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党组扩大会转向

类别:文学名著 作者:李向东王增如 本章:4、党组扩大会转向

    7月25日下午两点,中国作协党组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扩大会议,在休会四十多天之后复会。从6月的那三次会顺序排下来,这是第四次党组扩大会,但是会议内容却有了180度的大转弯,由纠正“丁、陈反党集团”的错案,变为批判丁、陈右派反党集团。

    有人这样形容:从1955年作协党组扩大会到1957年6月6日的党组扩大会,是180度的转弯;从1957年6月6日党组扩大会到7月25日的党组扩大会,又是180度的转弯,两个180度,恰好是360度,转了一圈,又回到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初始点。

    会议地点改在文联大楼礼堂。徐光耀说:王府大街64号的文联大楼,很有资格成为一个纪念馆,它在反右派运动中是个风暴中心,文艺界大部分从那儿进出过的人,终其一生都很难把它忘怀。

    全部会议结束之后,中国作协党组在1957年9月出了一本批判发言集,白色封面上的题目是《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上的部分发言》。以下本文所引,大部分使用的都是这本发言集中的材料。

    邵荃麟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他开门见山,一下子就点明了“要害”说:右派进攻的办法就是“要翻案”!根据老同志的记录本,邵荃麟说:主要问题还在党内的右派,右派的进攻很恶毒,主要一条是要打倒领导,打倒作协、中宣部的领导,办法是要翻案。如浦熙修交代,他们的计划是要攻《文艺报》、《人民文学》两个堡垒,要公开丁、陈问题。浦熙修亲自出马,到我家,也到其他同志家,要求公开此事,要求参加党组扩大会,企图以此攻领导。奇怪的是,党员同意了她,响应他们,配合他们,我们会上的事,他们很快就知道了。并不是不能对外讲,只是未逢其时。现在规定纪律:禁止泄密!开会是为了辩明是非,加强团结。中央再三说,有大是大非,有小是小非,首先是大是大非,然后是小是小非,你有九十九条小是,一条大非,便全非了。为了保证把会开好,现在宣布:1、宣传部指定周扬同志代表宣传部参加这个会;2、丁玲要求公布刘白羽、阮章竞给中宣部写的报告,宣传部不同意,他们报告的内容与党组写给中央的报告基本相同;3、丁、陈的两个历史材料,陈的是报告,不是结论,丁的历史结论,中央组织部退回,要求重新审查。

    周扬接着讲话,口气比6月份强硬得多,讲了两个小时。依《发言集》的稿子,他说:前年作家协会批判丁玲、陈企霞同志的会是在我直接主持之下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向中央作了报告,并向全国的主要文艺干部作了传达。中宣部为了妥当地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又成立了以张际春为首的专案小组,作了很多材料查对工作。整风中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意见,于是丁陈问题不单成了作协整风的中心问题,也成了中宣部整风的中心问题之一了。上次我说明我是以当事人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现在我是以两种身份参加,一、前年会议的直接主持者,二、代表中宣部。希望不因此影响同志们的发言,不要因为反右派斗争和我代表中宣部便不大胆地讲。上次萧三同志说怕给部长们提意见,这不是一个老党员应说的话,后来他说是开玩笑,这个玩笑开得也不好。上次会开了三次开不下去了,有人将了军,提出质问。好像前年的会有阴谋,要追究责任。因此我不能不讲话了。

    周扬讲了三点:一、前年对丁陈的斗争,包括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和向全国传达,我认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前三次会议上,肯定前年会议的同志没有发言,发言的同志大体上都是否定的,有的说斗争完全错了,有的说基本错了,有的说要追究责任,仿佛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二、前年的斗争会有错误的地方,应由我负主要负责。丁陈反党小集团这个结论是否下得重了一点,同志们还可以讨论,但我想至少丁玲和陈企霞的关系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三、从几个重要历史关键来看丁玲的错误。

    《发言集》中的稿子,是经过了本人修改整理过的。老同志的记录稿与此有所不同:

    周扬发言:一、对前年会的估计。前年的党组扩大会,给中央的报告,传达会,三个环节是否错了?有人要追查,仿佛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事,说是违法乱纪,违反党章,我看,基本上是对的。肃反和思想斗争混在一起,是一个经验。斗争会、给中央的报告,都是合法的。如果是捏造,党还看不出来么?能允许么?同志们对党、对中宣部有不信任的情绪,好像党搞阴谋。有人提出,中宣部办公会议是否代表中央?这一态度不能接受,这是挑战,是无理的要求,是对党的不信任。还有人说前年的会是欺上瞒下、违法乱纪、违反党章。究竟自己看过党章没有?这些意见不能接受。前年的会有偏差,但基本方向正确。为什么?因为它反对危害党的统一、团结的行为,是严肃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是必要的、合法的。斗争尚未结束,仍在进行。1、斗争的确有缺点、错误,要认真检查,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情感,要承认,要弥补;但是更要看到主要的一面,文艺界不经过斗争不能团结。2、还有一部分人,和错误思想有共鸣。文艺界右倾思想有滋长,是极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丁玲不是普通党员,一度掌握大权,但一贯骄傲自满。丁对前年的会,开始态度是好的,说党挽救了她,当然是被迫讲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按党的原则把文艺队伍团结起来。发动这个斗争,是邵荃麟、刘白羽的功劳。

    二、斗争的优缺点。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我负主要责任,如全错,我负全责。把有些同志搞错了,搞重了,缺乏治病救人。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不是工作关系。《文艺报》是独立王国,丁起了支持作用,没有丁,陈搞不起来。当时认为是小集团,后来有反复,现在仍未做结论。反正他们搞了一些人,不听党的招呼,只听个人的。对李又然的隔离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对他隔离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应该道歉。对陈企霞的隔离也错了,凡是搞错的,都诚恳纠错。对丁玲,没有在会上提出历史问题,也是对她的保护。给中央的报告,基本情况是对的,某些事有出入,有夸大,判断不当。文讲所不是独立王国,也有成绩,也和丁、陈有关,但不能因此便说没有错误。过去我和丁玲不融洽,这和作风上的毛病也有关。我和丁玲在上海时是一般同志关系,到延安,关系不好,一个在鲁艺、一个在文抗,或者双方都有宗派情绪,责任谁重,可以研究。解放后,丁玲有进步,顾大局,接近人,对丁玲的工作(文学方面的)我未管,我搞文化部,宣传部分工是乔木。丁玲的缺点错误当时我也看到,如她为文讲所的事很激动,后来感到她的态度不对。二次文代会,有些意见争论,我不愿展开,怕伤害团结,这是对党不负责。刘白羽批评我,我记得很深。那时只求团结,不讲批评。反胡风斗争,有人提材料,我感到丁玲对我不是同志式的态度。斗争会后,没有继续做团结、善后工作。丁玲对我的情绪也有抵触。斗争中揭发的材料,要冷静分析、全面判断,如对文讲所,否则很容易犯错误。我对同志关系,政治上要求不严,对自己也不严。我对党是忠实的。主席也批评我不尖锐,在原则问题上不尖锐,实际是政治上的软弱。我的教训,一个是尖锐,一个是实事求是,对人平日的关怀没有,帮助没有。丁玲平日对人关怀,但在政治上腐蚀了别人。但我没有小圈子,就是没有。

    三、关于丁玲的错误。丁、陈的错误,主要在对党的关系上,丁玲对党不忠诚,或不够忠诚。为了帮助丁玲,我讲点材料,她在三个时期没有很好经受考验: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在南京,这是最严重的考验,丁没有经得起,最后屈服了,跟叛徒一起,而且给敌人写了东西,这不是变节是什么?冯达不只是叛徒,而且是特务。徐恩曾是第一流大特务。为什么敌人那么好,她离开南京很自由,敌特不追究。(给敌人写条子的事)到了延安以后隐瞒七年之久(1936——1943年),延安审干时才讲了,这是对党忠实吗?丁对党大不忠。1942年边区革命处于困难时,王实味的文章是丁、陈登出的。丁还写了,跟萧军搞得那么好,不能解释。丁玲什么时候检讨过?特务机关登,当做材料,这能说“忠诚的问题解决了”么?全国解放后,丁玲到北京,身负重责,得奖,但骄傲自满,凌驾于党之上,培养个人势力。文艺整风动员会上丁的讲话,当时感到气焰不对头。《文艺报》办起来,是丁玲的功劳,反《武训传》,她是积极的。丁玲说“《文艺报》是我们几个人办的……”这种气氛就是个人中心。批评丁玲之前康生问我:为什么丁玲的杂文老是“我”字?就是个人突出。丁玲在精神上支持陈企霞,表面要陈检讨,内心的声音是另一套:《文艺报》倒霉,整了陈也整了我,就是有不满情绪。陈的反复,原因就在丁的支持。从整风到检查《文艺报》,有一股味道,就是碰不得,作协领导不能碰,中宣部也不能碰。“一本书主义”是有的,不在于讲过话,而在于思想。说自己是“靠苏联吃饭”,对吗?国际主义是这样么?这不是“一本书主义”是什么?说“周立波是朝里有人好作官”,我什么地方特殊照顾了周立波、赵树理?自以为是大作家,有本钱。根本问题就是个人主义。丁玲在这三个阶段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对党不忠。

    四、团结问题。要团结不能没有斗争,不能一团和气,不能温情,不能无是非。什么良心、公正,是资产阶级的滥调。先搞大是非,后搞小是非。

    张光年发言,讲到6月份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说:丁、陈没有自我检讨,反倒追查,把前年的会描写为一塌糊涂。前年反胡风,是有反党暗流,自由主义严重得很,匿名信是向党挑战。前年的会是党内的批评、斗争会,批判了反党暗流、宗派活动。后来调查的结果,很多材料确有其事。丁玲长期的反党情绪,一有机会便流露。为什么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再不要不老实了。

    田间发言:我同意周扬的发言。文艺界不团结,丁玲、陈企霞、李又然这些人要负责。很早以前丁玲对我说过,周扬不好团结,不止一次。批判胡风开始,她的态度也不好,写文章也无力。辩正材料中,对历史,对胡风问题,推得干干净净。我认为丁与胡的关系暧昧,应该检查。历史上,丁是经过胡风从上海出来的,应该说清楚。检查《文艺报》丁玲不满意,在我和康濯面前说过,是对党不满。文讲所停办的事,她纠缠了很长时间,也是不满。谁同党接近些,她就认为不好。

    会场的情绪激奋慷慨,甚于六月。丁玲事前没有思想准备,对于会议的转向和气氛,十分震惊。李之琏描述说:一些人愤怒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并要她到台前作交代,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会场上一阵混乱。会议主持人看到这种僵持局面,让丁玲退下。

    当晚,郭小川坐在灯下,高兴地写下自己的感觉:“会议开得不坏,令人兴奋。”

    但是,也有许多人有不同看法,其中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干部。黎之说,“苏一萍多次向我提到6月6日会议周扬等人的态度。有一次他还拿着笔记本给我看,他一再说:‘周扬同志说过反党小集团不能成立。’”“朱寨也觉得批判过火。在我们一起去参加会时,他对他的一位延安同学在会上慷慨激昂地批判发言颇有微词。”苏一萍和朱寨当时都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黎之说,至今也弄不清为什么那样严厉地批判“一本书主义”,难道这就叫反党?秦川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周扬的发言,那真是上纲上线,咄咄逼人!

    7月26日,中国作协机关组织听周总理7月14日对文艺界人士的讲话录音,党组扩大会停开一天。27日上午八时半,会议继续举行。

    杨犁首先发言,检讨自己说:整风以来犯了大错误,在党组扩大会上的发言,和右派分子一个调子,没有党员气味。1954年检查《文艺报》时,《文艺报》部分人有抗拒情绪,对“独立王国”的说法很反感。作协党组给中央的报告,部分失实与“捏造”是有原则的区别。周扬对丁玲的批评很切实,反党思想、宗派主义。前年的批判很有必要,但不彻底。

    周立波发言:同意周扬的讲话。丁陈问题,没有过火的地方,材料不能全推翻。支部会上丁玲说,周扬统治几十年,这是右派立场。

    张松如发言:同意周扬的讲话,有说服力,受启发。自己思想上有温情主义,有右倾因素,前年的会是思想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大是大非问题,是对的。丁玲在三个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错误,应该正视,检查,改正。对于前年会的开法、报告、传达,我还是有些意见,现在不谈。前年的会议有些消极影响,应该消除。

    钟惦棐发言:没有丁玲的支持、挂帅,陈企霞的大旗树不起来,这是大家都清楚的。

    最后康濯做了长篇发言:前三次会,有些意见是好的,更多是不能同意的,我在会上的发言,几句话很不好,第三次会上那次发言,立场动摇。那时正是党开始反击右派的时候。我愿意在同志们帮助下改正。前年的会我有缺点、错误,谈不上委屈,我是领导人之一、党组成员、当事人。正因为犯过错误,所以这一次力求站稳立场,实事求是。

    康濯谈到他对前年党组扩大会的看法:是党内思想斗争会,后来包含政治性质,是必要的,成绩是主要的,做法上有偏差,是次要问题。那次会是党组领导,阮章竞是以总支书记身份参加,与肃反五人小组无关。1、当时研究问题,是周扬、刘白羽、林默涵、阮章竞参与研究,肃反五人小组未参加,我和严文井未参加。2、做法,只揭露思想,批判,并未在会上追查历史问题。3、大多数发言都是思想斗争,不接触政治。后期接触政治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发生了问题,提出来完全必要。丁、陈在党内团结上有错误。反胡风斗争暴露了我们不团结,胡风就看出了,胡风反革命面目暴露后,发现敌人消息灵通,我们内部有自由主义,当然不是丁玲直接供给,但丁玲的自由主义有作用,自由主义是反动分子的好朋友。丁玲是主要负责干部。那次党组扩大会以后,自由主义确实减少了,作协工作有发展。前年会的错误、缺点是:1、当时追查匿名信是必要的,追查中有粗暴的地方,产生过火的作法。2、整个斗争,实事求是精神不够,没有允许反面意见讲话,没有做全面调查。3、未作结论前,就在全国传达,有消极的后果。消极的方面是:丁陈的错误未很好解决,党内整个团结也没有根本解决,近一年来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和问题,原因在于某些同志没有从前年的会接受教训,形势变化就迷失方向,如戈扬同志,忘了前年会议的教训。只怪自己党性太弱,经不起风吹雨打。

    康濯说,当年我的情况是,看到党内团结有问题,为此感到焦虑。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文件学习,团结问题未揭开。检查《文艺报》时,感到丁玲对周扬态度不对,有宗派情绪。此前我也有过感觉,很苦恼,对丁玲谈过,丁玲说,这些都谈过,解决不了。1953年以后我很少去丁玲那里,她说为何不来,怕人说小圈子?向组织提供材料,进行批评,完全对,如有捏造,党审查处分我。我提的材料前年会上都讲了,个别材料丁玲不承认,或看法不一,但我认为全部属实。是否由于我提材料而挑起的斗争?完全错误,那是我靠近党、对党忠诚的表现,只恨提得晚了。我提的是党内团结的问题,但内容有偏差,当初以为把问题提出来,大家开展批评,就可以解决问题,没有想到开那样的会。开始感到那样的会气氛不好,火力集中对丁、陈,后来想通了,因为,1、看到丁、陈问题的严重;2、揭露了许多材料,让我吃惊,丁玲的问题超过我原来的认识;3、开始了解了丁玲的历史问题。会后我的情绪不稳定,产生错误和缺点。我的发言是有影响的,戈扬发言提出反党暗流,我同意了,但发展了,说暗流有好多细流,汇集到丁玲。

    康濯谈到他对丁、陈的看法:丁是有错误,严重的自由主义,对党的团结有很不好的影响,在我们面前谈周扬,往往不是从党的立场,而是以资产阶级的冷眼旁观,以欣赏、嘲笑的态度。也谈过周的生活,但很少。以她的地位,有意见为何不当面谈?谈了,解决了,为什么还要谈?还要散布?丁玲那份检讨比较接近实际,不深刻,但她发言又否定了。犯错误的原因是,丁玲在顺利环境中,滋长了自满,对党的信任泰然自若,经不起批评。丁玲傲得很,提意见很难提。1953年丁玲给文讲所学员写信,提出修改,她没写信之前,我不敢提,我庸俗,考虑上下级关系。

    康濯发言之后,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文艺学习》主编韦君宜不顾会场上的强大压力,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不少人都以钦佩的语调回忆说,在中国作协整风和反右斗争中,韦君宜是个仗义执言、勇于坚持真理的人,她的正直率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她又力保受到批判的《文艺学习》副主编黄秋耘,为此险些被划为右派,多亏蒋南翔、胡乔木、彭真等“一二九”老战友出面保护,才得以过关,但还是免不了挨批斗。

    按照中国作协党组的安排,会议第一阶段的目标是拿下丁玲、陈企霞,为此,刘白羽从7月22日起就频繁往返于京津之间,力克知情人柳溪,他连25日的大会都没有参加。

    7月26日晚上,邵荃麟告诉林默涵和郭小川:中央书记处批评文艺界“搞得太慢”。

    这个批评分量不轻。中宣部的“宝”押在中国作协身上,押在丁、陈身上,他们要尽快拿下这个大案报功。当天夜里,刘白羽从天津得胜而归,第二天中午他向党组汇报:柳溪终于在25日早晨交代了陈企霞的问题,其中也涉及到丁玲,都是一些杀伤力很强的“重型炸弹”。这个消息令人兴奋,党组决定,把会议规模进一步扩大,让柳溪在会上当众揭发。

    7月28日是星期日,晚八时,周扬又找作协党组领导开会,一直开到深夜11点半。他们对柳溪的揭发虽然很感兴趣,但柳溪毕竟是有问题的人,不宜在会上作长篇发言,经过研究,决定改由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联党组书记方纪作重点发言,由他来公布柳溪揭发的材料。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反右派斗争是对于每个党员的重大考验》,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极少数党员“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们成了可耻的内应”,“他们在整风运动中,利用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个别的、局部的缺点、错误,同党外右派分子联成一气,向党实行了内外夹攻。”9月11日《人民日报》再次就这一问题发表社论《严肃对待党内的右派分子》,将右派的范围扩大到“有不少是一、二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他们的党龄愈长,职位愈高,对党的危害就愈大。”

    丁玲离“右派”的标准,或者说是“右派”离丁玲的标准,越来越近了。

    7月29日,新的一周。上午作协没有开党组扩大会,开了另外一个会,坐在会场里的,是将从明天起新参加党组扩大会的人和原来参加会议的骨干。周扬讲话,介绍了文艺界反右斗争的情况、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和批判斗争丁、陈的情况。实际上,这是一个党组扩大会进一步升级的动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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