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之后，笔者多次收到上海“五七战士”杜重石先生的来信，并赠我他在香港出版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岁月》。
他在《风雨岁月》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的话赠我：
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写一个人遭遇不应遭遇的厄运。”而我正是遭遇这种厄运的人。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说：“如果我们不向历史学习，我们就将被迫重演历史。”
对于一个从一九五七年那大劫大难走过风雨岁月的他来说，借用亚里士多德和托夫勒的话，道出了内心深处的声音。
杜重石先生有着不平常的来历。仅从一九八六年六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给他的一封短笺，便可觑见他传奇人生的一角：
您好！我们在编辑《周恩来书信选集》时，看到一份大概是一九五零年九月一日周恩来同志发给贺龙同志的电报，电文中道：与支电称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误，杜的工作，同意来电意见。
请您证实一下，这份电报是否发于一九五零年，建国后您的工作是如何安排的，以及您的简历。
请您在百忙中回忆一下，并早日函复，谢谢。此致敬礼！
通讯地址：北京一七四零信箱联系人：李静
杜重石证实，一九五零年，他在四川，贺龙给他安排工作之前，曾致电北京请示周恩来。周恩来一眼就看出，电文中“杜瑞石想系杜重石之误”。
这一细节，既表明周恩来的细心，也表明周恩来对杜重石是相当熟悉的。
杜重石，四川广安人，邓小平也是那里人。他在上海新华艺大卒业之后，一九三三年，二十岁的他便担任国民党二十军军长杨森的秘书。
一九三八年春，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他作为杨森的代表，派驻延安。在延安，他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并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从此，他与中共高层有了许多联系……
翌年春，二十六岁的他，出任二十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川康绥靖主任公署少将参议。
一九四九年，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时候，他扮演了重要角色。驻守四川的是国民党二十军。他从事秘密工作，受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派遣进入成都，策反国民党二十军。
十二月中旬，奉周恩来之命，杜重石随贺龙入川，担任贺龙的政治代表……然而，一九五七年，在上海工作的他，却在大鸣大放中陷入“阳谋”：
“整风学习伊始，‘戏’的导演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即使有说错的，也必须从团结愿望出发，和风细雨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再团结。’我对这些话，真是洗耳恭听，字字句句都信其为真，因为这些话都出于毛泽东之口。
“整风导演者的娓娓动人说词，甚于伪善的求爱者。我是懵懵懂懂地被他们强扮着他们所需要的‘角色’。”
他遭到大会批，小会斗。他说：
“毛主席教导我们帮助党整风，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有什么错。不知哪位如黑松林里突然出现的‘剪径’者，鼻孔里‘哼’了一声说：什么言者无罪，言就是行动，你已经有了行动，怎么无罪。我反驳说：言就是行动，毛主席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我当时确是孤陋寡闻，不知道‘言就是行动’典出何处？事后听说这是郭沫若这位名人的‘言即行动’的名言。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是据这句‘名言’来指导反右斗争的。”
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在家中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是那样的感人：
我素知妻子最疼孩子，从不用打作教育孩子的办法，即使孩子有了错，也只是对孩子讲明道理，改正错误、不要再犯，更不会让孩子一人在楼下哭泣而不予理睬。我一边叫茜茜跟着我，一边把咪咪抱着边上楼边说：好孩子是不哭的。我们去向妈妈讲道理，为什么要打挂红领巾的孩子。
我走进卧室，眼前的情景将我愕住了：妻子靠在沙发上低头沉思，眼眶也含着晶莹泪珠。我惊诧地坐在她身旁，轻声地说：“蓉，怎么你打了咪咪，自己也在哭（妻名素蓉，生肖属猴，蓉是我对她的爱称）。”同时咪咪从我怀抱中下地来紧偎在我身旁。妻仍低头不语。经我再三说：“蓉，我知道你从不打孩子，这次打她，是不是咪咪过分淘气了。”咪咪听到我这样说，像受到更大委屈，抽咽得更厉害，断断续续的说：爸……爸，我没……没淘气，我要唱歌，妈妈不许我唱。老师教的歌，我唱不好，就得不到五分。我说：爸爸教你唱，保证得五分。咪咪的小脸呈现出希望的喜悦。妻子用不耐烦的语气说：“我就不许她唱这支歌。”
“什么歌呀？”我问。
“社会主义好。”妻答。
我说：“社会主义是好嘛。大人也在唱，孩子要唱，用不着打她。”
妻子略带埋怨但仍含柔情蜜意的音调说：“唉！小牛，你知道这支歌词中的‘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已改为‘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吗。我叫这小东西不要唱，爸爸听到会难过的。她偏不听话，还要唱。”
妻子说着说着，她的泪珠竟克制不住一滴滴落下来。这时我感到袭击我的是妻子对我体贴入微的蜜情深爱，我也情不自禁地紧偎着她饮泣起来。孩子们张大着小眼望到爸爸妈妈相互饮泣，用手绢互擦泪水。咪咪反而止住哭声拉着妹妹紧紧靠着妻和我，拉着我和妻的衣角说：“爸爸，妈妈不要哭了，我和妹妹都不哭了。我一定听妈妈的话，不唱歌了。”
他不仅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他的历史被颠倒，居然成了“历史反革命”！
这样，他在一九五八年被上海黄浦公安局逮捕入狱，押送安徽劳改。作为“右派”加“历史反革命”的“双料分子”的他，蒙受了双重的屈辱。
他直至一九七六年才回到上海，一九八零年终于平反昭雪。他在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五日致笔者的信中，深刻地说：
“雨果在里说：‘当一个人心中充满了黑暗，罪恶便从黑暗里滋长起来。有罪的并不是犯罪的人，而是那制造黑暗的人。’回顾我的人生历程，我心中充满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然而却遭遇妻离家破、骨肉分离的不应遭遇的厄运。难道犯罪的是那制造光明的人？这在我思维逻辑上实在弄不通……”
吴祖光、新凤霞、公刘来信祝贺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一日，作为影片《大闹天宫》的编剧，我在北京长城饭店出席了影片《大闹天宫》新闻发布会。
在会上，我见到了著名“五七战士”、剧作家吴祖光先生。正巧，我的手提包里还有一本《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便送给了他——因为书中有一节专门写他的“五七悲歌”。
二月六日，吴祖光先生和夫人新凤霞给我来信。信中说：
谢谢你那天在长城会上，送给我的书，前夜回家，看见一封读者来信，正巧也是谈到读了你这本书表示对我的同情，说明你的影响之大，我十分感谢。
有很多事情你不可能知道，“反右”及“文革”之难，我家受害最惨的是我妻新凤霞……另邮寄上《我与吴祖光》一书可作参考，相比之下，我所承受的要比她轻多了。
……
你的写作可以澄清这一代颠倒事非的历史，有功后世，功德无量，衷心敬佩。
吴祖光先生还给我转来读者百明写给他的信。读者在信中说：
近日看了一本叶永烈写的书《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其中第十五章《艺术悲歌》一节有您的介绍，说您一九一七年生于北京，江苏武进人士。一九四一年因写话剧《风雪夜归人》而广受赞誉。一九四五年您在重庆主编《新民报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时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后在“反右”中被错误打成“小家族集团”的“统帅”。那些批判文章简直是一派胡言，其中最不能理解的是受人尊敬的老舍（舒庆春）先生为什么会对您写那些无聊、尖刻的文章。后来您被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但在“文革”中又被扯进了所谓的“二流堂”，太冤枉了，您一生多坎坷，今年过了春节，您将八十大寿了，祝福您健康，快乐，安度晚年。
老诗人公刘在一九五七年也是“五七战士”。他在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后，在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从安徽致函笔者：
“的确，这是描绘反‘右’全景的开山之作。
“我打算写一部个人‘加冕史’……”
原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沂，在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一日给笔者打来电话说：
“最近，看了你的《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我也是‘右派’！你把这段历史写下来，很有意义。
“这些历史，如果不写下来，慢慢的大家都忘记了……一九五七年，我在部队工作。毛主席曾在三次讲话中，称我是‘左派’。可是，后来我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中，有一节专门写梅朵、姚芳藻“右派夫妇”。我准备送书给他们，事先给他们去了电话。姚芳藻马上说：“我已经听说你出了这本书。据说，书中有四页是写我们的，谢谢你！”可见，他们的消息相当灵通——“五七战士”之间，很快就“通报”消息。
山东淄博的一位“五七战士”，从外地“右友”那里得知出版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本书，可是淄博买不到。他给笔者来信，说自己当了二十年“右派分子”，极想一读。笔者马上给他寄去了一册。
前宁夏文联副主席戈悟觉先生虽不是“五七战士”，但是他来信说：“我在看一书，材料翔实丰富。蓝翎的事情可以补充进去的。”
我以为他的意见很好。蓝翎原是向俞平伯挑战的两个“小人物”之一，但是在一九五七年也成了“五七战士”，确实很值得写一笔。
卢郁文之子关注这本书
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中，曾用了许多篇幅写及了卢郁文先生。关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却又无论如何无法回避。我在书中尽量采用当时《人民日报》对于卢郁文事件的公开报导，尽量写得客观，全面反映当时对于卢郁文的“匿名信事件”的各种看法。
由于卢郁文先生已经故世，我在一九八九年曾通过民革中央希望采访卢郁文亲属。民革中央告知了卢郁文之子卢存学先生的在广西桂林的通讯处。我曾给卢存学先生去信，他于一九九零年一月九日复函，寄来卢郁文先生简历。我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中，引用了这份简历。
《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出版后，尽管他已经调离桂林，迁往广西北海，但是也很快知道了。他于一九九六年二月一日给我来信及贺卡。他在信中写道：
顷闻您的纪实文学大作《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业已问世，因北海市地处偏远，文化滞后，书店未见此书，未能拜读为憾。
尚记十年前我在桂林民革工作时，您曾通过民革中央与我联系，索要家父卢郁文先生资料，并说将趁出差云贵川之机去桂林一晤，惜未如愿。据朋友说，您在这部书中提到了我，并用了我当初提供的资料，急切想读之愿望无日可遏，敬希惠赠该书一册，以了此愿并慰先父在天之灵。
我几乎拜读了先生全部的纪实文学作品，对先生创作态度之严谨，客观，搜集材料之全面、翔实，采访之深入、艰苦以及文笔之流畅、朴素极为钦佩。您为中国人民对中国历史的发展做了很多大好事。我认为，您的着作对研究中国的当代史、党史是极有参考价值的材料，作为参加工作已四十七年，在“反右”浪潮中被卷入水底的我，感受尤深，以上绝非奉谀之言。
一九九六年三月五日，卢存学先生再度来信：
“来函及所赠《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分别于春节前春节后收到。感谢您及时的回复和信中表示的关注。
“我发信后数日，从朋友处先得了一本此书，怀着一种极其迫切和复杂的感情，匆匆读了一遍，有时至深夜。您的书把我带回了近四十年前那个乌云翻滚的‘不平凡的春天’，作为在那场风浪中父子二人截然不同的两种遭际卷入水底的一方，不胜唏嘘，感慨万千，在这封信中我不可能向您一一诉说，如有机会和缘份，我愿和您促膝长谈。”
卢存学先生深刻地指出：
“你的书中涉及了‘右派’全部‘摘帽’和后来的几乎全部‘改正’，但没有说到在六十年代初摘了几批之后，有相当一大批人一直无人管，帽子从一九五七年戴到一九七八年，仅次于无期徒刑。判无期徒刑的人，有案有判决有人管，可以减刑可以假释可以保外就医，而戴帽二十余年的‘右派’，实际上被剥夺了工作权、被选举权、迁徙权、婚恋权（谁肯谁敢跟‘右派’谈恋爱结婚？《天云山传奇》的故事毕竟凤毛麟角）。如果……恐怕这些人真的该‘永世不得翻身’了！拿人的命运这样随意糟踏，怎不使人心栗心寒？‘反右派’搞了几十万人还不过瘾，再来‘文革’，搞他个几千万上亿人，搞到‘濒临崩溃’‘全面内战’……难怪章伯钧说‘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到了’。你说‘没有“反右派运动”就没有“文化大革命”’，确实是这样。但是其中的理论、路线上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怎么会有这样适合迷信、野蛮、疯狂、残酷、排外、非古的毒菌生长的土壤，不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传统意识根源的吗？”
卢存学先生还指出：
“中国人因可怜而丑陋，因丑陋而更加可怜，应该到头了！我们应该学会思考和辨别。
“我希望你在着述的同时，也成为一位历史理论的探索者。这方面的学术理论工作要有人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