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战士”们非常关注这本书
一九九六年八月八日，夜深，我刚躺下，忽然电话铃声大作。一听，是傅雷次子傅敏从北京打来的。他告诉我，刚刚接到其兄傅聪从伦敦打来的电话，询问能否得到一本？
自从《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以来，我不断接到这样的索书电话以及来信。
在“文革”中，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的干部们，常称之为“五七战士”。然而，如今这“五七战士”又有新的涵义：在一九五七年被划人“右”册的人们，戏称自己是“五七战士”。
由于《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是有关“反右派运动”的非常详尽的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出版以来，受到众多读者的关注。内中特别是“五七战士”们，非常关心这本书。就连那些盗版书商也“关心”此书，在这本书出版不久，盗版本也就迅速“上市”了。
我发现，中国的“五七战士”们，仿佛已经形成了一个无形的联络网。这本书，没有在内地报上登过广告，也没有发过出版消息，但是“五七战士”们互相转告，以至十分偏远的地方，都知道出版了这么一本书。只是这些地方买不到《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所以他们给我来信，希望能够见到这本书。
也有许多“五七战士”买到此书，跟我畅谈读后感，回忆那幕历史悲歌。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三日和十四日两天，两位“五七战士”——分别是当年中国最大的“党内右派”的夫人和中国最小的“右派分子”，向我倾诉各自那苦难的经历，从特殊的角度反映了那历史悲歌。
中国最大的“党内右派”夫人来电约见
一月十三日，正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五七战士”陈修良托人转告，希望约我一谈。
陈修良的丈夫是当年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一九五七年党内最大的“右派分子”。她自己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也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一对“党内右派夫妻”。
我在华东医院见到了八十九岁高龄的陈修良。她的记忆力很不错，身体也还好，一口气跟我谈了两个多小时。她告诉我，《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出版之后，别人很快就告诉了她，她托人买到《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读后感慨万千。她说，作家有勇气写这本书，是很不容易的。一九五七年这么一场“左”的运动，谁都不敢去碰、去写，你能够写出来，表明你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应该让现在的年轻人知道一九五七年的真相，这是为了将来不再发生这样的历史悲剧。
她患白内障，视力不好。一买到此书，就请人先读了书中关于沙文汉的一节给她听。她说，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一事，已经将近四十年，这本书第一次详细地写了此事，她特别高兴。
她说，她生于一九零七年。一九二五年，十八岁的她便已经成为宁波的学生运动领袖。她在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她在莫斯科留学时，与杨尚昆、陈伯达是同学。回国后，她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任中共南京地下党市委书记。
陈修良对笔者说，在她的一生中，两回当“右派”。头一回是在苏联，她因为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就是“右派”；第二回，则在一九五七年。
陈修良说，在一九五七年，她在九月先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到了十二月，沙文汉也被打成“右派分子”。
沙文汉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还算挂了个“浙江省政协委员”的空衔。他在万分郁闷之中，埋头于研究中国古代史。他写出《中国奴隶制度之探讨》一书。
精神上的折磨，使沙文汉病倒。一九六四年一月二日，沙文汉死于肺气肿，年仅五十五岁！
陈修良的“右派”冤案，在一九七九年九月得以平反。
沙文汉的“右派”冤案，在一九八零年得以平反。
陈修良说，希望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订再版的时候，补入她所谈的许多新的内容。
笔者已经遵照她的意见，把她的谈话补人《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
中国最小最晚的“右派”突然来访
就在采访了陈修良的翌日，我家响起了门铃声。开门一看，是一位素昧平生的不速之客。他消瘦，一头白发，说是已经把《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看了两遍，打听到我的地址，所以前来寻访。
我请他在客厅坐下。他说自己当年是“五七战士”，吃了二十年的苦，现在看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才恍然大悟。
他说，书中引述了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全文。他还是头一回看到这个《通知》。他是一个工人，按照中共中央这一文件的规定，在工人中是不划“右派分子”的。可是，他却在这一文件下达后的一年零二十五天——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被划为“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他说，看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个春秋，人生的黄金岁月，他在“右派”的阴影中度过！
他同样希望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订再版时，能够补入他的苦难。他说，中对“大右派”写了很多，对于“小右派”反映不够。我也遵照他的意愿，把他的坎坷经历补入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
从病床上打来的长途电话
一九九六年一月七日中午，我忽然接到湖南湘潭的长途电话，那是一位名叫黎健的“五七战士”打来的。
他说，他很兴奋地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当了二十年“右派分子”，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真实背景。
他说自己是在病床上含泪读完《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他患癌症，已经晚期。
他对《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意见，也是以为对“大右派”写得多，而写“小右派”不够。他说，他便是一个“小右派”。他愿意把关于自己的苦难经历的材料寄来，希望在再版时补入。
他告诉我，这本书最初是湘潭一家小书摊在销售。他的朋友——也是“五七战士”见到了，买了一本，向他推荐。他马上买了一本。他读后，又打电话给许多当年的“五七战友”，告诉有这么一本书。于是，那家小书摊的生意格外兴隆。
他在病中给我寄来春节贺卡，我给他回信表示感谢。
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晚，他又从湘潭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向许多人推荐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本书，内中有山西文联主席，有歌唱家成方园的父亲，湖南新闻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湖南日报》的记者冒雨去买这本书，书摊上只剩一本连书角都卷起来的，他也买了下来。
他说，他本来收集许多关于“反右派”的资料，有了这本书，就用不着费心了，因为这本书几乎都有。这本书是“开先河”的书。
他说，他在九岁时死了父亲，进了孤儿院。后来参加土改。自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吃够了苦。特别是在“文革”中，受“二茬罪”。如今生活好起来了，又落了一身病，活一天算一天。自己是“小右派”，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心中有许多话要说。等天气稍微暖和点，他要把自己的经历写好寄来。
他还说，他要把自己在“反右派”前、“反右派”中和“反右派”后的照片寄来，作为历史资料。从照片可以看出，“反右派”后，一下子瘦了许多。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电话说，在一九五七年，湘潭是“反右派运动”进行很“激烈”的地方。当时的县长、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组织部部长，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以至“反党集团”。县长毛特夫，还是毛泽东的亲戚，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