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决定命运的六月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本章:5、决定命运的六月

    6月来了,1957年的6月,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月,这个月以丁玲的微笑开始,以周扬的笑声结束。这个月决定了此后十年他们两人的地位与命运。决定这一变化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改变了丁、周之间力量的对比。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真是成事在天!

    周扬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眼中获得了极佳印象,他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空前加强,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丁玲则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翻案”表现,被定为极右分子,成为全国文艺界头号大右派!

    六月的第一周,是重要的一周。这一周里,中国作协要开两次党组扩大会议,根据中宣部研究组的复查结论,纠正“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错案。

    六月五日星期三。一早就下起雨来,九点多,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冒雨去中宣部周扬处,一起商量将于次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丁、陈反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错案,作协党组对这个错误负有主要责任,明天的会上肯定要受到群众的批评、责难、诘问,火力可能会很猛烈,因此几个人心情都有些沉重,有些情绪,讲了不少话。会议一直开到一点多。从周扬那里出来,刘白羽约郭小川到他家里去坐坐,他们一起吃了饺子。两个人来到作协时间都不长,在一起共事不过一年半多一点,但他们一到作协,就卷到了丁、陈的案子里去,忙活半天的结果,又是一个错案,瞎忙!岂止瞎忙,还犯了错误,要承担责任,做出检查。他们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可以潇洒地写自己的诗文作品,何苦要到这个是非之地来,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虚度了光阴,伤害了同志,又耽误了自己?想到这里,他们都感到委屈,刘白羽很感慨地对郭小川说,你还好,笔没有停,一直在写,一直有新作品,我可是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牺牲了自己的创作,还得罪了老朋友,得不偿失,得不偿失!我想离开作协,下去深入生活。刘白羽很动感情,郭小川完全能理解他,从心里同情他,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想离开作协呢?

    刘白羽之所以发出感慨,是因为他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中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现在他才看清楚,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有周扬与丁玲之间的矛盾,有中宣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充分暴露了文艺界斗争的复杂性。他既为自己的“过失”而自责,又为自己的“被利用”而不平,更为自己不得不披挂上阵搏斗厮杀而无奈。

    在1955年和1957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揭发、批判、复查、处理中,刘白羽始终是一个重要人物,是仅次于周扬的二号人物。他参加了事件的全过程,可说是自始至终,一步不漏。由于他不仅参与决策,而且又做具体工作,所以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刘白羽是周扬最信任、最倚重的力量,在整个事件中代表着周扬发挥作用,而由于“表现出色”,就更加受到周扬的信任和重用。郭小川说过:“旧中宣部的人也知道,刘白羽这个人比较‘厉害’,他不点头,事情不好办,周扬对刘白羽更是言听计从。”刘白羽不在,有些事情就定不下来。

    刘白羽1955年4月来到中国作家协会,此前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据说他与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将军相处不融洽。一到作协,他就是增补的党组副书记,排在邵荃麟之后,当时的书记是周扬。在两个月后的肃反运动中,作协成立五人小组,刘白羽出任组长。1956年3月,在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成立由11人组成的作协书记处,刘白羽出任第一书记。他提得很快。

    刘白羽比丁玲小一轮,都属龙。他与丁玲在延安曾有过很亲密的友谊。他对郭小川说得罪了老朋友,指的就是丁玲。

    他初见丁玲,是在1937年末的山西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刘村。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正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开展抗日宣传。一心要上前线找八路军的文人刘白羽,跟着上海救亡演剧队的崔嵬,从西安经风陵渡过了黄河,也来到刘村。刘白羽在他1992年写成的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回忆说:“首先出来和我们见面的是丁玲和李伯钊,大家在一阵爽亮的笑语声中,互相亲切地握手,……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

    丁玲调《解放日报》之前,曾向刘白羽征求意见,问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刘白羽支持她去,认为到那里可以时刻接触大局,眼光会放得更远。丁玲说:“我也是这么想,一个作家最怕的就是老陷在文艺这个小圈子里。”

    丁玲走后,“文抗”支部书记师田手到南泥湾去参加开荒生产,经艾思奇建议,刘白羽接替了支部书记工作。他说:“正是从这时起,我不得不卷入了文学界的旋涡恶浪,不得不踏入苦艾的人生。”“苦艾决不是来自别人,更多是来自自己。”

    1942年丁玲写了,引起延安一些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事情发生后,丁玲跟刘白羽说:“你是劝我去编报的,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考验,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自己写东西合适。”不久她辞去《解放日报》的工作,又回到文抗,依然当她的副主任,这时刘白羽已经是支部书记,他们工作上的联系更多了些,刘白羽说:“尽管我们不一定对一切都有共同语言,却始终保持着亲切友谊。”

    1982年10月丁玲游览张家界时,对陪同的湖南作家任光椿等人说:在延安时,刘白羽夫妇和我们两人关系很好,别人去跳舞,我们四个人在窑洞里打扑克,聊天。我说,作家最好不当官,又影响工作,又影响创作。刘白羽说,还是像周扬那样好,又写作,又有权。

    陈明也曾对笔者说过,在延安时,刘白羽、他的爱人汪琦、丁玲和陈明四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常在晚饭以后,在延河边上散步,谈天。想一想看:夕阳照着亮晶晶的河水,也照着他们年轻的身影,悠闲的漫步,风趣的谈话,风华正茂,才气逼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多么难忘的友情!刘白羽在丁玲逝世以后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现在想起延安那时候真是‘自由的王国’,人人相见以诚,生活中充满愉快、自由、幸福、温暖。”

    在处理丁、陈事件中,刘白羽心里也是有矛盾的。郭小川说,1956年8月以后,他同林默涵、刘白羽谈及丁陈问题,刘、林既对李之琏、张海偏袒丁陈不满意,但也不反对丁陈翻案,他们的观点是:丁陈仍然有错误,不应否定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后来作协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刘白羽在大会上批判丁玲时是上纲上线,慷慨激昂,但是会下同丁玲单独谈话时,又常常表现得温文和蔼,甚至流露关切之情。笔者也曾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求教于陈明,陈明说,刘白羽毕竟和周扬不一样,他和丁玲在延安有过那么一段真诚的友谊,他不可能一点也不顾旧情。

    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回顾一生,总结性地写道:“当现在老成凋谢、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要告诉读者,我绝非一贯正确,而且走过一段充斥着荒诞与谬误的邪路。如果说我不得不涉及别人,但我更主要的是解剖我自己。”“我再说这一句,我决不想责备任何人,我更多地责备自己。让那些至死不悔的人,保留下对人民的罪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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