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中国政坛文坛，真可谓风起云涌，变幻莫测。春天是艳阳高照，暖意融融，到了初夏，便狂风大作，摧枯拉朽，及至秋冬，则是万木凋零，一派肃杀的景象了。

    对于丁玲，1957年是她遭遇重大转折的一年，是她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这一年，她一直在希望和失望中浮沉，她以满怀希望开始，以彻底绝望告终。

    1957年开始的时候，丁玲心中满怀着期待。她在期待着什么？

    她的历史问题已经由中宣部做出了审查结论，这一结论和她的意见一起，已经报送中组部，她期待着中组部能够对她的意见给以重视并加以采纳。

    “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问题，经过中宣部研究组调查，也基本上被否定了，她期待着早日看到查对结论，早日平反这件错案，还她一个政治清白。

    她又获得了创作与发表作品的权利。1956年10月号《人民文学》上那五万字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对于她来说实在是一个非常之举，那是在党内党外种种斥责与非议、猜测与议论中，给了她一个肯定。文章前面那一段编者的话，分明是告诉读者，丁玲还在正常地生活，正常地写作，正常地发表作品。那段话决不仅仅代表了杂志社的意见，或者说它决非杂志社所能做出的意见，在这样一个时候，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敏感人物及其作品的评价，至少要经过了中国作协党组甚至中宣部的首肯。所以，在广大读者从那一期《人民文学》中增加了对于丁玲的信任度时，丁玲自己也从那些话里看到了“上头”对于她的态度。她期待着能够早日完成这一长篇，实现许久的夙愿。

    她的心情好起来，身体也就随之好起来。头不那么经常剧烈地疼了，她又有了写作的兴趣和欲望。问题正在解决之中，她还不能完全安下心来续写她的长篇，那就写点短的吧，既为了促进问题早日解决，也为了那些关心她关注她的读者。

    写作需要生活，可是这一年多里她没有生活，她的生活只是交代问题，写申诉写检查，她的生活天地只是多福巷的四合院和颐和园的云松巢。她的整个生活笼罩在铅灰色的气氛中，每天感受着巨大的压抑。但她终于又有了一点生活，她去了一趟西南，在那里会见了旧友，又结识了新鲜的人，看到了新鲜的事情，触发了一些新鲜的感觉。就写这个吧，写作可以驱散心中的烦恼，可以带给她乐趣。

    1957年2月，她写了《看川剧〈打红台〉》，这是上一年9月30日晚上她在成都看戏的观感。文章写得活泼流畅，思绪连贯，一气呵成，对剧情和老艺人彭海清的表演，描述得绘声绘色，字里行间带有轻松喜悦的情调。文章登载于3月1日的《文汇报》上。4月5日，书信体的《重庆一瞥》又在第四期《文艺月报》上刊出，这一篇的感情更加丰富浓烈，风格恣肆豪放，恢复了以往丁玲文章惯有的特点。她写她乘坐的“民众”轮在重庆朝天门码头靠岸之前的那一种感受说：“扬着白帆的木船在波浪之间上下纵横，我陡地觉得好似掉入在一片海涛中，它淹没了我，我没有了自己，但又尽量想抓住点什么，好让自己能有一点点主宰。我又觉得猛地在身上产生了一种力量，我想到：‘人们在这里生活可不容易，一切都是千钧一发的啊！’”她写参观曾家岩50号八路军办事处时的感受：“我老在这几间房子中徘徊，流连，不愿走开，我说不清楚我的感情，我的思绪的确太纷乱，爱，感动，尊敬，许多崇高的感情从我的心中升起，可是卑鄙，龌龊，可恶，一切愤怒的敌忾也交织在一起，如同长江与嘉陵江似的，两股洪流在我胸中冲激在一道。但是生活的现实是大大地讽刺了那一起老鼠似的人物。我们的同志，那些在这几间小屋里坚持战斗的人们，正如皓月当空，明澈万里，他们的聪慧，机智，勇敢，坚毅，绝不是一般人，经历过普通斗争生活的人所能想象的。”她把自己的际遇和心情也写了进去。从这两篇文章看，丁玲逐渐恢复了创作状态。

    她不再担心会连累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可以顾虑的了，于是开始去看几个朋友，逐渐恢复了交往。她同陈明去看了冯雪峰，感到他的生活很寂寞，没有娱乐，只有工作，于是买了四张戏票，给他们两张，自己留两张，一起去看了一次戏。雪峰夫妇坐在楼下前排，丁玲和陈明坐在楼上，他们还是有一点顾虑，怕被人看见误会。他们还去看了萧三。她的四合院里又出现了朋友们的身影，3月20日左右，从上海来京参加中国作协创作规划会的巴金、靳以和孔罗荪，一起来看望她，约她给即将于7月创刊的大型文学刊物写稿子。

    她给康濯写了一封信，信中“颇有怀旧的情绪”，这是康濯向郭小川汇报时用的语言。康濯依然心有余悸，在和丁玲的关系中保持着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