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本章:6、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

    六月六日星期四,下午二时半,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王府大街64号文联大楼会议室召开,参加者有53人。会议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

    和1955年党组扩大会上意见一边倒的情形相似,这次也是一边倒,那一次是众口一词批判丁、陈,这一次几乎全都是同情丁、陈,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周扬和刘白羽身上。

    中组部、中宣部联合复查小组1978年11月《关于李之琏、黎辛、张海、崔毅反党集团一案的复查结论》中说:“(一九五七年)六月六日起,作协党组召开了旨在解决丁陈问题、加强党内团结的扩大会,宣布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给丁陈摘去‘反党集团’帽子,周扬、刘白羽同志在会上说一九五五年对丁陈斗争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调查核实就向中央作了报告,是不慎重的,并表示承担责任。这个党组扩大会议举行了三次,因为丁陈不接受查对结论,没有达到预定目的而告休会。反右开展后,会议复会又对丁陈等人进行批判,并把他们定为右派分子。”

    关于六月六日这一次会议,几位参加者有过一些描述。

    李之琏写道:会议开始,周扬先讲话说:“1955年对丁玲的批判只有斗争没有团结,对待像丁玲这样的老同志,这样作是很不应该的……”党组的邵荃麟、刘白羽等同志也先后发言表态。有的说“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站不住的,不能成立”;有的说“批判有偏差,斗争过火”,“对揭发材料没有核实就向中央写报告,不慎重。”有的表示承担责任等等。但周扬等的讲话只是承认了一些事实,没有说明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能使人信服。因此,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批评意见就集中在周扬身上。人们纷纷提出质问,问题越提越尖锐,态度也越激烈。丁玲、陈企霞也追问“是谁叫他这么搞的?”

    郭小川的日记中写着:会上邵、刘、周三人先讲了话,然后是一些人谈感想,然后是一片对周、刘的进攻声。陈又乱骂人是作假报告。他说:“你们是高级干部,你们作了假报告!”会议十分紧张,空气逼人,简直弄得我头都发涨。对于丁、陈,不知道怎的,我有一种厌恶之感。无论怎样,我是不同情他们的。

    这一次,陈明也参加了中国作协的党组扩大会,他是给邵荃麟写信,经他批准来到会议的。陈明清楚记得,那次会议是邵荃麟先讲,刘白羽次之,第三个是周扬。

    当年在文化系统工作的那位老同志保存的小记录本子上面,也记有1957年六七月间作协党组扩大会前五次会议的记录。虽然他的记录十分简要,但毕竟是第一手材料,具有极高的可信性,因而也极具史料价值。根据他的记录和有关材料,我们将会议发言整理如下。

    邵荃麟首先发言:今天的会是整风的会,是整风中解决党内团结问题的会,通过辨清是非解决党内矛盾的会,不是斗争会,会的目的是要达到党内新的团结。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后,向中央写了报告,认为丁陈是反党小集团,经过去年几个月的调查,肯定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我在动员大会上也讲了,这个帽子应该摘掉,但不仅是摘掉帽子的问题。当时党组处理这件事情有错误和缺点,是怎样的错误和缺点,都必须辨清是非。希望大家不要保留,畅所欲言,对过去看法,认为要修正的可以修正。有人提到有顾虑,应该打破,决不报复。但互相辩论是必要的,你批评我,我又批评你,只要是讲理,这不是报复。

    刘白羽先介绍了为什么要召开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背景情况,他说,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感到党内团结有问题,表现是:1、出现了反革命匿名信;2、丁玲领导下的党员,提供了丁玲与党的关系的材料;3、胡风与阿垅的密信中说,丁玲是实力派,胡想争取丁、冯合作。于是向上汇报,中宣部部长办公会议批准后,决定召开党组扩大会。当时,会议并不想解决丁玲的历史问题,肃反开始后,确有不少同志在小会上提出,对丁被捕在南京一段应审查。扩大会议结束时,接触到这一问题。12月正式传达时,陆定一谈了这个问题。

    刘白羽检讨说,在处理丁玲、陈企霞、李又然同志问题过程中,当时作协党组的具体负责人,我们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在党内进行思想斗争是应该的,需要的,但斗争过火,只有斗争,没有团结,便伤害了同志,形成了无情打击,残酷的斗争,这是最沉重的教训。从一开始提出匿名信,便形成追逼匿名信的问题,对陈企霞的隔离是错误的,党组会议两次提出陈是否会自杀,为了防止出事,雪峰提出隔离,党组做出决定,这是错误的。由“反党暗流”到“反党集团”,是运动中的重大错误。

    周扬发言:我的意见与邵、刘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五五年,党外肃反,党内对丁、陈的斗争,伤害了不应该伤害的同志。肃反我参加得少,但也有责任。党内对丁、陈的批评会,我应负主要责任,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白羽也有责任。前年的会议对的应肯定,错的应批评,有缺点、错误、偏差、过火,没有团结,只有斗争。斗争会请示了中央,但责任在我,反映情况不对。给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后来际春同志很慎重。伤害了老同志,错了一定纠正,决心搞清楚。关于团结,硬是要搞分裂,在座的人不会,有的也只是少数人。四中全会前,看法上的分歧,历史上的原因,掩盖矛盾是不行的。去年会后,在某些同志间更不团结了。开始是求团结,去年斗争,忘掉团结。现在还可以改过来。现在整风,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否有?可以讨论。(张僖回忆,周扬还讲了这样的话: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杨朔发言:我对会议仍有信心,党组会有错,但党没有错。前年的会不是批判,是斗争,是肃反斗争的性质,不是过火的问题,程度不同地错搞了好多同志、文艺骨干,应吸取教训。那次会,我是左的,跟着党走,党组根据了错误的材料。刘白羽说会前就提出了丁玲的历史材料,是谁?是什么?我以为康濯起了错误的作用。我今天认为康、丁有宗派情绪。康濯发言,我是警醒的。

    丁玲在会上发了言,但没有过激的语言。

    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后议论时,都对周扬承认错误表示支持,朱寨联系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说:党内斗争问题,是我们党长期斗争,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特别谨慎。我们靠近中央,可以少犯错误。

    六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进行,陈企霞、唐达成、唐因、韦君宜、黄秋耘、李又然、张松如等人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是根本错误的。

    唐达成提出党组扩大会有四个错误:一、根本违反党的政策。我不理解,为什么用这个方式,这么领导?二、根本不核对情况,匆忙用骇人听闻的字眼报告中央。为什么对同志、对中央这么不负责?三、传达时的报告,特别是康濯的,极尽诬蔑之能事,居心何在?我不理解。歪曲能证明康濯的纯洁么?核对事实时,康根本没有内疚,说材料有人提。到底是谁提的?四、核对材料时,没有交代丁、陈的政治问题。因此核对有困难。张海、崔毅写了一个结论,又被推翻了。我以为他们是公正的。丁、陈事件不是偶然的,有深刻教训,文艺界很多人对此有疑问。虚伪,即使生长在权力里,也不能成为真实。(1999年5月唐达成回忆道:我引用了泰戈尔一句话“虚伪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理。”据说我这句话引得周扬十分生气,说:“这个唐达成,用资产阶级语言向党进攻!”)

    韦君宜发言讲了四个问题:一、追查匿名信本身便是错误,信的内容是对文艺领导有意见,不能说此信是反党、反革命。信未公布,便先说是反党、反革命的。追查过程也是错误的,牵涉很广,公安部对笔迹。二、会议开得对不对?对“反党集团”的斗争错了,怎么党组扩大会议会对呢?丁、陈也不能全无错误,但问题在于搞“反党集团”,不是搞错误问题。三、为什么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很多会议上的人,很多人心情沉重,不能自保。不把这种错误改正,整风难。逮捕陈企霞很轻率。四、感想:在会上跟着发言,很不安,没有独立的思索判断,对不起党员的称号。

    唐因发言:一、前年的会既然是思想批判,为何引到追查历史政治问题?为何不允许陈企霞参加会,而且逮捕,在《文艺报》宣布“明令逮捕”?会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召开?因此会议根本错误。二、不同意会议只是“过火”的说法,不是过火,是根本上错了,不能混淆是非。这样说是掩盖错误,不能服天下人之心。三、一棍子打死的领导作法。如对陈企霞,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中央提出检查《文艺报》,很有必要,也有好处,但对编辑部的具体作法是一棍子打死,杀气腾腾,先有结论,后来搜集罪状,林默涵先说了“独立王国”。肃反,《文艺报》斗争面百分之五十,十二个人。对《文艺报》传统中好的东西的破坏是无形的,如研究空气、新老团结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家整风都不敢畅所欲言。(据唐达成回忆,唐因还说:我看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文艺报》好像是一个强盗窝了!)

    黄秋耘发言:1955年8月5日,阮章竞来找我说:尽一切努力找出匿名信的线索,查对了四五十人之多的笔迹,挑了十一二份送公安局。错误的原因何在?我是局外人,我的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五人小组对匿名信的主观主义。二、领导对丁、陈、李三同志有成见,宗派可考虑。三、当时很多同志,利害重于是非,在压力下提供了材料,助长错觉。四、本人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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