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以“蜗牛速度”写结论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本章:2、以“蜗牛速度”写结论

    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刚刚担任了党组副书记的郭小川却领受了一个棘手的任务,他要为陈企霞、丁玲写一份查对结论。这是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

    郭小川在1959年11月25日《我的思想检查》中说,对丁陈的查对工作基本结束以后,“发生了写丁陈问题结论的人选问题。唐达成写了初稿,不行;要丁宁同志写,她坚决不肯;要林默涵同志写,他为了避免把问题弄得复杂化,也不肯写(李之琏等人攻击的正是他)。于是,就叫我写,我慨然答应下来了。”

    元旦过后第二天,郭小川在家里看了一整天陈企霞的材料,他刚介入情况,一下得不出完整的印象。第二天他去找刘白羽,刘白羽谈话大意是:丁、陈还是有严重错误的,不能全部推翻,但这决不是说要保留“反党小集团”的结论。9日,郭小川说,“这个东西真把我难住了”,没有想到会如此棘手。此后,他时常头疼,失眠,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10日下午四时,他开始动笔,终于写出第一段。12日,写了一天也写不下去,临睡前他看了契诃夫的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里面写了一个清规戒律极多而又好事的退伍士兵,郭小川感到“他很像陈企霞”,忽然从契诃夫那里找到了感觉。第二天是星期天,他感觉头脑清楚了一点,断断续续写到晚上十点半,一共写了两千字,把最困难的一段完成了。他自嘲地说“这是蜗牛的速度”。

    1月31日是阴历正月初一,郭小川写结论已经写了整整一个月,他这个才气洋溢的诗人,正当壮年的汉子,让一份难产的结论搞得痛苦不堪。他在一种烦躁却又无奈的心绪中,迎来了农历的丁酉年。

    春节放假三天,加上一个星期日,一共休息四天,郭小川几乎一点也没有玩,每天都在家里写,他感到有点对不起爱人和孩子们,但终于写成了初稿,这个初稿可不是陈企霞的结论,而是四百行的长诗《深深的山谷》。

    郭小川终于在2月5日写出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一稿,又用了两天时间修改,2月10日晚上10时半终于改完,他很高兴,立刻拿去给林默涵看。郭小川调来作协前,同林默涵同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关系处得很好,他佩服林默涵的水平,遇事愿意找他商量。14日上午,陈企霞的结论打印出清样。

    但是这个结论初稿没有通过。

    丁、陈结论的起草、修改和定稿,都是在周扬主持下进行,固定的参加人员有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

    2月15日下午二时半,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在中宣部新楼内周扬的办公室开会,讨论陈企霞结论稿。这时,中宣部刚刚由中南海里,迁至沙滩新建的办公大楼。郭小川后来回忆:“草稿的内容,我现在还记得的有:第一,为丁、陈摘掉了‘反党小集团’的帽子,把他们的‘错误’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第二,承认1955年的斗争是过火的,要向丁、陈‘赔礼道歉’”“他们是不同意我的第一遍草稿的某些提法的。周扬似乎对‘赔礼道歉’的说法表示不满,邵荃麟也‘对其中的措词有些意见’,他们的中心意思是:仅仅说他们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向党闹独立性’是不够的,尤其不能向他们‘赔礼道歉’,而必须把问题提得严重一些。当时我做了一点解释,意思是:既然‘反党小集团’的帽子要摘掉,也只能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之类,别的帽子我想不出。好像就在这时,谁想了一个‘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的提法,周扬也表示同意。”郭小川说,这一提法也可能是周扬想出来的。

    接下来便是无休止的修改。

    郭小川从2月17日(星期天)开始了这项苦差事,他感到“困难极了,同时也烦极了。精神上尤其特别疲惫。对于这个工作,我简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这简直是一种刑罚。”

    郭小川的难处在于,在对丁、陈问题的事实认定与性质划定上存在着分歧,如何措辞,如何掌握分寸,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而这相互矛盾的想法都要体现在“结论”中。郭小川是夹在中间难做人。

    2月28日晚七时半,邵荃麟、林默涵、刘白羽、郭小川又到周扬那里,讨论修改过的陈企霞结论。这一次,几个人意见比较一致。郭小川提出,他没有参加1955年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不了解情况,希望刘白羽、林默涵能参加核对材料与修改结论工作,这个意见得到通过。郭小川很高兴,这副艰难的重担子,终于有人和他一起担了。会议一直开到11时半。

    3月3日是星期天,林默涵把陈企霞结论稿改了一遍,有些地方改动较大。郭小川把它与自己改的稿子对了一遍,高兴地去向刘白羽汇报。上午他们在周扬那里碰头,几个人又一起改了一遍,形成了陈企霞结论的第二稿,在提法上,把“反党小集团”改成“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结合”。从周扬那里出来,郭小川就急匆匆送到打字室,第二天早晨发给中宣部和作协有关领导,征求意见。

    3月30日上午九时,中国作协召开党组会讨论陈企霞结论。雪峰提出,应该先搞一个对“丁陈反党集团”总的结论,对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是非有一个明确说法,然后才能谈陈企霞的结论。郭小川感觉:这实际上是要周扬、刘白羽先认错。党组会开到12点多,没有开完。会后郭小川把意见汇报给刘白羽,刘白羽马上想出一个主意:去找张际春,用他来封冯雪峰他们的嘴。晚五时,他们一起到张际春那里,张际春的意见,还是先搞陈企霞的结论,修改好以后跟他谈话,再拿到研究组讨论。张际春并表示:“以后具体工作全由党组来做。”这意味着,以张际春为组长的研究组要抽身退出了。张际春本来就不大愿意管这件事,他虽然是组长,但在整个查对过程中并没有更多参与,他懂得这里边的复杂。

    4月3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继续召开,意见比较一致,原则上同意这个结论,只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郭小川很高兴,第二天他自己修改了一遍,又把稿子拿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去改,然后提交党总支讨论。4月8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半,党总支会议讨论陈企霞结论,意见分歧,一直开到六点也没有一致的看法。第二天晚上八点,邵、刘、林、郭又到周扬那里开会,郭小川抱怨没完没了,该尽快结束了。周扬表示,不能这么长久拖下去了,按照总支的意见再作最后一次修改,然后就与陈企霞本人见面。会上还讨论了丁玲的结论,谈了一个轮廓。郭小川10日又在家里勉强改了一天,11日一上班就去打印。至此,这个结论终于定稿,它耗费了郭小川三个月的心血。

    4月16日下午三点,党组书记邵荃麟出面与陈企霞谈话,陈企霞对这个结论意见很多,基本不同意,而且“尖锐地攻击了起草人”。

    不管陈企霞同意不同意,他的结论算是告一段落,郭小川要转向丁玲了。

    陈企霞的结论定稿后,丁玲结论写起来就顺当多了。郭小川后来回忆说,“因为陈企霞的结论已经定了调子,丁玲的结论就可如法炮制了。4月11日,把陈企霞的结论交付打印。4月12日、13日、14日,只三天的时间,我就把丁玲的结论写成。4月15日就去打印。4月23日,我又征求了张海和崔毅对丁玲结论稿的意见,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觉得材料比较琐碎。4月24日晚,我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一次修改。”

    4月14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条驻京记者姚芳藻的报道:《作家的消息:丁玲再去桑干河》,文中说:丁玲“决定最近就到桑干河去看看她所熟悉的,被她写到小说中去的主人公们。”显然,丁玲此行是为了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她没能成行,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结论即将定稿,作协党组不同意她走,或许是她自己十分惦念这件事情,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不放心走。

    虽然没有离开北京,但丁玲却在家里接受了记者采访,其中有《中国青年》、《文艺报》,这些记者都发了稿子。她还接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在谈话中强调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不健康的文艺批评。天气暖起来,4月16日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24度,毛衣都穿不住了,春天已然来临,丁玲感到阳光越来越足,天空越来越亮,晒得她家的小院子里暖融融的,那两株西府海棠已经绽放出粉红色的花瓣。

    郭小川却越来越忙,越来越累了。4月10日刘白羽离京外出视察,10天之后邵荃麟也同葛琴一起去了浙江,宣讲“双百”方针,动员大鸣大放。邵荃麟离京前向郭小川交代了三项工作,其中第三项是“丁、陈问题”。党组三个正副书记,只剩下他这个三把手在家主持工作。他还身兼作协秘书长,诸多繁杂事务集于一身。4月21日邵荃麟离京那天,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心中郁郁,邵、刘均离开北京,工作又压得很多,如何在这期间把事情搞好,是需要多动脑筋的。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下了。”4月24日下午,他又修改了丁玲结论,晚六时改完,丁玲的查对结论至此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首先承认:“调查的结果证明:党组扩大会议及《报告》中提出的例证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些例证而做出的主要判断——以丁玲为首,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也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

    《结论》肯定了丁玲的成绩:“丁玲同志长期以来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就是我党的重要作家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她的作品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她本人也博得了国内外的更大的声誉;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她又担负文学界的负责工作,成为文协(和以后的作协)的党内外的领导人之一、《文艺报》的主编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期间内,她也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对党有益的工作,她直接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由于她和全体同志的努力,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结论》接着用了一个“但是”,指出丁玲的错误,主要是骄傲自满情绪和宗派主义态度。说丁玲的骄傲自满情绪,首先表现在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等一部分作家的“宗派性的轻蔑态度”上面;丁玲的宗派主义态度,主要表现在排斥周扬与袒护陈企霞上面。

    《结论》讲述了中国作协党组1955年的《报告》中“不符合事实的举例和判断”,主要有七点:

    “一、根据上述查对出来的事实看来,丁玲同志虽有宗派主义的错误,丁玲同志和陈企霞同志之间的关系也是缺乏原则性的,但她的这种错误还没有发展到反党小集团的程度,因此不应说他们是反党小集团。又,《报告》中认为丁玲同志的‘反党行为是有一贯性的’,这也不合事实。

    “二、《报告》中说到:还有一些党员作家,‘在某些时候也同丁玲的反党集团结成一气;各种各式的小暗流,几乎条条都通向丁玲,在她那里汇合为一股反党的巨流。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据此次查证,当时有一部分党员作家的自由主义作风是比较严重的,而丁玲同志的自由主义作风和宗派主义情绪,对于这些同志、对于党内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但把这些说成是反党的‘细流’或‘巨流’是夸大事实的。说‘多福巷十六号(丁玲的住处)成了一个超乎作协党的组织之上的特别的指挥机关’,也没有事实根据。

    “三、《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在文学研究所的学员中散布对中宣部不满的话,说中宣部不重视培养青年作者,只有丁玲个人关心这件事’。据查证,丁玲同志并没有在学员中散布过这样的话。

    “四、《报告》认为,丁玲同志等‘对于经过中央批准的第二次文代会上的报告完全加以抹煞,他们主持的《文艺报》没有组织任何文章宣传第二次文代大会的精神和文件’。据查证,丁玲同志对中宣部的会议上对《文艺报》的粗暴批评的批评曾表示不满,但那时她已离开《文艺报》,在她离开《文艺报》以后,她并没有直接干预《文艺报》的工作。

    “五、《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曾‘假托中央同志的话,说现代中国代表作家的位置已经排定,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据此次查证,这是传闻的失误,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又,《报告》中说到,‘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学研究所在招待德国作家的时候,居然把丁玲的照片与鲁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挂起来。’据查证,这件事实是有的,但并非丁玲同志的意思,丁玲同志知道后,并立即予以制止。

    “六、《报告》中说到,丁玲同志‘同一些青年写作干部说:一个人只要写出一本书来,就谁也打不倒。有一本书,就有了地位,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她又曾‘向学员提倡骄傲:年轻人要骄傲,骄傲才有个性,才有出息!’经此次查证,丁玲同志确常常劝青年写作者好好写一本书,其中有时也夹杂着看重名位的思想;同时,丁玲同志有骄傲自满情绪,在与文学研究所学员的接触中,对他们不无影响,但丁玲同志并没有说过上述的话。

    “七、《报告》认为,‘丁玲同志对于党所发起的批判胡风的运动,一直是消极旁观的’。据查证,丁玲同志在这个运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的,但到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后她曾在报上写了一篇反胡风的文章,不能完全认为她是‘消极旁观’。

    “除以上各点以外,《报告》和传达这个《报告》时的补充发言中,还有一些举例不完全符合事实;还有一些判断是过火的,不恰当的;均应根据前述查对结果予以更正。另外则有一些举例和判断,在查对中未获得充分的证明,不能做出准确的辩正。这里必须指出:当时对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的处理上,是有缺乏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和冷静分析的缺点和错误的。”

    但是,丁玲和陈企霞的查对结论,并没有在中宣部讨论通过,也没有同本人见面。对此,李之琏的解释是:“这个由周扬主持修改的结论稿,还没有来得及拿到专门小组和中宣部的会议上讨论,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关于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发布了。这个结论没有公布,也没有同本人见面,但有些人却知道已否定了‘反党小集团’的结论。”郭小川则说:“4月15日以后,丁玲、陈企霞的问题没有马上公之于众。原因为何?看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刘白羽、邵荃麟相继离开北京,刘白羽大约是4月10日后走的,4月底5月初回来;邵荃麟大约是4月22日后走的,5月12日回来。他们外出期间,没有处理这个问题;第二,他们回来后,又忙于‘整风’,动员‘鸣放’。”查郭小川1957年日记,刘白羽是10日走的,邵荃麟是21日离京,那天是星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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