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福祥是甘肃固原人，字星五，祖上三代在当地为绅，自小学得一身武艺，兼会书写回汉两种文字，颇有威望。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西宁民团与当地回民发生冲突，回民拥马文义为首领举兵起义，致使陕甘一带也竖起多面义旗。董福祥亦在此时聚众，后来势力越来越大，成了与白彦虎、马化龙、马文禄并称的义军首领之一。马化龙在甘肃灵州一带自称两河大总戎，并修建王城东府、西府于金积堡。白彦虎踞董志原，自忖势力与所占州县只在马化龙之上而不在其下，于是亦在陕甘交界处的宁州建王城一座，自称四方总王爷。董福祥也不甘落后，很快也在花马池建王城一座，又绕王城周围筑东、西、南、北四座小城，并檄告马化龙、白彦虎各部，称为顺应民意，自己已在花马池王城即皇帝位，自称西域大皇帝。檄至灵州，马化龙对董福祥此举颇为不满，回函称：为顺应民意和天意，西域大皇帝应归两河大总戎节制。董福祥对马化龙不予理睬。白彦虎是什么态度呢？白彦虎不仅不承认董福祥为西域大皇帝，还在寻找机会吞并他。白彦虎认为，在陕甘有资格称皇帝的，只有他自己，其他全不足论。

    至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青海、陕西、甘肃一带，不把阿古柏的侵略军列在内，仅回民义军就达百万之众，整整是左宗棠所统各路清军的二十二倍。左宗棠此次西征，真是千难万难，稍有不慎，就成被剿之势。

    在西安，左宗棠与各将领反复计议，只因刘松山、刘锦棠二军尚未拔营，加之寡饷少粮，竟迟迟不敢进兵。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十一月二十日，绥德一带滴水成冰，风劲雪厚。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回民义军白彦虎部与董福祥部发生了火并。此战，双方虽均无大的伤亡，但两部之间的仇恨却愈演愈烈，几乎成了不可调和之势。在此十日前，刘松山已领到两江总督衙门奉旨送到的原欠饷粮，正向陕西进军。

    回民义军董、白二部火并的消息传到西安，左宗棠马上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飞檄刘松山，命刘松山率各营驰赴绥德，攻击董福祥部，力争逼降该部；同时檄饬刘锦棠所部，就近接应，以防不测。左宗棠推测，刘松山此时进攻董福祥，白彦虎在董志原必作壁上观。

    考虑到第一期济饷将至，左宗棠秘密委派总理营务处道员祝垲、李耀南二人，分赴屯扎在西安的各路官兵大营，悄悄清点实际兵勇数额，以做放饷的凭据。

    祝、李二道受命乔装离去，左宗棠又把刘典传来，商议欲在西安设立制造局的事，以便及时修理损坏的枪械。

    因兵额不足而导致，营官瞒兵冒饷是左宗棠早就发现的事，但因连续进军，无法认真办理此事。如饷源充足，这种事也还罢了，但现在的情形是饷源无着，洋款借到无期，左宗棠不能不把此事当成一件大事来办。但他又不能明目张胆地来办此事，怕营官不满，怂恿兵勇哗变，后果可就更加难以预料了。祝垲、李耀南以及袁保恒，都是左宗棠此次西征的幕僚，尤其是袁保恒，不仅久历兵戎，且还是已故皖籍名将袁甲三的长子。

    祝垲、李耀南离开西安城的第二天，西征粮台收到汉口粮台转运局递交来的江汉关定拨的八万两饷银；袁保恒同时又收到福建浙总督衙门飞速递过来的咨文，称已借拨四成洋税银十万两、浙海关五万两，已交上海转运局汇解。

    左宗棠设在上海的转运局，主要办理海关税里应拨付的西征款项，以及办理洋款商借事务，由胡雪岩经理该局。

    袁保恒急忙飞函胡雪岩，催解福建浙总督衙门与浙海关汇过去的共十五万两款项到陕。

    胡雪岩很快回函，称两笔款子尚未到局。袁保恒又急忙咨文两江总督衙门，檄催江海关应拨付给西征军的五十万两。

    马新贻先是不理，见袁保恒不依不饶连连檄催，只得回函一封，称年内无款拨解。再以后，随袁保恒发多少道公函，他竟一个字也不回了。袁保恒急得无法，只好据实向左宗棠禀告。

    左宗棠虽气得胡子撅起老高，仍只能让袁保恒继续檄催，除此之外，也无好办法可想。偏偏这时，左宗棠由京师动身前派到四川各州县办理捐输的几名委员，又被吴棠饬退了回来，言称几人带入蜀地的五千张贡、监各执照，已被吴棠奏请归并成都、重庆两局办理，不仅将各照全部没收，办捐的人也一个不剩地被他全部饬退出境，否则便按扰民处治。吴棠不留情面地给左宗棠来了个釜底抽薪，让左宗棠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吴棠已抱定主意，随你左宗棠怎么到上面告状，我就是不理，你想在我的辖区里劝捐搞银子，朝廷答应你，我却不能答应你！

    两江是饷源的主要输出地，左宗棠最初的援浙、援福建，甚至设立船政局，大部分的饷需都是出自两江及所属的江海关。但马新贻到两江后，不仅把曾国藩制定的章程统统改掉，而且还累累奏请朝廷，言称两江有许多事情要办，江海关每月能出的税额，自给尚略显不足，若再分出一些提作西征用款，两江正在办理的事情就只能中止，比如江南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以及设在江宁、苏州两地的皇家织造，也势必受到影响。一句话，两江正用着的款子，不能拨给左宗棠。马新贻已经公开和左宗棠唱起了对台戏。

    眼看着新年将至，许多兵勇都盼着年前能补发些欠饷寄回家中，将领们也都盯着西征粮台的进账，每日都向袁保恒打探进饷的消息。

    左宗棠愁得整日在行辕里走来走去，他的精神已是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他派出快马赶往直隶省城保定向曾国藩求援，又飞檄设在汉口的陕甘后路粮台，着粮台委员速找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李鸿章想办法，还分别给在籍的刘蓉和郭嵩焘写信托他们筹措些款子应急；同时，他又不得不再次向朝廷紧急拜发了《军饷匮绝，请敕筹拨实饷急救危疆》一折。左宗棠是含着两眼热泪来写这篇奏折的。

    折后，左宗棠有意又附《彭玉麟拨助陕饷》一片，向朝廷奏报兵部侍郎湘军水师统领彭玉麟，得知西征粮饷无继，把自己节省的两万两饷银捐赠出来，请朝廷给予奖励。

    奏折拜发的当晚，左宗棠愁容满面地对香姑娘说道：“西征势成骑虎，各督抚之冷漠，实出某之意料之外也！若此时雪岩商借洋款之事定议，或可挽救。”

    左宗棠不得不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到胡雪岩的身上。

    其实，胡雪岩此时已与有利银行达成借款合约，未签字画押的合约正在由专人送往西安的途中。此次借款总数为关平银一百二十万两，月息七厘，付款坐扣。银行实际得息四厘，胡雪岩个人得息三厘，有利银行同胡雪岩暗中结算。胡雪岩已料定，此时的左宗棠，只有靠借洋款才能渡过危机，他大捞银子的时候到了。

    祝垲、李耀南二人也回西安交差了，两个人此次清点各营勇丁的结果，让左宗棠大吃一惊。

    祝垲向左宗棠禀报说，抚标刘典各营有两营缺额，一营缺二十二人，一营缺四十八人。不过，两营正在就地募勇补充。

    李耀南向左宗棠报告说，提标高连升所部也有缺额出现，有三营情形比较严重，最多的一营缺额竟达六十人之多；亲军各营也均不足额，丁太洋一营就缺一百四十余名之多，且毫无补足缺额的迹象。李耀南称，曾私下问过一名哨长，据哨长讲，营官丁太洋吃缺饷的时间已达半年之久，累计冒饷额近万两，实不多见。

    左宗棠把花名册放过一边，秘嘱二人不可张扬此事。

    祝、李二人退下后，左宗棠急召刘典、高连升到署，言称明日看操，让二人去各营布置。刘典与高连升很有些莫名其妙，却又不敢不去布置。

    左宗棠决定利用看操的机会，认真核对一下各营现有的勇丁数。

    转天，左宗棠乘轿出城，在刘典、林寿图的陪同下，到各营看操。

    两天下来，左宗棠已经心中有数：视嵦、李耀南所清点的人数可信，各营果有多少不等之缺额，尤其是亲军丁太洋一营，足额当是五百人，现在出操的竟只有三百五十二人，缺额高达一百四十八名！丁太洋原是太平军李世贤旧部，自福建汀州投诚后，随左宗棠征战福建、粤，积功得保升都司。左宗棠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入陕时，因见其勇猛，便拨一营归其统带，累功至从三品游击衔，并赏戴了花翎，进入武职大员行列。

    左宗棠思虑再三，决定先摘其顶戴，然后再请旨将其革职留任，饬其将缺额勇丁补足，并命其将冒领之万余两饷额退还给粮台；但祝垲的一句话，又让左宗棠打消了这种从宽办理的念头，下定决心要借丁太洋的脑袋一用。

    祝垲在看操回城的当夜向左宗棠秘报：“据丁太洋营里的一名守备讲，丁太洋因见西征饷源中断，认为此次西征功成无望，正在密谋离陕入甘，向两河大总戎马化龙投降。”

    祝垲话未说完，左宗棠脸色已吓成灰白。他当即决定，以召丁太洋进城议事为由，先将其擒拿斩首，并将该营分解补充进缺额的营里。

    丁太洋做梦都没有想到，左宗棠敢对一名三品武官痛下杀手。

    他奉命进城时，同以往一样，带了十几名亲兵，进城门以后，亲兵便被拦截，只准他一人进城，他才发现情况与以往有些异样，但已来不及了。他被左宗棠派来的亲兵协裹着前行，一直到了行辕才捆翻了押进去，不久又从城里被军兵押出城外斩首示众，罪名是“冒饷、谋反”。

    左宗棠随后传谕各营，速将缺额补足，但有冒领饷额者，定斩不饶。丁太洋其人此后便不复存在，其营也很快被分解化为乌有。

    左宗棠这才从容拜折请旨，其实却是先斩后奏。军兴以来，先斩后奏早已是经朝廷默许了的规矩，不仅左宗棠如此，许多督抚都这样办过。

    曾国藩收到左宗棠的告急信函后，马上便发动身边僚属筹了九万两银子，他自己又从养廉里提了一万，凑成十万两的整数，然后派员火速送到设在汉口的陕甘后路粮台那里，着粮台速解西安。

    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称：“杯水车薪，非借洋款不能以继。”

    郭嵩焘、刘蓉二人，见到左宗棠的信后，马上飞函从前故旧，替左宗棠西征募款。

    李鸿章亦是统兵大员，他深知道大军断饷将会发生的种种后果。他接到陕甘后路粮台送来的告急函件后，马上便委派身边一名候补道连夜赶往江汉关衙门，将预留在那里的二十万两用于湖广修缮书院的款项，从中提了十万两，暂借给陕甘后路粮台。粮台不敢延误半刻，收款的当日便派快马解往西安。

    有识之士均向西征大军伸出了援助之手。但一场比较大的闹饷哗变，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