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同盟四川省主任委员、当年所谓的“章罗联盟骨干分子”潘大逵之子潘必纯先生，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之后，在一九九六年一月三十日给笔者来信：

    “从你的书中知道你曾在一九八四年走访过我父亲。父亲已于一九九一年去世。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里，老人家将他的一生经历写成一本书，书名叫《风雨九十年》。该书由成都出版社出版。我想，也许对你有用，故寄一本与你，留作纪念。

    “我也是你的忠实读者。感谢你为一九五七年蒙冤受屈的知识分子仗义直言。”

    笔者细读了潘大逵先生晚年所写的回忆录，内中这么谈及他在一九五七年的遭遇，而且写及章乃器面对“批判”的坦荡和磊落：

    “这次人大的小组会议，一开始就进行反右，朱德同志编在我们四川小组。我们小组内当时有右派二人，章乃器是首要，我则次之。初先大家向章集中火力，章都毫不介意地以极简短的语言报之，以‘诬蔑’、‘改造’、‘卑鄙’一类词汇向对方予以反击；别人提出的指责，他既不加以辩护，也不作出回答。他的强项，我还暗自佩服称赞。记得朱德同志在休息时，曾问他受得了么？他回答说：‘没有什么’。

    “可是一轮到我，我就有点不知所措。本来是莫须有的事情，却越辩越辩不清，有的批评我的检查是‘进一步、退两步’（以后在四川的批判会上，有的说我的检讨与旧社会的惯犯‘滚案’差不多）。一位名历史学家，也与我同在一组，当我某次检讨不禁泪随声下时，他把我的流泪当作辫子来抓，指着我说：‘你想软化斗争！’这种非常尖锐、十分刻薄的批评，我真有点接受不了。但一散会，他又特来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原谅他刚才讲的有些过分的话，这更令我啼笑皆非。

    “对这些漫天飞来的批评，表面上我只好逆来顺受，要说于心毫无耿耿，那就是欺人之谈了。至于章乃器那种毫不介意，旁若无人的气概，我是自愧弗如的。最后人大举行大会发言，这时周新民、邓初民、章友江（他是国务院参事，并非代表）几位同志对我非常关心，要我在大会上作一次深刻、沉痛而又诚恳的检讨发言，使一些问题让人了解，从而得到澄清。

    “周新民先看过我的发言稿，认为写得可以。我发言后，还有不少人鼓掌以示称许。周新民、邓初民都说检讨比较深刻，回到四川再检讨一下就可以过关了……”

    潘大逵面对不幸的遭遇，甚至闪过自杀的念头：

    “在返川的途中，我曾起过跳入长江的念头，但又怕背上一个畏罪自杀的恶名，更为家人增加不幸，也就只得忍辱偷生，活下去再看。”

    潘大逵从北京回到成都，迎接他的是“反右派斗争”的狂风暴雨：

    “孰知回到成都，风雨更狂暴，省人大会议对我的斗争，民盟组织对我的批判，无不愈演愈烈，好像我犯下滔天罪恶，虽万死亦不足蔽其事，甚至有人要求把我拿去‘敲沙罐（杀我的头）’，若不如此，就难快其心意……

    “有的人说，李井泉（原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在川执行‘左’的路线很厉害，但证诸于我，至少他在反右斗争中，对我是手下留情，有所照顾的。要不是他在某次反右会上对我说：‘不要怕，你的职务多嘛，党的政策要包下来，还要给你保留几个职位’，我真的放不了心。

    “当时他那样一说，想来可以免‘敲沙罐’了。这无异让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我的紧张心情，至此始稍得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