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丁玲的历史问题审查结束后，复查工作重点转向查对“反党小集团”问题。
11月17日下午，中宣部在中南海喜福堂召开会议，决定由刘白羽、杨雨民、张海组成三人小组，根据1955年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和丁、陈的申诉，写出调查提纲，发出调查函，继续向作协党组扩大会的参加者、原文学讲习所的学员以及有关人员进行调查。三人小组的下面还有一个具体办事小组，组长是作协行政办公室主任丁宁，成员有《文艺报》的唐达成、作协党总支秘书林绍纲，以及中宣部的几位同志。陈企霞的问题共向63人作了调查，丁玲的问题共向70余人作了调查，一共取得了57人写的调查材料。丁宁说过：“那次复查，从领导到我们小组，都没有带什么框框，并不是先认为搞错了，因此必须给予翻案。当时非常强调不带框框，实事求是，经过调查，该定什么就定什么。”
12月8日晚上，当时在总政文化部创作室工作的徐光耀，收到了一个奇特的大信封，信封上盖着十分显眼的“绝密”红色印戳，背后粘着三联单式收条。拆开信封，里面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的一封信，还附有三份打印好的文件，分别是丁玲写的《我的检讨》、《给中宣部党委的信·重大事实的辩正》、《辩正材料的补充》。
中国作协党组的信中写着：“去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所揭发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的问题及事实，经中宣部党委指示，目前正进行调查对证。关于丁玲同志的历史问题，现已审查清楚，除她过去所交待的问题外，没有发现新的问题。现有几个有关丁玲同志的问题，请你协助提供材料”。信里提出六个问题，要求徐光耀“务请于12月7日前以书面材料交给我们为感。”信的落款日期是11月30日。
徐光耀是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的学员，入学前就出版过长篇小说《平原烈火》，入学后又踏实勤奋，所以丁玲对他很器重，在学习、生活和创作上都关怀有加，并找他到家里，陪同一些来访的外国客人吃过饭。1955年12月，在中宣部传达丁、陈问题大会上，徐光耀被迫作过违心的发言，但内心里一直同情丁玲的处境，关注着丁玲的命运。看过信，他得出的印象是：中国作协党组以“绝密”方式向一个党员调查材料，说明事关重大；信上屡称“丁玲同志”，且说历史问题没有新发现，看来“反党”定性或许有变；问题提得十分具体，说明“查对”工作认真仔细。他暗自高兴，用两天时间作了充分准备，然后在12月12日，给作协党组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派一个共产党员直送作协党组，嘱咐他也要拿收条回来。
对中国作协党组提出的几个问题，徐光耀在回信中这样回答：
（一）关于“过去文研所学员中曾流传着‘文研所是丁玲创办的’说法”问题。
说学员们“心目中只知有丁玲，不知有党”，完全不合乎事实。第一，丁玲在学员中确实有很高威望。第二，文研所的日常工作，很多丁玲插手并不多，大部分是田间、康濯等直接做的，支部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些工作都进行得相当成功。第三，学员中一半以上是党员，大部分党龄很长，说这些人“不知有党”，太把我们的觉悟水平低估了。第四，文研所的教学方针、计划、人员组成等重大事项，我们都听说过是经中宣部讨论研究后批准的，不曾感到过丁玲想把党的影响掩盖起来。
丁玲在学员中的影响，我认为是很大的，她差不多获得了普遍的爱戴。人们对她的印象主要是，她很了解创作，很能知道人，对青年很热情，也很关心。她曾多次为解放区文艺——工农兵文艺做过辩护，特别在它们遭到攻击的时候。
（二）关于“一本书主义”和提倡骄傲等问题。
1、丁玲是再三再四反对过骄傲的。开学之初，她就批评过一些学员看不起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倾向。后来，又有人看不起解放区的作品，不看新出版的文章，她都联系着骄傲，进行过批评。在文研所末期，她曾两次严厉批评过我的骄傲，这是造成我曾在一个时期内怕看见她的原因。反对骄傲，提倡虚心学习，是她给我的突出印象之一。
2、“一本书主义”这个词戴在丁玲头上，我认为不妥当。她说过这样一类话：写一本书出来，应该让读者长久不忘，要有作者自己的心血、发现在里面，要有站得起来的人物等等。我以为她是在提倡注意质量，反对粗制滥造。来信中提到她向我说过“要写出一本作品来才行”的话，可能指的是这件事实：丁玲和曹禺预备去苏联参加对果戈理的纪念，动身前一天，叫我去帮她买些礼品，她在家里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出国，出风头，并不是什么大荣耀，那是赶对劲儿，人家让你去的。其实，作家出国，只有几个作家注意；学生出国，也只有几个学生注意，别人是并不注意的。所以说，真正的为人民所景仰，永远记在心上，还是得有几本作品留给人民，留给后人。”这段话是我自苏联回来三个月时对我说的，我以为她是在暗示我，出国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骄傲。
3、1950年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学习计划，丁玲讲过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在我自己。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没有。康濯、田间等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
（五）丁玲给我的不好的影响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但在我心中更多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徐光耀又谈了自丁、陈事件以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丁玲假如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氛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这很可能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党的作家和前辈们学习；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估价。
在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徐光耀难逃厄运，罪状之一，便是这一封“性质很严重”的信。
李之琏说：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协党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个别1955年在会议上发言批斗丁、陈的人，把领导人指示他发言的条子拿出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说：“不管领导怎么样，我承认我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