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上半年的中国政坛，和一年前大不相同，没有了那么多事件、运动和批判，代之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紧张气氛渐渐消散。或许正是因为上一年的肃反，才有了这一年的宽松和谐，太平安宁。
这是斗争之后的短暂安宁，这安宁与下半年将要召开的党的“八大”有关。
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讲话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他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讨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这些话，表现出一种太平盛世圣明君主的胸怀。
几年来连续经历了几场思想批判斗争的中国文化人，终于感到一阵轻松。经历了一个最严寒冬天的丁玲，感觉尤为敏锐，她想，解决问题的时候到了。
但是最先提出申诉的，是陈企霞。
在这段时间里，陈企霞的问题有了转机。
5月11日，中央肃反领导小组通知中国作协肃反领导小组，已经查清陈企霞和李又然没有反革命问题，解除对他们的隔离审查。5月22日，中国作协党总支书记阮章竞、中宣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崔毅通知陈企霞，结束停职反省，恢复他的自由。陈企霞当即要求同中宣部机关党委谈话。5月24日，李之琏、崔毅等人听取了陈企霞长达三个小时的申诉，陈企霞说，他有些话可能是牢骚，崔毅说，即使是牢骚也要听。陈企霞很感动，认为中宣部党委会是认真公正的。谈话结束，李之琏要陈企霞把他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5月30日，陈企霞写出一万八千字的《陈述书》。
今天面世的这一篇《陈述书》，是1988年陈企霞去世以后，他的长子陈恭怀在整理遗物时，从一个笔记本里发现的底稿。陈企霞提出八点请求，其中包括：“我的被逮捕是公安部正式有逮捕状的，虽然始终没有宣布过我究竟犯什么罪。因此现在我有理由要求公安部有正式手续撤销我的逮捕状，并说明误捕的理由和原因。”“我请求党委让我知道究竟我为什么被捕，谁做的决定，在我失去自由的九个月另三天的长时间，问题是怎么在被处理的全部情形。”“我请求党委责成作协把这次对我的历史审查做出具体的结论来。”“我请求党委彻底检查从康濯担任支书以后的作协的党支部处理我的问题中有无偏向，如何产生？谁应负责？”
在这样一种大背景和小环境下，6月28日星期四，上午九时，陆定一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一些回忆丁陈事件的文章，都谈到那次会议，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会议在中南海喜福堂召开，那里是中宣部的小会议室。出席人员有张际春、张磐石、李之琏、中宣部各处处长、范长江、刘白羽、阮章竞、杨雨民、严文井。会议研究的内容之一是：听取机关党委关于陈企霞问题的处理情况及今后工作的意见。
首先由李之琏、崔毅汇报，陆定一听完以后问，作协党组关于丁、陈问题给中央的报告里面，有没有不确实的地方？刘白羽说，当时我们工作太忙，没有查对事实。陆定一不大高兴，说这一次要查对清楚，不能再被动了。
上一年九月未经查证核实就匆忙做出的结论，在九个月之后暴露出脆弱的根基，不得不补上“调查核实”这一重要环节。当初操之过急的会议主持者们，现在被动了。
部长办公会议纪要上写着：“五、研究了本部机关党委关于陈企霞问题的处理情况及今后如何进行工作的意见。对今后的作法，确定由际春同志主持，由中宣部机关党委、作协党组、总支的一些同志参加，将事实调查清楚，并听取各方面意见，再提出处理意见。此外，并同意陈企霞继续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一做法，由际春同志先向小平同志口头汇报一次，等事实调查清楚，再书面报告中央。”张际春是常务副部长，是仅次于陆定一的中宣部二把手。
这就意味着，对已经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报告提出了质疑，要重新验证它的准确性，从而重新判断它的公正性。由于事情关系到中央的文件和决定，因此在会后，张际春向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作了口头汇报，并得到了他的同意。张际春原来是二野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全国解放以后又在西南局工作，同邓小平关系十分熟悉。
那次会议主要议论的是陈企霞，因为他在口头上和书面上，都提出了申诉，而丁玲一直到6月10日，还在准备着“向党检讨我自己”。丁玲是在8月初接到杨雨民的通知，并看了陈企霞的陈述书之后，才写出辩正书的。但是，陈企霞和丁玲本是一案，是“拴在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离不了谁，所以问题必须同时审，性质须要一样定。
中宣部机关党委按照部长办公会议的精神，立即草拟了《关于如何进行处理陈企霞问题的几点具体意见》，经张际春同意后，七月二日又邀请中国作协党组的刘白羽、阮章竞、黎辛、张僖等作了进一步的安排。七月七日，中宣部机关党委将这一《意见》下发各党总支、党支部。其中提出：“调查事实的工作，提议由杨雨民、郭小川、阮章竞、张僖、严文井、康濯、葛洛、黎辛八位同志负责（并可吸收一些同志协助进行），由阮章竞、康濯二同志协助杨雨民同志负责组织安排这一工作的具体进行。这一工作要求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最后应写出系统的调查报告。在调查过程中看需要组织几次汇报来进行研究。汇报会由际春同志主持，除以上作调查工作的同志外，并吸收以下同志参加：周扬、熊复、刘白羽、林默涵（林不在家时由苏一萍同志代）、李之琏、崔毅、张海等同志参加。”
但是中宣部最后的决定，并非成立一个组，而是成立了两个“组”，一个是15人之多的“研究组”，一个是“七人小组”。研究组和七人小组从七月成立之后，就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及给中央《报告》中提出的一些重要事实，以及丁玲、陈企霞的申辩，进行调查。中国作协七人小组的调查工作从7月进行到10月，在发出的调查信中提出：“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有根据、准确”。其间，他们只向研究组做过一次汇报。到10月底，七人小组又改为三人小组（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继续调查到12月。
但是小组一成立，在如何进行工作的问题上，内部争论就很大。一种意见认为，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的报告是中央已经批准了的，应以这个报告中的事实为基础，做出组织处理。李之琏和张海为代表的另外一种意见则认为，作协党组的报告只是从政治上作了结论，如果作为组织处理的根据，还需要对报告中提出的问题逐件调查核实，也还需要听听本人的意见，这是一切定案工作所必须的步骤。双方的分歧点在于：是否确定认可《报告》中所列举的那些“反党”事实，是否需要对那些“事实”重新进行调查和确认。
两种意见向张际春报告后，他支持了李之琏，认为把事实核对一下，处分的根据更确实，被处分者也容易接受。于是工作组就对中国作协报告中揭发的丁陈反党问题，逐项作了调查，李之琏、张海也直接找人谈话，在此基础上掌握了大量调查材料。
6月28日的会议对于丁、陈来说是一个契机，是一个希望，是命运的转折点。其关键之处有二：一，决定对丁、陈问题重新查对事实，根据查对结果重新做出结论；二，确定此项工作由张际春主持，这是重要的人事保证。
张际春比周扬资格老得多，他是1926年的党员，跟随朱德、陈毅上过井冈山，参加过长征。他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同丁玲没有私怨，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作用，才保证了复查工作得以公正顺利进行。郭小川曾经谈过他的一种感觉：刘白羽、林默涵对中宣部机关党委不满，觉得李之琏、张海等人偏袒丁陈，压他们，但是周扬也无可奈何，因为有张际春坐在上面，他的根子很硬。但是熊复在1978年9月一次谈话中说：“对丁玲、陈企霞的问题，一直是在周扬同志参加，周扬同志的意见受到尊重的情况下作出处理的。……在涉及丁玲、陈企霞这些人的问题上，张际春同志总是要问周扬同志有什么意见，部长办公会议讨论丁陈问题时，周扬同志一般在场，没有周扬同志的同意是任何问题也处理不下去的，际春同志很注意这个问题。”熊复的说法应该更为准确，张际春对于此事十分的慎重。
在1956年9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上，张际春当选为中央委员，周扬为候补委员，而陆定一则进了政治局，成为候补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