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划右派改正了，判刑冤案平反了，第三个问题是争取恢复党籍。1936年4月，在“一二·九”运动时期，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1938年7月，在抗日前线，经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我党中央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同志们，凡是已经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的，都要转移到解放区。于是刘子久同志就转移到解放区了。我当时已深入日本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他难以通知我；因而我的组织关系中断了。1942年经地下党员李年同志介绍，我参加了我党中央领导的西安地下情报组织。1944年秋，我由日本统治区回到西安后，西安地下情报组织负责人赵耀斌通知我说：他已经给我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

    1945年抗战胜利后，经赵耀斌派遣和陈忠经介绍，我打入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政治部，以“国民党少将督察”名义为掩护，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和赵耀斌单线联系，工作上和李年直接联系。1947年10月，西安、沈阳等处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赵耀斌被捕，我的组织关系又中断了。

    过去由于找不到赵耀斌，我的组织关系一直恢复不了。我的“右派”。问题改正之后，我于1982年5月4日，写信给中央罗青长部长，陈述了我的经历和目前急待解决的党籍问题。罗青长部长发函证明，赵耀斌在给我接上情报工作关系时，就给我接上了党组织关系。1982年6月18日，中国人民大学党委收到这份证明材料。我的入党介绍人刘子久同志也写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建议恢复我的党籍。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将这些证明材料报给北京市委组织部，并建议恢复我的党籍。

    1983年5月23日，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指示：“恢复葛佩琦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38年7月起连续计算”。至此，我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回到了革命队伍；我感到心情舒畅，无比高兴！我决心向前看，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为改革开放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