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春节来得晚，阳历的2月14日才是正月初一。

    春节前，丁玲收到周扬的一封来信。

    “丁玲同志：去年接了你的信，以为你不久即可回来，就没有立刻回你的信，后来又听说你的病仍未痊愈，一时还不能回来，天天想着给你写信，因循至今，也许这封信到时你已离开大连了。日子过的多快呵！”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工作，他来了可以负主要行政责任，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些研究作品的工作，希望你快好，快回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文协工作搞出一点明（名）堂来。其他协会也需要跟着加强，我们正在考虑干部的重新调配，没有干部什么也谈不到的。《六号门》第一次和你们一起看部分样片时觉得很满意，第二次看完成片，我感觉缺点很多，几乎有些感觉失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第三次看修改了的完成片，仍然满意了，我很高兴。这片子比《葡萄熟了》要好得多。听说陈明同志最近身体亦不好，甚念。电影局计划会同文协在本月内召开电影创作会议，希望你和陈明同志能赶回参加主持。

    “前信提及祖慧学习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我和巍峙同志也谈过，希望他注意。这自然不只是她个人的问题，现在我们整个的艺术教育（特别像舞蹈这类部门）可以说还没有上轨道。我本来想找祖慧谈谈，详细问问她学习情况的，但她已下去学习和考察民间舞蹈去了（各地正进行民间艺术会演，听说很有些好的节目）。”

    写信的日期是二月二日。信写得很亲切。不光问候了丁玲的身体，介绍了家里的工作，还谈到陈明改编创作的电影《六号门》，谈到丁玲女儿蒋祖慧想要去苏联留学的事情，既有公务，也谈家事，像是两个十分熟识的老朋友之间的谈话。但是丁玲没有给周扬回信，而是给另一位副部长胡乔木写信，汇报了治疗情况，并提出想转去鞍山附近的汤岗子疗养院，那里的温泉，据说治疗腰痛效果很好。

    胡乔木的回信还没有到，周扬的第二封信又来了。这封信写于2月16日，正月初三。

    “丁玲同志：前寄一信，想已收到。昨见你给乔木同志的信，知你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你想到汤岗温泉去治疗一下，我完全赞成。此间工作，虽急待你回来，但还是先把身体搞好了再说，这是急不得的，你安心地休养吧。

    “中央已决定调刘芝明同志来文化部，荃麟同志到文协，这样工作一定可以加强。我以后也可以多有点时间放在文协工作上。我这两三年来工作得相当苦，痛感自己在理论上和工作方法上的进步之小，始终没有能脱出被动的、忙乱的状态。但我有决心一定要好好地整顿自己一下，我这人别的好处也许不多，但有一点自信是好处的，是在工作中从来不消极或畏难。这两三年来，我觉得你的进步是大的。我也很喜欢你那股工作的劲头，你也好强，但有原则，识大体，有分寸，与某些同志的个人积极性就不同多了。

    “希望你快快好，早点回工作岗位，不管是创作或组织工作。但是你自己还是不要急。”

    信依然写得亲切，并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中央决定调邵荃麟到文协工作，他原来是中宣部教育处长，既然是中央安排的干部，肯定是担任主要领导，这样就填补了丁玲离去的空缺。从这两封信看，周扬仍然对丁玲寄以希望，希望能尽快回来帮他开创局面。

    平心而论，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周扬是很看重丁玲的。1949年把丁玲留在北京领导中国文协的工作，是周扬的坚持，一年前，1948年初夏，周扬担任华北局宣传部长时，就曾极力劝说丁玲来华北局领导文艺工作委员会，在拟定的萧三、沙可夫、陈荒煤、赵树理等几名文工委领导成员中，要丁玲负主责。丁玲自己也在日记中说：“我知道他的确愿意我在他领导下工作，他知道我这人还有些原则性，在许多老的文艺干部之中，他比较愿用我”。（1948年6月14日日记）周扬在1951年12月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而丁玲也很看重周扬对她的表扬，蒋祖林回忆说，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丁玲下班回来满面春风，把手提包往沙发上一扔高兴地说：“我今天在会上又受到表扬啦！周扬同志说我工作有成绩，党性强。”同时，周扬也一直念念不忘丁玲“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

    那么，丁玲为什么绕开周而致信胡呢？

    那时的中宣部，周扬是主管文艺的副部长，胡乔木是常务副部长，部长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习仲勋兼任。本来解放以后中宣部部长一直是陆定一，但是在1952到1954年的一段时间内，陆定一降为副部长，内中原由不得而知。习仲勋对中宣部工作中途接手，不愿多管，所以很多事情是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说了算。曾有文章说，胡乔木和周扬有矛盾，郭小川说过：“在胡乔木掌管宣传部的时代，周扬根本吃不开。”林默涵说：“乔木和周扬的关系是客客气气，不是特别亲切。”（1994年3月12日同李辉谈话）黎之说：“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当然，他们两人在性格、气质、作风，以至文艺观点，欣赏趣味上颇不相同。同时，又各自带有他们所处地位、职务所给予他们的特点和局限。如胡乔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就非常有分寸感，显得谨言慎行，不像周扬那样锋芒直露。”

    就丁玲当时与周、胡二人的关系言，她与周扬更熟悉，但可能在感情上与胡更贴近。几年前在的出版问题上，周扬消极，乔木积极，如果没有乔木很可能书就一时出不来，而调丁玲到中宣部文艺处，也是乔木的主意，他用丁玲接替了周扬。陈明2000年2月同邢小群的谈话说：胡乔木找丁玲谈话，说周扬不行，要她来当处长，丁玲回家和我商量，当不当？我说乔木都这样说了，你就勉为其难吧！曾经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郑惠说：“乔木平时跟我谈话中，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觉得周扬对丁玲是不公平的。当年丁玲写出后，让陈伯达和胡乔木看，他们都认为不错，但周扬就有微词。”

    讲到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审视1951年，那是很微妙的一年。那一年的春天，丁玲由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调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出任文艺处长；而周扬却在那一年连续遭遇两件“倒霉”的事情：一件是年初的批判《武训传》，一件是年底的文艺整风。这两件事都是通天的，一件是毛泽东直接发动，一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扬在这两次运动中都犯了“错误”，走了“麦城”。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解放后文艺界第一场大斗争。1951年2月，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拍摄的《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周恩来安排在中南海放映，朱德等老同志看后都说好。毛泽东后来和江青单独调看，对影片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为《人民日报》重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最早批评《武训传》的，是丁玲主编的《文艺报》，4月份就登载了批评文章，其中的一篇，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

    周扬作为主管文艺的高层领导，参与了《武训传》的审查通过，因而对这部影片的隆重公映负有责任。5月15日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武训传》和另一部影片《荣誉属于谁》说：“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这两个电影我自己也看过也审查过，但是，没有看出它的错误，没有加以注意就通过了，结果毛主席就看出来了。”他在分析了两部影片的错误后说：“那就是胡乔木同志讲的，那实在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他还称赞了《文艺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6月下旬，夏衍出国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扬就急忙去找他，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判《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还说他已经作了检讨，要夏衍也赶快写检讨，周扬显然很紧张了。8月8日，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看了这部影片后，“没有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是一句自我检讨，而且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检讨。后来在1957年9月，周扬在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总结大会上做报告时，一开头还讲了这样的话：我也有错误嘛，不就是没有看出《武训传》的问题嘛！

    调丁玲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做文艺处长，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武训传》：一个有功，一个有过。

    也是在1951年，年末，由胡乔木主持，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这是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后，参与的第一项重大工作。这次整风对于后来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周扬感觉到，丁玲已经对他构成一种威胁，她和胡乔木站在一起，成为他的有力对手，甚至危及到了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