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底，福建省晋江县南郊清村侨属杨足娘，突然接到从安徽省泾县寄来的一封信。她请邻人读信时，才知道是长子沈尔七寄给她的。沈尔七在信上告诉母亲：他已从菲律宾回国参加抗日战争，并说明回国参战的道理。沈尔七离家往马尼拉谋生已8年了，母亲很惦念他，复信时催促他回家团聚。
5月下旬，杨足娘又接到儿子从新四军政治部寄来的回信。信中写道：
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不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亲能以儿为光明事业努力，勿怪儿之不肖……
这封充满革命激情的家书，是沈尔七为抗日救国而奋斗的革命精神的真实写照。
沈尔七，原名沈庆炬，1914年生。父亲沈日乞早年去菲律宾谋生。1930年春，他远离家门到马尼拉跟父亲干活。
30年代，菲律宾华侨也和国内一样积极展开抗日救亡活动。沈尔七参加了马尼拉普智夜校进步学生为抗日组织出版《族声》文艺刊物的活动。
1936年初，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由宋庆龄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的，简称民武会）决定在菲律宾建立分会，由高剑峰、郑显玉、郑炎火、沈尔七等人负责筹备。于是沈尔七重返马尼拉市区，参与筹建分会工作。民武会菲分会成立时，各界侨胞参加者达数百人，沈尔七被选为分会主要负责人之一。
“七·七”事变后，民武会菲律宾分会发动会员和各界侨胞献钱献物，慰问祖国抗日将士。10月，又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救国义勇队”，许多华侨青年报名要求回国参战。11月初，民武分会从报名青年中挑选了身强力壮的沈尔七、戴血民、许振文、郑显玉、余志坚、杨血映、陈友节、庄玉英、张光等28位，组成救国义勇队，由戴血民、沈尔七带领，于1938年2月，途经厦门、漳州、龙岩到达皖南，编入新四军二支队，改名为“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新四军二支队政治部任命沈尔七为团长，戴血民为副团长，俞炳辉为教导员。他们成了第一支归国华侨抗日的队伍。
为了向旅菲侨胞传播祖国抗战的真实消息，以加深侨胞对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了解，继续动员爱国青年回国参战，同时筹募医药品支援前线，新四军领导决定派沈尔七、许振文等人重返菲律宾，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叶挺军长还提出可以组织华侨营（或团）的主张。
沈尔七等人于1939年春回到马尼拉，受到菲律宾各爱国侨团的欢迎，“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简称劳联会）大力支持他们开展工作。沈尔七利用各种机会，向各界侨胞介绍祖国抗战的形势，阐述只有团结抗日，持久作战，才能夺取最后胜利的道理；发动华侨捐献财物，支援前方将士；号召爱国青年回国参战，打击日本侵略者。他们的宣传激发了广大侨胞的爱国热情，促进了筹募工作的开展。
劳联会以“慰劳前方抗日将士”的名义，公开发动劝募，同时发起组织“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劳团”，动员爱国华侨青年报名参加回国劳军活动。在各界侨胞的赞助下，劳联会筹购了一批军需品和一套铜管乐器，又从报名的青年中挑选了23人，组成慰劳团的乐队，聘请洪光学校音乐教员周东君任乐队教练，演奏抗日歌曲。
劳联会回国慰劳团由王西雄为团长，沈尔七为政治指导员，曾心平负责宣慰，王爱奎负责管理，郭汐江负责文书，张匡时负责财务，于1939年6月离开马尼拉到香港。当时广州已被日寇占据，慰劳团根据廖承志同志的指示，绕道越南，入广西至桂林。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派了两名营级干部护送慰劳团员们，经湖南衡阳，转赴江西上饶。
行军路上，沈尔七以自己前一次到新四军前线的亲身经历，坚定团员们的意志，并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来鼓舞大家。1939年7月底，慰劳团克服了种种困难，到达上饶。当时正在上饶的叶挺军长，立即接见慰劳团全体成员，并和大家照了相；随后派专车将他们送到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慰劳团员们在军部稍事休整后，就出发到前线去，代表菲律宾各界华侨和爱国华侨团体慰劳抗日将士。两个多月的慰劳宣传活动结束后，沈尔七留在军政治部工作。其他同志除另有安排外，都参加新四军教导队第三期学习班学习。慰劳团带回的铜管乐器，交给军文工团使用，周东君和蔡紫茵直接参加了军文工团。
1939年10月底，沈尔七调到新四军教导总队第九队（参加者为营级以上干部）学习。据当时任第九队党支部书记的王直同志回忆：沈尔七在学习中积极勤奋，刻苦钻研，不怕劳累，进步很快，曾受到党支部的表扬。1940年4月，因前方急需大量干部，他和第九队大部分学员分配到江南前线。在从皖南到苏南的行军路上，他不畏艰险，热情帮助同志，表现很好，受到陈毅、粟裕的赞扬。
在苏南前线，沈尔七参加了西塔山战斗。他英勇作战，战斗中还帮助抢救伤员，积极地做宣传鼓动工作。8月间又参加了保卫镇保公路的战斗，他跟着伏击队做宣传工作，随部队勇敢冲杀。由于他作战勇敢积极，战斗结束后，被提升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政治部任副科长。
1940年10月，江南指挥部成立了江南四县（句容、溧水、镇江、丹阳）总会，沈尔七被调到总会政治部工作。同年年底，遵照江南指挥部的指示，他经由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马尼拉，继续动员旅菲侨胞以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新四军抗日杀敌。
1941年11月间，他第三次离开马尼拉，回国杀敌。当他在香港停留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占据了香港。于是沈尔七与其他一些原在香港工作的革命同志，以及一些文化界民主人士，在地下工作人员的掩护下，先后撤入广东省东江抗日游击区。
到了东江游击区后，沈尔七被安排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第五大队的一个战斗连任指导员。在一次对敌作战时他负了伤，加之他原先就患有肺病，组织上送他到阳台山区后方医院住院治疗，并兼任医院政治指导员工作。
从1942年2月起，东江游击区展开了对敌战斗，沈尔七带病参加斗争。5月间，伪军袭击后方医院时，他带病组织掩护伤员撤退工作。同年12月，他参加宝山县尖岗山战斗时，不幸中弹牺牲，为抗日救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28岁。
沈尔七在菲律宾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时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一次回国参战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的英名永远载入菲律宾华侨工人运动的史册，写进祖国革命烈士英名录。他与其他在东江地区牺牲的烈士们，被称为“东江英烈”。东江纵队副司令王作尧在回忆录《东纵一叶》中，曾提到沈尔七的斗争事迹。宝安县龙华区和平湖区的烈士纪念碑上，都刻有“沈尔七”的名字。1982年6月，由中共福建省委编印的《福建革命史画集》中，把沈尔七列入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烈士名谱。1985年中共泉州市党史工作委员会和泉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合编的《泉州英烈》中，也收录了沈尔七烈士的传略。
（南京军区政治部、福建省军区政治部组稿沈玉水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