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转到辽宁鞍山的汤岗子温泉疗养院,每天洗温泉,按摩,医生说,一个疗程是一个月,整个治疗需要两个疗程,中间休息半个月。温泉果然比旅大效果好。要不是5月4日母亲逝世,丁玲还会在汤岗子继续治下去。75岁的蒋慕唐老太太死得很突然,她说腰疼,公务员夏更起就陪她去北京医院看病,医生检查完了,说脑血管有毛病,当即收留住院。住院没几天,一天夜里就过去了,没受什么痛苦。后来丁玲回到北京,一再问夏更起老太太死前说了什么?老太太什么话也没留,她一点没有死的预感。
秘书陈淼从北京打电话来,只说老太太病了,住院了,没敢说明实情。丁玲对母亲感情极深,她立刻要陈明买车票。
5月6日,火车驶进前门火车站,作协副秘书长张僖来接,祖林祖慧也都来接。丁玲见到两个孩子有些意外,问:“你们怎么也来了?”往常丁玲外出回京,家人不到车站机场。丁玲回过头来对陈明说:“我明白了,妈妈不在了!”一边说,一边眼泪就掉了下来。汽车没有回家,径直开到金鱼胡同的贤良寺,母亲的灵柩停放在那里。楠木棺材还没有上盖,看到母亲的面容,丁玲泪如雨下,为母亲病危时自己不在身边,后悔不已。她在西郊香山的万安公墓买了一块墓地安葬母亲,好友江丰设计了墓碑,美术家刘开渠做了雕像。
许多朋友都来看她,安慰她,他们爱她,也爱她的妈妈,爱这位热情、开朗、豪爽的老太太。2002年9月,夏更起告诉笔者说,丁玲的朋友很多,家里来人也多,最常来的有罗烽、白朗夫妇,严辰、逯斐夫妇,诗人艾青等,他们私交甚好,丁玲总要留下吃饭。甘露也常带着两个孩子来,那时她已经同萧三离婚,每次都要呆很久,吃了饭才走。田间、康濯也来得勤,都是谈文研所的公事,谈完就走。文研所的学员里,丁玲喜欢徐光耀、陈登科、玛拉沁夫、李纳等,他们也来得多一些。杨朔、马烽、刘白羽这些人,是半私交,半公事。周扬也常来,那时他和丁玲的关系看上去很好。江青也来过两三次,夏更起记得,江青坐一辆红色小汽车,带着警卫员,初次来,穿一套灰色制服,衣服很得体,人也很出众,有风度,给她倒茶,她还表示谢谢。第二次来是秋天,穿了一件大衣。那大概是她和丁玲都在中宣部工作期间,每次呆的时间不长。
丁玲专心从事文学写作的决心已定,组织上同意了她的请求,把她担负的领导职务一个一个卸下。在1953年8月7日出版的《人民文学》七、八月号合刊上,丁玲不再担任副主编一职,茅盾也不再担任主编,新的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是严文井,何其芳、沙汀、胡风、袁水拍、张天翼、葛洛等则做了编委。
这时,中央文学研究所也有了变化。1952年早春,由于中国科学院也设立了一个文学研究所,中宣部决定,中央文学研究所改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
胡乔木的意见是,文学讲习所应该压缩编制,抽出一些干部去搞创作和普及工作。丁玲服从了这个决定,起草了改组方案。夏天,文讲所第一期学员结业。9月第二期开学时,文讲所改由田间、康濯负责,丁玲不再担任所长,只负责辅导玛拉沁夫、李涌、谷峪、羽扬等几个学员,当个“客座教授”。
1953年9月23日,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丁玲以《到群众中去落户》为题,做了大会发言。她说她只想讲一个在目前创作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深入生活的问题,因为“许多人对于深入生活这一最主要的原则发生动摇。”她举了杨朔新写的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三千里江山》作例子,说许多人认为这本书的主要缺点是结构问题,“我以为《三千里江山》的缺点,还是由于生活不够”,书中所表现的生活,很多是表面的东西。丁玲发言末尾的一句话是:“我更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点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也给我以鞭策。”这是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9月25日,全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举行,决定将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选出新的领导班子:主席茅盾,副主席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10月,中央任命了中国作协第二届党组,周扬为书记,邵荃麟为副书记。
至此,丁玲只剩下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成员这两个职务,除了在北京时偶尔参加一些会议外,她一般不负责具体工作,真个是无官一身轻,可以专心从事创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