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八日是星期六，上午陈明给罗烽打电话，约他到家里来吃午饭。过了一会儿，《文汇报》驻京记者浦熙修、姚芳藻来采访丁玲，后来这件事成为丁玲的一条重要反党罪状。
丁玲在9月3日党组扩大会上做检讨时谈到这件事说：六月八日前几天，浦熙修打电话说要来，陈明接的电话，拒绝了她。六月八日那天上午，陈明打电话给罗烽，说你吃饭不方便，因为没有保姆，来我们家里吃午饭吧。罗烽电话中说不一定来，但过了一阵他来了。我们没有谈多久，浦熙修同姚芳藻两人就一直闯到我们的小房间来了，因为家里在修理房子，大门没有关。我们在东边小屋内，事先没有料到她们来。浦熙修先问文艺界的谜在哪里？我说，荃麟同志的整风报告中都谈了。僵持了一阵，她直接提出我的问题。我说我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谈到最后，我说我是一个党员，党组不能告诉你的，我也不能告诉你。她又问我今天党组开不开会，我说不知道。她说那我们找党组去，我说那你们去吧。这天的谈话，我当时认为我是有警惕的。他们走后，陈明问罗烽我有无失言之处，罗烽说拒绝是对的，又说对这些人应该小心谨慎。下午我把这件事告诉了荃麟同志、李之琏同志，后来又告诉了逯斐他们。
就因为丁玲说了一句“你们去问党组吧”，后来竟成为她勾结党外右派向党进攻的罪状。
八日这一天作协没有开会，但这一天却有比开会更重要的事情。
一件是，陆定一对中国作协正在召开的党组扩大会，明确表示了否定态度。郭小川日记中说：上午十时半，他到刘白羽处，刘白羽告诉他，陆部长找他谈了话，“陆说要有韧性的战斗，人家越叫你下去，越不下去！他认为周扬没有宗派主义，人们太不注意这是一场战斗，文艺方向的斗争，他认为，丁陈斗争要继续，不要怕乱。”陆定一断然否定了会议的倾向，他偏袒周扬，坚持要继续对丁陈进行斗争，而且态度强硬。5月24日提出要纠正错案的部长，刚刚开了两次会就坐不住了，1955年斗争丁陈的大会可是开了十五六次之多。想必周扬、刘白羽搀杂个人情绪的汇报影响了陆定一。何况陆定一从一开始对丁玲态度就是严苛无情的。
陆定一出尔反尔的表态是有来头的，因为他当时已经知道“上头”的精神，知道整风鸣放很快就要转为一场反击右派的斗争。
另一件是，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其中说：“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也是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指出：“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毛泽东的指示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正式展开。
也是在六月八日，《周恩来年谱》中写着：“到毛泽东处开会。”参加者有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李维汉。主要议题肯定是反右派斗争。
对于丁、陈来说，这一天的意义，在于决定了他们的颓势，他们的失败。尽管整风还在大张旗鼓地搞，意见还在七嘴八舌地说，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愤愤地鸣不平，但是他们大势已去，败局已定。“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从《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到《事情正在起变化》，相隔不到二十天。从《事情正在起变化》到《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和《这是为什么》，相隔二十多天。四月末还决心整风的毛泽东，到了五月中旬就已经决心反右了。不仅“右派分子”们猝不及防，就是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大惊失色。
当时在中国作协下属《文艺学习》任副主编的黄秋耘，讲了这样一件事：“1957年5月18日的晚上，我在邵荃麟那里聊天，顺便向他请示一下有关《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因为韦君宜当时下乡去了，《文艺学习》的编务是由我主持的。我跟邵荃麟很熟，几乎无话不谈，虽然在职务上他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我对他完全没有下级对上级那种拘谨，他对我也完全没有上级对下级那种严肃。那天晚上，他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地对我畅谈他在浙江视察时的种种见闻（他当时是人大代表）。他在杭州召开过几次文化界人士座谈会，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收效甚大，人心大快。（到了十年动乱期间，他这些行动都被说成是‘煽风点火’了。）对于《文艺学习》的编辑方针，他强调要‘放’，大胆地‘放’。……我们正谈得起劲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邵荃麟连忙走过去接电话。不到两分钟，他登时脸色苍白，手腕发抖，神情显得慌乱而阴沉，只是连声答应：‘嗯！嗯！’最后只说了一句：‘明白了。好！我马上就来。’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9点20分了，肯定是发生了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要召开紧急会议。他放下了电话，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周扬来的电话，唔，转了！’至于究竟怎样转法，他没有说，我自然也不便问。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又叮嘱我一句：‘咱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风雨年华》）
倒霉的黄秋耘，刚刚按照整风精神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刺在哪里》，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此时刊物已经付印，他想撤回也来不及了。不久，中宣部下发了10个准备批判的言论集，黄秋耘名列其中。
显然，周扬在电话里告诉邵荃麟的，就是毛泽东决定要反击右派，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是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圈子很小，依丁玲当时的处境，她绝对没有阅读的资格，即使看到了，她也不会想到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她决不会把自己同“右派”联系在一起。
就连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也没有听传达的资格。周扬给邵荃麟打电话那天晚上，他很闲在，写了几行诗，读了一会报纸，十时半睡下。一个月之后，郭小川才在陆定一那里看到这篇文章。
为什么传达范围如此小，保密程度如此高？《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中宣部主要领导读到这里，会意地笑了，或许会想，让丁陈再猖狂一个时期吧，让他们自己去走到顶点吧！
6月8日之后，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丁陈问题的讨论处理也随之升级了，中央书记处直接过问此事。李之琏说：“从此，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部长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词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部长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这一段话透露了上层对丁、陈的态度。
陆定一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的汇报是有倾向性的，彭真的问话也是有倾向性的，他们的倾向是：中央批准的报告不能改，否则便是“翻案”。在反右派斗争中，翻案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清楚。
当时，反击右派还只在党的最高层悄悄地酝酿部署，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仍然是整风。6月13日下午，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休会五天之后，召开第三次会。
邵荃麟首先发言，增加了“反击右派”的内容。他说：最近整风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反击右派言论，因此整风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下面，党内团结更有着重要意义，讨论团结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党组的领导问题。由于六月下旬要开人代会，因此我建议，检讨党组工作的会放在人代会以后去开。
丁玲也发了言，她说：林默涵在五五年扩大会上说，“检查《文艺报》是中宣部早想进行的”，“《文艺报》的独立王国是我们早就感觉到的，并不是胡风说了，我们才这样想的。”这话就是说，独立王国不是检查出来的，是老早就感觉到的。我是党组成员之一，冯雪峰是《文艺报》负责人，也是党组成员，我很想知道那时究竟是几个人和什么人，对这些感觉进行过分析，进行过调查？为什么不拿到党组会上来讨论？我同雪峰都是老同志了，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刘白羽说是党员提供了丁玲与党的关系的材料，我要问，哪些党员？什么材料？有多少可靠性？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我提议把康濯写的关于我的材料在会上公布。康濯提供的材料，你们调查没有？刘白羽说斗争我，经过部长办公会议批准，我要问：部长办公会议的性质？是口头申请，口头批准的，请拿出会议记录来。是书面申请，书面批准的，请拿出材料来。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决定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中央的决定？这一行动，你们把作协的支部、总支、宣传部党委会放在什么地位？
反右开始后，刘白羽在7月31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说，丁玲的这个发言“达到了反党的高潮”。
《文艺报》杨犁发言：前年的会开的很不好，是失败。康濯却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周、刘、阮都是好的，主要缺点在于丁玲态度不好，不接受批评，陈企霞是抗拒。像这些问题就应该摊开来谈，这不是康濯一个人的意见。前年会议的错误在于：一、党内思想批判，变成了敌我斗争；二、斗争方法违反党章，违反民主，不允许有相反的意见，一有便打回去，这种偏向从党内带到党外，先有结论，再找事实；三、会议的结果，是向中央的假报告。检查《文艺报》的错误，领导上吸收了什么经验教训？明明是错的，故意要坚持，不知为什么，说《文艺报》通讯员中三分之二是坏分子。
康濯做了一个很长的发言，他说：有决心听取大家的意见。前年的会，党组没有好好研究，很多问题我不能回答，不理解。现在的会也是如此。党组前年给中央写的报告，当时我没有看，看了也不会提意见。
因为批判丁玲最初是由刘白羽、阮章竞给陆定一的报告引起，而报告的很多材料是康濯反映的，康濯对此事做了说明。他说，批判胡风时，我发现胡风消息很灵通，他不是党员，哪里来的消息，一定是有党员透露给他，因此我感到党内自由主义严重。另外我感觉，作协党内领导团结也有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丁玲和周扬的关系。刘、阮署名给中宣部长的报告里边，有我反映的问题，但我没有写书面材料，是我记在小本子上，同刘白羽谈的，我反映问题的意思，是要求丁玲回来，大家坐在一起谈谈，也谈历史，包括左联，但是周扬说，现在不谈，将来可以谈。我声明：第一、我决不感到丁、陈无错误；第二、我决不认为自己无错误。我是出于这样的心情反映问题的，我怎么知道事情会搞成那么大，后来开那么大的会呢？但是，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文学讲习所的一些事情，我曾经同丁玲谈过，但是她不听。丁玲说会上揭发的材料有些不是事实，我也为此写过材料，但没有用，有些揭发的问题，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现在好像我成了挑拨者，我是罪人，我也要求搞清楚。是否周扬、刘白羽、林默涵事先搞了个“反党小集团”框子，我没有感觉，但他们的宗派情绪，特别是林默涵，我有感觉，是逐渐明确起来的。
当时坐在康濯对面的徐刚回忆：康濯跃跃欲言，坐在他旁边的刘白羽有劝阻之意，但康濯还是发言了，推倒了他过去对丁玲的批判。九十年代初康濯逝世前，把徐刚邀到他家，谈话的中心就是，1955年在批判丁陈之前，他写的材料被某些同志断章取义地摘录使用了。这大概是他一生中最愧疚的事情了！
“文革”结束以后，丁玲仍然与康濯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1982年秋天访问湖南，康濯以吁喘瘦弱之身全程陪同，游了衡山，还登览了当时刚刚开发尚未正式开放的张家界风景区，他们有说有笑，叙旧议新，还是好朋友。有人谈到康濯五十年代对她的伤害时，丁玲的回答是：“他就是想要做个好党员嘛！”轻描淡写，一带而过。康濯去世后，在晋察冀边区就与康濯一起共事，对他十分了解熟悉的孙犁，在一篇悼念文章中这样写到他：“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康濯的夫人王勉思，认为这一评价十分中肯。
大家发言之后，党组书记邵荃麟宣布，党组扩大会“暂时休会”。会后，周扬、邵荃麟、刘白羽一起到郭小川的办公室里，讨论了会议的情况，郭小川日记说：“看来，会议是到了摊牌的时候了。”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要“摊”出来的是张什么“牌”呢？
这三个下午的会议，周扬是硬着头皮挺过来的。五四年批判胡风，五五年批判丁陈，他都是坐在台上主持会议，代表着党，代表着中宣部，板着冷冰冰的面孔，声色俱厉，调兵遣将纵横捭阖，而这一回，他成了众矢之的，而且不能解释，不能还击，如坐针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