能干什么？”显怡说：“游击队队长是我们校长。游击队除打日本鬼子外，平时要学文化、学革命道理，要做宣传工作，要帮助老百姓劳动。姐姐她参加了，她会照顾我，你就放心吧。”淑桓终于同意了。

    她翻开箱柜找出一块块碎布，给显怡缝了一件夹背心。显怡出发那天，寒风飒飒，他穿上这件暖着心窝的夹背心同几位小战友离开香港，奔赴淡水。自显承、云翔、显怡走后，留在身边的4个儿子，不久也先后被送往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那是1939年5月，李淑桓第二次应邀参加慰劳团到惠阳坪山慰问惠宝抗日游击队。临走时，她带上自己从各处募捐到的一百双胶鞋和一批毛巾、肥皂、洗衣刷，把16岁的显和、显乐和年仅9岁的显隆也一起带上了。

    到坪山的第二天，她领着儿女们，由部队同志陪同到连队参观。听战士们上政治课，观看他们军事操练，找战士们谈心。她试探着问随行的显和三兄弟，“怎么样？想不想跟姐姐和显怡一样也参加游击队？”显和三兄弟连连点头说，“想呀！”淑桓高兴了，亲昵地说“这就对了，你们要做个有志气的青年，拿起枪杆子，抗日保国家。”

    显怡说：“显隆才9岁，参加部队太小了点吧？”

    “先给报个名嘛。”

    部队在坪山圩召开欢迎慰问团群众大会，部队首长请淑桓上台讲话。她健步走上主席台，又把5个子女也叫了上去，对台下的战士和群众说，“我的儿子显承已在陕北参加了八路军，三儿子显绪在香港宝安青年会搞抗日救亡工作。其余的统统在这里，我现在把他们都交给部队。最小的这个才只有9岁，先报个名，待他长大一些再送来。抗日人人有责，我没别的本事，就尽我这份责任吧。”

    她的话，引发了台上台下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慰劳团把此情此景拍了电影，在香港和南洋各地播放。战士们亲昵地称她为“游击队妈妈”。

    1941年国内风云突变，继震惊国内外的“皖南事变”之后，广东也发生了“三？八”坪山事变。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悍然向坚守在惠（阳）东（莞）宝（安）抗日前线的曾生部队和王作尧部队发动进攻，曾、王部队被迫向海（丰）、陆（丰）地区转移。香港的抗日进步团体也相继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淑桓此时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宝安青年会，当了执行委员。

    她和小儿子显隆的生活费主要靠夫妻二人微薄的工资来维持，常常因一时接济不上而断炊。在这困难时刻，又增添了新的负担。东移到海陆丰地区的部队，在战斗中有许多失散的同志。他们回到香港来淑桓家找联系，她家一时成了联络站和收容所。淑桓义无反顾地挑起了这付重担。有家在香港的，她先去对其家人做好工作，送回家去暂住。在香港没有亲友的，则帮助他们去余闲乐社、“惠青”联系安排。这些同志虽是临时食宿在她家里，但给已闹过断炊的淑桓经济上带来很大压力。然而这位游击战士的母亲却坦然地对他们说：“你们的难也是我的难，我有的吃，绝不会饿着你们。”

    她想方设法安排他们生活。仅有的12平方米的房间里，她自己睡的大床加块床板，再不够则打地铺；人多实在睡不下时，就叫他（她）们轮流坐睡。米不足，煮饭时她就多放点水煮粥，不让同志饿肚子。

    淑桓的革命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中共香港地下党组织为了她的安全，把她母子接到设在九龙的一个秘密交通站。她总觉得自己还能为抗日、为部队多做些工作，便不顾丈夫刚病故留给她的痛苦，向党组织提出到游击队工作。经批准，1941年4月，她带着仅11岁的显隆投奔东莞大岭山游击区，参加了曾生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她在游击队的医院里教文化，大家称她“郭妈”。

    不久，曾生总队长专门派干部安排李淑桓到大塘村联络站，接替党员徐幽明，担任东江纵队交通情报员工作。至此，淑桓老妈妈一家八口人，都在抗日前线，成为人民军队中的光荣一家。

    （广州军区政治部、广东省军区政治部组稿王曼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