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经过报告》说，“在第七次会议上，天津市委宣传部同志宣布了长期被陈企霞利用、欺骗的柳溪所揭露的材料，从此丁、陈集团的反党活动就进一步暴露出来了。从第七次会议以后，参加会议的达三百多人”。
第七次会议的时间是7月30日。
这天上午，周扬给林默涵打电话，了解对会议的反映，又问了下午发言的准备，特别是方纪发言的准备情况。下午二时开会，会场里多了许多新面孔，表情严肃，气氛庄重，即便是老朋友在这里相逢，也只是矜持地打个招呼。主持会议的邵荃麟对扩大会议范围的原因作了说明：第一，丁、陈的问题不仅是党内的问题，也是文艺界的一个大问题；第二，右派分子浦熙修等曾经利用丁、陈问题进行歪曲宣传，许多同志不明真相。因此邀请更多同志到会，公开讨论。
在新扩大的人员中，包括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的全体党员干部。这是创作室主任虞棘专门找郭小川要求来的“特殊照顾”。当年的总政创作室，集中了全军文化创作的顶尖人物，其中有魏巍（副主任）、杜烽（党支部书记）、胡可（党小组长）、徐光耀、白桦、黄宗江、公刘、黎白等。后来魏巍代表到会的十七位部队作家在会上作了批判发言。他们乘坐的卡车来到文联大楼门口时，徐光耀还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他听见有人说丁玲来了，就急忙跳下汽车，高兴地跑过去要跟她握手，但丁玲戴着一副墨镜，步履蹒跚，沉着脸不吭声，也不伸出手来，再看旁边的陈明，眼睛里聚着一团惶恐和疑惧。这时徐光耀才感觉有些不对劲。
走进文联大楼，在一层和二层之间，一层半的地方，是一个大厅，正面是一座舞台，大厅里有几根支撑屋顶的粗大圆柱，因此有人称之为圆柱大厅。扩大了的党组扩大会，就在这个大厅里召开，但是舞台上不设主席台。徐光耀回忆：大厅里不大规则地摆着些桌椅，靠东墙有两张“课桌”，几名主持人就常常聚在那里。主持人中最活跃的，有周扬指为有“大功劳”的刘白羽，以及邵荃麟、郭小川等，周扬自己却坐在一个角落里，不是偶然插话，还以为他不在座呢。丁玲和陈明共一张“课桌”，陈企霞坐在另一个地方。另有几位格外苦脸低眉的，如冯雪峰、艾青等，都插在角角上。徐光耀描述丁玲说：“每次会议都必须参加的丁玲，全始全终的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践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新中国建立才七八年，自己阵营里的阶级斗争就打成了这样！”
大会开始，方纪首先发言，揭发出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引起人们的愤怒。方纪曾经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过，60年代初写过散文名篇《挥手之间》。徐光耀说他“正当壮年，身材高大，口才极好，洪亮的嗓音配合着手势，加强了他揭发问题的轰震效应。”
方纪说：我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来发言。最近柳溪同志在天津分会的反右派斗争中，揭发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实，揭露了一个大的反党阴谋计划。天津作协分会的同志们听到这些事实是震惊的，愤怒的，因此委派我到这里来发言，根据柳溪同志交代的材料进行揭发。方纪发言中涉及到丁玲的，主要有三件事情。一件是，六月份作协党组扩大会开始后，陈企霞约柳溪到天坛公园见面，告诉她说“这下可好了，局面打开了！”要柳溪去告诉《文汇报》，派人采访作协的会，采访丁玲。柳溪便去找了姚芳藻，告诉她丁、陈事件的内幕，要他们去采访丁玲。浦熙修带姚芳藻去访问丁玲，丁玲却要他们去问邵荃麟。这件事情的性质是：丁陈“勾结党外右派来向党进攻”！另一件是，陈企霞曾准备办一个油印刊物，由丁玲出钱，他说：“这就可以顶垮《文艺报》！”第三件是：陈企霞告诉柳溪：“这回丁玲下了决心，要在今年十月文代大会上提出自己的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公开退出中国作家协会！”后来就把这个事说成是丁玲准备公开分裂文艺界！
只许往丁玲身上泼污水，不允许她讲一句怨气话，讲了，就是新的“反党”事实！即便丁玲真的退出作家协会，就能够分裂得了文艺界吗？实在高估了她的作用和能量。真是无限上纲，夸大其词，暴露出某些人霸道的嘴脸！
1978年4月，丁玲在写给胡耀邦的申述材料中对这个问题做了说明：“1957年作协党组扩大会议前，我带着气愤对葛文说过一次：‘这次问题（指为1955年作协党组结论平反）如不解决，我要退出文艺界。’这以后，陈企霞来我家，我对他说过：‘这次问题不解决，文艺界我是不呆了。’这两次都是在感情冲动时，没有经过思考的气话。”
接着，会议安排《文汇报》记者姚芳藻发言揭发柳溪。
丁玲也在会上做了较长发言，既检讨，也对一些事实作了说明和澄清。她不得不承认1955年的党组扩大会开得对，不得不承认她利用了6月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向党进攻，表示接受第四次党组扩大会上提出的意见，特别是周扬同志的意见，决心改正。
第二天，丁玲的发言就遭到了批判，被认为太空洞，谈的都是生活琐事，未谈如何串联和煽动旁人反党的问题。张天翼、艾青、沙汀的联合发言说：“丁玲同志，我们把你当作老同志，我们对你是关心爱护的，党也是一再保护你。……希望丁玲同志能真正克服自己的错误。”
接着陈企霞发言，态度明显转变，说他已到生死关头，再不抵赖了。田间的夫人葛文发言证实说，曾经听丁玲讲过要登报声明退出作家协会。
每次大会，都安排一个重点发言，这一天的重点发言是刘白羽，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从五时讲到七时半，郭小川称之为“很好的发言”。
刘白羽沿用了周扬7月25日的讲话思路，说丁玲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党不忠诚，三十年代在南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全国胜利后在北京，几个重大关键时期都是不忠诚老实。刘白羽引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本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中的几段话，以证明她写的受到敌人的欢迎和利用。刘白羽说，全国解放后，丁玲的骄傲自满达到相当的高度，对她说一点不顺耳的话也十分困难，丁玲问我对《记游桃花坪》的意见，我婉转地说不如《粮秣主任》，可是她马上说谁谁说比那篇还好。她对茅盾、老舍、巴金等党外作家常常不尊重，对党内作家也不尊重。
刘白羽也做了一些检讨，他说：作为五人小组、党组负责人，“我的缺点主要是‘左’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期间我有偏激过火的地方，斗错了、斗重了一些同志，我个人都负有责任，应当向他们赔礼道歉，特别对李又然同志的隔离，我曾经在肃反总结会议上道过歉，也曾两次到他家去道过歉，今天我还向李又然道歉。另外，也有一些善后处理不完善的，比如对厂民（严辰）同志的斗争就是这样，没有把审查结果在同样规模的会议上加以宣布。今天我就代表五人小组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厂民同志政治历史上，经我们审查清楚没有问题。由于我个人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我在现在以至将来，对这些同志都是永怀着歉意的。”他还特别提到，“在党内对丁、陈进行的政治思想斗争方面，我们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对匿名信的追查。……还有，就是当时对有些材料的查对复审不够，材料中有夸大的地方，这都表明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刘白羽为1955年和1957年两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自己对于丁玲等人造成的伤害，同样“永怀着歉意”。1984年8月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下发之后，8月21日下午，刘白羽专程来到木樨地丁玲家中，想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表示道歉。他刚说了一句：“我请罪来了！”丁玲立刻大度地截住他的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接着便转了话题，亲热友好地交谈起来。从此，丁玲与刘白羽恢复了从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友谊。与刘白羽相识多年、90年代初期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 2001年底在一次谈话中称，刘白羽在50年代的一些表现都是“奉命整人”。
8月1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举行第九次会议。曹禺第一个发言，他讲得很实在，说：我是一个刚入党的党员，这次会上揭发的事情叫我震动、愤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党的会议，被批评的是我认识的人，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蜕化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使我痛切感到，高级知识分子必须要彻底改造，入了党更要继续改造。我对丁玲、陈企霞两同志真是感到非常失望。丁玲有才能，能写作，办事也很能干，这是我的印象。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的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喜欢有一堆人捧着她，围着她转。我和她在莫斯科时，她得了斯大林奖金，她很高兴。我也为她高兴。她对我说：“以后要写几本好书了，像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多写几部。”一个作家想写出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书当然好，但是我觉得她的口气里有一种过于自负的味道。我诚诚恳恳地希望丁玲、陈企霞两同志转过心来，下一次大决心，再做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