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来了，1957年的6月，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个月，这个月以丁玲的微笑开始，以周扬的笑声结束。这个月决定了此后十年他们两人的地位与命运。决定这一变化的，是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反右派斗争，这场斗争改变了丁、周之间力量的对比。他们两人都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一个结局。真是成事在天！

    周扬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的出色表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眼中获得了极佳印象，他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空前加强，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丁玲则由于在反右派斗争中的“翻案”表现，被定为极右分子，成为全国文艺界头号大右派！

    六月的第一周，是重要的一周。这一周里，中国作协要开两次党组扩大会议，根据中宣部研究组的复查结论，纠正“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错案。

    六月五日星期三。一早就下起雨来，九点多，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冒雨去中宣部周扬处，一起商量将于次日召开的党组扩大会。“丁、陈反党集团”已经成为一个错案，作协党组对这个错误负有主要责任，明天的会上肯定要受到群众的批评、责难、诘问，火力可能会很猛烈，因此几个人心情都有些沉重，有些情绪，讲了不少话。会议一直开到一点多。从周扬那里出来，刘白羽约郭小川到他家里去坐坐，他们一起吃了饺子。两个人来到作协时间都不长，在一起共事不过一年半多一点，但他们一到作协，就卷到了丁、陈的案子里去，忙活半天的结果，又是一个错案，瞎忙！岂止瞎忙，还犯了错误，要承担责任，做出检查。他们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可以潇洒地写自己的诗文作品，何苦要到这个是非之地来，干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虚度了光阴，伤害了同志，又耽误了自己？想到这里，他们都感到委屈，刘白羽很感慨地对郭小川说，你还好，笔没有停，一直在写，一直有新作品，我可是除了工作什么都没有了，牺牲了自己的创作，还得罪了老朋友，得不偿失，得不偿失！我想离开作协，下去深入生活。刘白羽很动感情，郭小川完全能理解他，从心里同情他，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想离开作协呢？

    刘白羽之所以发出感慨，是因为他在“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一案中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现在他才看清楚，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历史原因，有现实原因，有周扬与丁玲之间的矛盾，有中宣部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它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集合体，充分暴露了文艺界斗争的复杂性。他既为自己的“过失”而自责，又为自己的“被利用”而不平，更为自己不得不披挂上阵搏斗厮杀而无奈。

    在1955年和1957年对丁玲、陈企霞的揭发、批判、复查、处理中，刘白羽始终是一个重要人物，是仅次于周扬的二号人物。他参加了事件的全过程，可说是自始至终，一步不漏。由于他不仅参与决策，而且又做具体工作，所以他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任何一个人都多。刘白羽是周扬最信任、最倚重的力量，在整个事件中代表着周扬发挥作用，而由于“表现出色”，就更加受到周扬的信任和重用。郭小川说过：“旧中宣部的人也知道，刘白羽这个人比较‘厉害’，他不点头，事情不好办，周扬对刘白羽更是言听计从。”刘白羽不在，有些事情就定不下来。

    刘白羽1955年4月来到中国作家协会，此前他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据说他与总政文化部部长陈沂将军相处不融洽。一到作协，他就是增补的党组副书记，排在邵荃麟之后，当时的书记是周扬。在两个月后的肃反运动中，作协成立五人小组，刘白羽出任组长。1956年3月，在中国作协理事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成立由11人组成的作协书记处，刘白羽出任第一书记。他提得很快。

    刘白羽比丁玲小一轮，都属龙。他与丁玲在延安曾有过很亲密的友谊。他对郭小川说得罪了老朋友，指的就是丁玲。

    他初见丁玲，是在1937年末的山西抗日前线，在八路军总司令部驻地刘村。当时，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正随八路军总部一起行动，开展抗日宣传。一心要上前线找八路军的文人刘白羽，跟着上海救亡演剧队的崔嵬，从西安经风陵渡过了黄河，也来到刘村。刘白羽在他1992年写成的长篇回忆录《心灵的历程》中回忆说：“首先出来和我们见面的是丁玲和李伯钊，大家在一阵爽亮的笑语声中，互相亲切地握手，……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

    丁玲调《解放日报》之前，曾向刘白羽征求意见，问是去好还是不去好。刘白羽支持她去，认为到那里可以时刻接触大局，眼光会放得更远。丁玲说：“我也是这么想，一个作家最怕的就是老陷在文艺这个小圈子里。”

    丁玲走后，“文抗”支部书记师田手到南泥湾去参加开荒生产，经艾思奇建议，刘白羽接替了支部书记工作。他说：“正是从这时起，我不得不卷入了文学界的旋涡恶浪，不得不踏入苦艾的人生。”“苦艾决不是来自别人，更多是来自自己。”

    1942年丁玲写了，引起延安一些高级干部的强烈不满。事情发生后，丁玲跟刘白羽说：“你是劝我去编报的，经过这一个时期的考验，我觉得我这个人还是自己写东西合适。”不久她辞去《解放日报》的工作，又回到文抗，依然当她的副主任，这时刘白羽已经是支部书记，他们工作上的联系更多了些，刘白羽说：“尽管我们不一定对一切都有共同语言，却始终保持着亲切友谊。”

    1982年10月丁玲游览张家界时，对陪同的湖南作家任光椿等人说：在延安时，刘白羽夫妇和我们两人关系很好，别人去跳舞，我们四个人在窑洞里打扑克，聊天。我说，作家最好不当官，又影响工作，又影响创作。刘白羽说，还是像周扬那样好，又写作，又有权。

    陈明也曾对笔者说过，在延安时，刘白羽、他的爱人汪琦、丁玲和陈明四个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常在晚饭以后，在延河边上散步，谈天。想一想看：夕阳照着亮晶晶的河水，也照着他们年轻的身影，悠闲的漫步，风趣的谈话，风华正茂，才气逼人，志同道合，亲密无间，那是多么难忘的日子，多么难忘的友情！刘白羽在丁玲逝世以后写的悼念文章中说：“现在想起延安那时候真是‘自由的王国’，人人相见以诚，生活中充满愉快、自由、幸福、温暖。”

    在处理丁、陈事件中，刘白羽心里也是有矛盾的。郭小川说，1956年8月以后，他同林默涵、刘白羽谈及丁陈问题，刘、林既对李之琏、张海偏袒丁陈不满意，但也不反对丁陈翻案，他们的观点是：丁陈仍然有错误，不应否定1955年对丁陈的斗争。后来作协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刘白羽在大会上批判丁玲时是上纲上线，慷慨激昂，但是会下同丁玲单独谈话时，又常常表现得温文和蔼，甚至流露关切之情。笔者也曾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求教于陈明，陈明说，刘白羽毕竟和周扬不一样，他和丁玲在延安有过那么一段真诚的友谊，他不可能一点也不顾旧情。

    在《心灵的历程》中，刘白羽回顾一生，总结性地写道：“当现在老成凋谢、盖棺论定的时候，我作为一个过来人，要告诉读者，我绝非一贯正确，而且走过一段充斥着荒诞与谬误的邪路。如果说我不得不涉及别人，但我更主要的是解剖我自己。”“我再说这一句，我决不想责备任何人，我更多地责备自己。让那些至死不悔的人，保留下对人民的罪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