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和胡风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32年底，初次见面便“一见如故”。1936年夏天，他们又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重逢。那时丁玲被国民党拘禁南京已有三年，终于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委派张天翼到南京与丁玲接头，经张天翼细心安排，丁玲悄悄乘火车到达上海，来车站接她的就是胡风。胡风租了一辆汽车，把丁玲接到北四川路的俭德公寓。两人见面都很高兴，胡风告诉她，饭已经订好，有人会送来，千万不要一个人出去，雪峰会来看她。胡风怕丁玲寂寞，还带来几份新出版的左翼刊物。第二天下午，胡风又来看她，知道雪峰因为忙还没有来过，就和她谈了一些雪峰的情况，希望她理解。当时在上海左翼作家内部，“两个口号”的论争激战正酣，冯雪峰、胡风都在鲁迅的大旗下，而周扬等人则被鲁迅讥讽为“四条汉子”。

    那一年的秋天丁玲就去了陕北，她与国统区的胡风没有了见面机会，只有鱼雁相传。丁玲有很多需要在国统区办的事情，都委托给了胡风，把他看作一个可靠的朋友。那年年底，毛泽东写了赠丁玲的《临江仙》词，这是毛泽东唯一题赠作家的诗词。丁玲惟恐遗失，把它寄给在重庆的胡风，请他代为保管。胡风深感责任重大，将它装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上书“毛笔”二字，放在装重要稿件的小皮箱里，这样可以随时拎着去躲防空警报。1982年，胡风在历尽沧桑，遗失了自己许多珍贵的书籍和文稿后，竟然神奇地将这一珍贵文物完好保存下来，从四川回到北京后，完璧归赵，交还给丁玲。这时，时间已经跨过了45年。

    再度相逢，已经是十几年后的1949年，他们相继来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大会筹备工作，丁玲是筹委会委员，胡风被选入报告起草委员会。在文代大会期间和其后，他们有了较多的接触，那是他们两人之间，交往最为频繁的一段时光。

    私交归私交，政治归政治，解放以后胡风保持高傲的孤立，不肯接受对他的批评，成为一个招风的“靶子”。作为文艺界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丁玲很小心地同他保持距离，她在1956年的《辩正书》中说：“我对胡风是有警惕的。胡风向我发牢骚，说他被压下去了，我说我们决不会有宗派。我们现在都在中央领导之下，谁也不敢有宗派。”陈明2000年4月与邢小群谈话时说，“丁玲和胡风虽然是好朋友，但是她很注意和胡风的关系，她知道党内与胡风的矛盾，所以很注意分寸，不让人家抓住把柄。”

    丁玲和胡风两个人之间便渐渐出现了缝痕，缝痕源自差异，观点的差异，地位的差距，这种差异和差距与日俱增，渐渐拉大。很可能从第一次文代会就开始了，那次大会，丁玲以积极热情的态度参加，胡风却是心有怨气，冷眼旁观，他这个“报告起草委员会”的委员，从一开始就拒绝参加起草关于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茅盾在大会上作报告时特地说明“胡风先生坚辞”，并且在报告中文艺思想理论那一部分，不点名地批判了胡风和他所代表的“七月”派。林默涵晚年讲过一段往事：“1945年，胡风办的刊物《希望》出版，发表舒芜的文章《论主观》，批判客观主义。他们认为，茅盾是客观主义的代表。在郭老主持的第三厅开过一次会批评胡风的刊物。会议由冯乃超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冯雪峰、茅盾、刘白羽、胡风等人，我也参加了这次会。第一个发言的是茅盾，他很生气地说：什么论主观，我看是卖野人头！他讲完就走了。”

    可以认为，从那次文代会开始，胡风就表示出与新中国文化界当权者不好合作的态度，此后一直“走背”，而丁玲却进入文化界当权者的圈子，在文代大会之后一路“走红”。他们的分道扬镳已成定局。

    依胡风那严苛的性格，他不可能不对丁玲产生看法。1954年11月，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举行的批评《文艺报》联席扩大会议期间，胡风写给方然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三次会上，……子周（按指周扬）为主，凤姐（按指丁玲）双木（按指林默涵）一干人都同谋；提出了宗派和军阀统治。”后来有一些文章说，胡风曾在密信中称丁玲为“凤姐”，大概就源自此处。显然，这里的“凤姐”含有贬义，因为她与周扬林默涵一干人“同谋”。

    但胡风又懂得，丁玲毕竟和周扬林默涵不一样，一则丁玲与他有私交，比较知心，是朋友；二则她对周扬也有意见；三则丁玲是搞创作的“实力派”，不是想当官整人的。所以，胡风对丁玲既有微词，也有好言，区别对待，把她划为“可以合作者”之列。胡风被拘捕以后，中宣部和中国作协抽调一些人，到公安部去审读胡风的信件和日记，刘白羽发现，胡风日记中说丁玲是文艺界的“实力派”，特别是“可以合作的”。

    就是这个“可以合作的”，日后给那些“欲加之罪”者，提供了有利而又有力的“口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