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巾帼不让须眉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莫志斌 本章:27、巾帼不让须眉

    1934年10月的一天,王泉媛被一道紧急命令召回瑞金,当时她正在乡下进行扩红工作。回到瑞金后,她明显感觉到气氛有些异常,她的领导,少共中央的同志命令她只准带上衣被、草鞋,其他物品统统扔掉,随着代号为“红星”的妇女工作团开拔,团长由董必武担任。她和许多从中央苏区出发的红军一样,出了赣南,过了湘江,一直往北走,才知道中央红军已经被迫开始战略转移了。

    随红一方面军转移的女干部一共有30名,她们有的在中央政府或者军队中担任职务,有的是经过挑选的妇女骨干。王泉媛在参加红军前,就是吉安县委的妇女部长,加入红军后,被派往瑞金马列主义大学学文化(当时她还不识字)。学习结束,被分配在少共中央工作。——30名长征女战士,除了蔡畅、康克清、刘英等6人外,其余的24人都安排在妇女工作团。她们主要是沿途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筹粮筹款,雇人抬担架,照顾伤员等。除了这些女干部,还有一些负责护理工作的妇女。

    女作家丁玲认为长征中的女人最为艰难。她并没有参加长征,但是她是第一个到达延安的文艺界名人,也是最典型的延安文人。丁玲是有着火一般热情的新女性,桀骜不驯。她认为参加长征的女性,都是贤惠的女子,也是一群能吃苦耐劳的女子,不然就不可能长征二万五千里,从江西一直走到延安。

    博古的夫人刘群先回忆长征往事时说,行军非常难,她的双脚疼得很厉害,不得不每天用热水洗脚。其实每天超强度行军,用热水洗脚也无济于事。妇女也得和男同志承受同样的疲惫和病痛,甚至因为女性的生理特征,需要比男性更具备忍耐性。有的女同志是小脚,不便行走,走路爬山却从不落后。另外比较麻烦的一点,就是来月经,往往找不到一张纸、一块破布,只能任凭经血从裤管往下流。过度的紧张疲劳,加上饥饿、寒冷、潮湿,许多妇女闭了经,特别是翻过雪山后,有的人再也没来过月经,也就不可能生小孩了。

    长征刚开始时,因为组织比较混乱,她们得不到足够的食物。男女同志还为了食物发生了争吵。只好把妇女单独编队,刘群先当队长,李伯钊(杨尚昆的夫人)负责粮食补给,情况比先前好了许多。但是挨饿是很常见的事情。在四川两河口的时候,一些妇女被留下来负责收容工作,只是因为路边写着一个通知,说后面还有军队,让她们留下来负责联系。她们只好停留在两河口等待,一等就是两三个月,早断了粮,每天靠着野菜充饥。一天王泉媛和另外一个女同志去买粮食,走了30多里地,一粒粮也没买到,只好吃老百姓栽种的用来喂猪的笔杆草,才不至于昏倒。她们吃过猪草之后,还在比较显眼的地方放上了一块银元。

    红军女战士整日整夜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走,觉得总看不到尽头,不知道前路有多远。入贵州时,雾雨蒙蒙而寒冷;到了云南、四川,太阳又每天暴晒,炎热不堪;进入雪山,却冷得能把人冻成冰柱。危秀英个头矮小,她说,长征对妇女来说要艰难得多,每天都困难重重,每天的日子都不好过。

    只有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是个例外,她认为长征比较轻松。至1935年,她和朱德结婚已差不多7年了。她嫁给朱德的时候才17岁(朱德43岁),一个字也不认识。1933年康克清从红军学校和红军大学毕业。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前四次“围剿”,康克清几乎每次战斗都参加了。因为长期的战争,她成为了优秀的射击手。红军在井冈山时期,就有一个规定,夫妻双方只能在星期六晚上见面,遇到丈夫或者妻子有病,需要对方照顾才可以打破规矩。长征中也是如此。但是朱德和康克清却是例外中的例外。长征时他们几乎没有一天是分开的,因为康克清能打仗,她不仅背着手枪(她配有两支手枪和一支毛瑟枪)、皮包、军用地图和粮食,而且背着自己的包袱和毯子,还常常帮助劳累的战士扛上三四支步枪。有一次,战士瞧见她在一个河岸边,伏在自己的腿上拟写直属部队渡河程序的命令。她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妇女,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文化程度和军事技能都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康克清曾经对采访延安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他写了《红星照耀中国》)说过,长征“就像每天出去散散步一样”。她确实很能走路和骑马,总是在队伍的最前面,比许多男同志都能吃苦耐劳。

    尽管如此多的困难,中央红军的30名妇女,除了甘棠、李桂英和谢小梅中途留下参加地方工作外,其余27名都安全到达陕北,没有一个掉队。

    很多人以为,这些妇女同志是劳苦惯了的,所以能够安全地走到延安。其实并非如此,虽然她们中许多人习惯劳作,但是其中也有出身富裕家庭、享受过小姐生活的人,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和出国留过学的学生,也有早就享有声誉的政治活动者。

    这里,不得不提到邓颖超,周恩来的夫人。1915年,邓颖超考入天津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她相貌并不出众,却有着一双明亮的眼睛,她热衷政治活动,善于演讲。1919年,天津几所女校成立了女界爱国同志会,15岁的邓颖超被推选为讲演队长。她的演讲热情奔放,慷慨激昂,极具鼓动性。也就是这一年,五四爱国运动使得她和周恩来认识了,他们都是爱国进步的学生代表,一起组织了一个学生团体“觉悟社”。到了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在广东担任国民政府的一些职务,包括大家熟悉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邓颖超那段时期也在国民政府任职,担任中央妇女部的部长,中央监查委员,中央执委候补委员,广东不少人称邓颖超为演说家。

    她和周恩来是自由恋爱而结婚,有着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感情融洽。在遇到周恩来之前,她是讨厌婚姻的,觉得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后来的情况证明,邓颖超选择了革命的伴侣。她回忆,晚年周恩来一次给小辈讲自己的恋爱故事时说到,就是看见邓颖超能坚持革命才和她结婚的。邓颖超也是看中了周恩来这一点。——长征中许多领导人和他们的妻子,像张闻天和刘英、李富春和蔡畅、李维汉和金维映、杨尚昆和李伯钊——都是这样的结合。

    邓颖超长征前就患有严重的肺病。过草地的时候掉进了沼泽地,被人救起后,第二天发起高烧,连续七天七夜粒米未进,周围的同志都认为她不行了,可是她还是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她和周恩来一样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她病稍好些不久,周恩来又得了肝病,差点因为肝脓肿死掉。邓颖超被担架抬着过草地上的一条河流,河水有三尺深,部队因而滞留在河边按顺序渡过。有不少的中下级军官去看她,她不停地喘息,却依然关心地问围着她的军官:“河水深到什么程度?”还嘱咐大家要牵着手过去才好,不要沾湿了衣服,这是过草地最后的困难了。在场的战士们无不为之动容。

    蔡畅是湖南人,也受过相当高的教育,曾经留学法国。她的哥哥蔡和森,与毛泽东是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五四时期,他们发起了湖南人赴法勤工俭学的活动。她的嫂子向警予,也是很出名的革命者。蔡畅和蔡和森1919年前往巴黎,他们的母亲,一个50多岁的小脚老太,毅然陪着一双儿女漂洋过海。在法国,蔡畅认识了李富春,他们结了婚。在中国,很难找到比蔡畅全家更为革命的家庭了。红军中的人都亲切地喊蔡畅“大姐”。她穿着军装麻鞋,佩着手枪,站在队伍中,不熟悉她容貌的人,根本就看不出来她是女子。她的法文很好,会唱《马赛曲》,战士们一找到机会,就请求她唱这支歌。她的歌声慷慨激昂,战士们长途跋涉,饥寒交迫,听到她的歌声,减轻了不少的疲劳和寂寞。蔡畅讲的故事和笑话,康克清称之为他们的“精神粮食”。用乐观的精神鼓舞人,这也是红军政治工作的一大特点。

    比蔡畅更善于做文艺宣传的是“红色戏剧家”李伯钊,她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得很漂亮,气质优雅。长征路上,她总在队伍中奔前跑后,做宣传鼓动工作。红军宿营时,她又和许多女同志到驻地群众中作调查,慰问伤员,分配没收来的物资。休息的时间,她常常会自己编节目,组织演出,把气氛搞得十分活跃。她的丈夫杨尚昆说:“作为一名红色文艺战士,只要革命需要,她什么都干。”无论是在湘江畔,在老山界,在大渡河,都能听到她的歌声,有时她会欢快地跳起苏联水兵舞,姿态让大家着迷。

    红二十五军比中央红军晚一个月开始长征,他们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随行有7名女护士。她们为了不掉队,夜间行军时,用裹腿布结成一条长绳拉着前进。政治部的同志几次劝她们留下,都没有成功。她们一路护理伤员,做宣传工作,她们是各路长征队伍里最早到达陕北的。

    红四方面军里的妇女数量,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不是几个或者几十个,而是2000多人的妇女独立师。1933年3月,这支娘子军的前身——四川通江妇女独立营成立,隶属于红四方面军,最初约300多人。妇女独立师有两个团,师长张琴秋。女战士们大部分是川北农村十六七岁的姑娘,最小的年龄才9岁。女子们无论年纪大小,一律平头,灰军装,戴斗笠,缠绑腿,穿草鞋,握刀扛枪,与男子没有任何区别。她们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红军的机关办公部门、红军医院、仓库,运送弹药、粮食,转移伤员。她们跟着红四方面军两过雪山、三过草地,尝尽了艰辛。工兵营的女战士,除了负担全营的辎重外,还要运输供给红四军部的物资,每个人身上起码背有四五十斤重的物品。一次遇见敌人空袭,伤员被堵在了河边,一个叫作王学农的连长,带领女兵,跳进河中,用肩膀架起一座桥让伤员通过。

    张琴秋师长是红四军里职务最高、学历最高的女子,也是红军中唯一的女师长。她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是著名的“28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6年成了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妻子。1933年夏天,她带领500女兵护送红军伤员,遇到一个团的川军。她指挥女兵沉着应战,竟然策动敌人内讧,川军士兵把他们的军官都捆起来,投降了红军。

    1936年妇女独立师到达陕北后,人数锐减,缩编成妇女抗日先锋团。后来,她们随张国焘沿着河西走廊西征,被马步芳的骑兵逼入戈壁荒漠,转战祁连山,最终仅存的300人全部被俘。整个妇女团女子的命运,不外乎被俘、牺牲、流落他乡,能回延安的仅仅是很少的一部分。

    张琴秋西征时已有身孕,1937年1月转战中生下的男孩,很快便被戈壁滩的寒冷冰雪夺去了生命。红一、二、四方面军中都有女同志在长征途中生孩子,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她们没法在炮火连天中照料自己的孩子,孩子一出生,就托付给了当地的老乡。有时候时间来不及,就把孩子放在路边,留下一张关于小孩身世的纸条。失散的孩子大都无法再找回来。

    根据资料统计,参加长征的女性,红一方面军30名,红二十五军7名,红二方面军20多名,红四方面军20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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