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7月初的一天晚上，在无锡火车站站台上，昏暗的灯光下，陈明把丁玲送上开往北京的火车。她回京去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那次会议7月5日开幕。陈明继续留在无锡，去一个水产供销社体验生活，等待丁玲开完会再回无锡来。

    一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审议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丁玲在讨论中，用诗一般的语言说：“在伟大的生活面前，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面前，在党的领导面前，在伟大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面前，我好像也在生长，在飞翔，我要说话，我要歌唱，我要写。在我心中聚满了一个声音，我不得不喊出：我要劳动啊！我要投身到祖国的建设中去，投身到这个斗争中去。在五年计划胜利完成的时候，新的生活更加展开的时候，我能感觉到那里面也有一点滴的力量是属于我的，当我这样感到的时候，我就会更觉得幸福了！”她满怀激情，对国家的前途和自己的前途都充满美好的希望。

    但是她的这种幸福心情，很快就被一种复杂而紧张的心情所取代。

    7月16日，丁玲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报告，那个报告说，“因为已经发现”潘汉年、胡风两代表“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证据”，常委会“已先后批准将他们逮捕审判”。第二天，全国新闻媒介公布了这个报告。这个消息使她再一次震惊，准确地说是更加震惊。潘汉年与胡风不同，他是老资格的中共高级领导人，与上层关系很深很熟，丁玲在三十年代就熟悉他，1930年5月在上海，他来动员丁玲和胡也频加入左联，并成为他们的介绍人，后来丁玲说：“我们就在这一个多钟头里愉快地决定了我们的一生。”1936年10月，丁玲逃离上海到达西安，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受党组织委派来同她接头的也是潘汉年。全国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上海市副市长的重要职务，这样受党培养多年、久经考验深得重用的人，也会是“反革命”吗？她不敢相信，又不能不信，这是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啊！震惊之余，她深深为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感到惋惜。太复杂了，她感到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对瞬息万变的形势有点跟不上了。

    7月19日，丁玲给留在无锡的陈明写信说：“周到我家吃了晚饭，谈甚洽，多知道了很多事。在刘处又听了一些惊人消息。回家这几天真是有些感到脑子中事物太多了，简直容纳不下之感。十八日、昨天参加了家里（按指作家协会）的中心组会，唉！许多事都是想不到的，听说你们家中（按指文化部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也很不安静，事很多。的确这里已经掀起一个热潮，比四三年（按指延安整风运动中的审干）更紧张，但有了经验，是不会急躁的。我大约不会太忙。打算读三次批语（最近印了小册，要人手一篇）写文章。否则日子会滑走的。宣教刊物要收，你到底拿了几份去无锡，这里缺九份，请你回家查查告诉我。已经是五日来的信了。要赶急回信的，缴回。你进城后可去看看包、方（按均为无锡市委领导同志），请他们讲点能讲的情况给你听听。周说曾动摇叫我回来，不过大会总是要参加的，大会后大约可以不参加了。不过那时不知怎样？”

    信中的“周”是周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刘”是刘白羽，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

    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件，里面蕴藏着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从中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丁玲震惊、茫然、没有城府、不知所措的心态，还可以揣摩到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主要领导人对付丁玲的策略计谋。

    至少在周扬到丁玲家里吃晚饭之前半个月，也就是在七月初，中国作协党组已经开始调查整理丁玲的材料了。

    天真的丁玲，刚刚用诗一样的语言歌颂完“一五”计划草案的丁玲，浑然不觉暗处正有一枝枪口对着她，准星早已将她死死锁定。她还梦想着要快点回无锡去，去写她那部并不顺利、注定夭折的长篇呢。她哪里知道，她是来得就去不得，厄运从此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