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觉得我是个逃亡者。

    从我出生的那一天起，我就开始了逃亡。祖母王太阳曾经告诉我，我出生的那天天气特别寒冷，她穿着单薄的旧夹袄去找接生婆时还在路上摔了一跤，膝头皮都摔破了。我是她的第一个孙子，她高兴呀。可当把我接生出来时，我是那么的小，像只小老鼠一样，而且奄奄一息。祖母解开了衣襟，把我——那一小团冰冷的肉——放在了她干瘪乳房的胸前，然后用衣服捂起来。祖母用她的体温把我捂活过来，我的第一声啼哭是从祖母的胸怀里发出的。

    那是我的人生的第一次成功逃亡，是祖母没有让我一出生就夭折。

    出生在闽西最穷困的乡村不是我的错，也不是我父母亲的错。饥饿的童年有些回忆辛酸而又好笑。父亲在我长大后，还经常对我说起一件事情，当然是在温饱问题解决后，在逢年过节的餐桌上说起那件事情，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也是增加一点笑料，可父亲从来就不是个善于讲笑话的人。父亲说，我三岁那年的某天，家里人都出工去了，我在家里爬来爬去，祖母在忙着家务，没有顾得上我，我爬上了饭桌，我看到了一团像田螺一样的东西立在饭桌上。我以为那是个田螺，饥饿的我一把抓住了它，迫不及待地往嘴巴里塞……祖母发现后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吞下了那团软乎乎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家里的老母鸡飞到饭桌上屙下的一团鸡屎。她连忙说着：“造孽哟——”然后擦掉我脸上手上残留下的鸡屎，还带我去漱口……

    我从来没有恨过生我养我的那个穷困乡村，可它总是让我心痛，让我产生逃离的念头。

    堂哥金水的死是那么地令人沉痛和忧伤。

    那年端午节，堂哥金水死于大水。那个端午节想起来是那么昏暗。我们都跑到河堤上看汀江里浑黄咆哮的大水。每年端午节前后是雨季，汀江河里的水会因为上游的山洪暴发而大涨，洪水威胁着我们的村庄。洪水注定了那个端午节是无法好过的，大人们呼号着在加固河堤，而我们这些胆大的孩子就站在河堤上看着大水。堂哥金水站在我旁边，我听到他喃喃地说着：“粽子，粽子——”那个端午节，我们村没有一家人包了粽子，一是因为那年是个饥荒年，哪里有米包粽子呀；二是因为洪水的威胁，大家都不过这个节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说粽子，说得我直流口水，饥肠辘辘。金水突然伸出手，往大水横流的河面上指去，他激动地说：“看呀，那是粽子——”我朝他指的方向望过去，哪里有什么粽子呀，那分明是漂浮着的一块门板。河面上从上游冲下来很多杂物，上游一定有村庄被洪水冲垮了。和我们一起的几个孩子也没有看到什么粽子。可金水坚定地说他看到了粽子。那一定是堂哥金水脑海中的幻象，我们没有想到，金水会突然跳入滚滚的洪水之中。我们惊呆了！金水一直以水性好著称，他跳入洪水中后，我还认为他能够游回来。他一直朝那块漂浮的门板游过去，当他快要游到门板边时，一个巨浪朝他打了过去……我们再也没有看到金水浮出水面，甚至连他的尸体也没有找到……

    堂哥金水消失在洪水之中，消失在贫困的岁月里，却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中，他是我发誓要离开家乡的最坚强的动力。

    我永远背负着亲人的亡魂在这个世界逃亡，金水，爷爷……

    父亲一直鼓励我离开家乡，到外面的世界去。每次他带着我在田野里劳作时，就会对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呀，否则就会像我一样在这里苦一辈子！”他要我向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他们学习，考上大学才有前途，叔公李佳英和李佳能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那时他们分别在总参某部和上海工作，据说他们都讨了白皙皙的上海女人做老婆，过着幸福的日子。

    那两个叔公是我的榜样，可是我并没有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好好读书。

    上了初中后，我的成绩就急转而下，原因是我迷恋上了写作。我在笔记本上写着我自认为是诗歌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一些分行的文字。后来又迷上了小说，我偷偷地写信给远在南平的表姐秋兰，让她给我寄来大量的文学杂志，那些文学杂志像毒品一样让我上瘾，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最后，我也开始学习写小说了……

    写作的确是一种毒。

    我承认我中毒太深，无可救药。

    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离父亲的期望越来越远，我不敢面对父亲的目光，不敢想他供我读书的钱是怎么辛苦赚来的。很多时候，我不敢回家，像一条野狗一样在乡村田野里游荡。

    我的脾气也越来越烦躁，经常因为一点小事情就和人打架。我知道我在堕落，父亲和老师的教育已经在我身上失效，我在一条无望的道路上越滑越远……最后的结果就是我没有能够考上大学。父亲在深夜里沉重的叹息让我惭愧，尽管他总是安慰我，说考不上大学不要紧，打铜也是赚口饭吃，打铁同样也是赚口饭吃。我却知道，那不一样，不一样！在我许多同学兴高采烈地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悄悄地和堂叔李文养去做泥水匠的学徒了。李文养当时是我们那里很有名的包工头和泥水匠，和我同去的还有堂哥李土土。那时，李文养在大山深处的一个村里承包了一栋楼房的建设工程。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而且会突然做出一些惊人的举动来。我会在休息时从建了一半的二楼上一次一次地往下跳，李文养见状对我吼道：“你找死呀，你要是摔死了，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

    我流着泪对他说：“我死了又怎么样！我这样没用的人死了又怎么样！”

    李文养无语了，他理解我内心的痛苦。

    在那里干了几个月后，我离开了那个山村，离开了李文养，回到家报名参军了。我离开那里，是因为一个叫兰珍的山村姑娘的一句话。兰珍是村里小吃店店主的女儿，她和父亲一起打理着那个小吃店。我经常在小吃店里喝闷酒。那个晚上，我喝得有点多了，就在那里胡说八道。兰珍走到我面前，冷冷地对我说：“你总是这样喝酒有什么用？我看得出来，你和他们不一样的，你不应该一辈子当泥水匠的。我要是你，就回去补习，继续考大学，实在不行，就去当兵！”兰珍的话使我下了逃离故乡的决心。

    那又是我的一次成功的逃亡。

    当我坐上汽车离开故乡，我看到了祖母在汽车后面哭喊着追赶我，我的父母亲和弟弟们在追着她，泪水迷蒙了我的脸……我要不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还有脸回来吗？

    ……

    我对部队有很深的感情，它让我成长，成长却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我的整个青春时光都在部队里度过，我在部队收获了宝贵的人生历练，有伤口，也有军功章。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让我从一个青涩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铁打的汉子。就是后来成功逃离了部队，我也从来没有后悔过那二十多年的坎坎坷坷。

    ……

    2004年，我离开了部队，脱掉了穿了二十多年的军装。我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我没有让地方政府安排工作，选择做一个自由职业者。

    几年来，我混得灰头土脸。

    刚开始和程永新大哥以及汕头的蔡极鸿先生合作开了一家潮州菜馆，我无法忍受商业操作中的一些潜规则以及自私贪婪的商人本质，最后我退出了合作。后来我到唐神传播旗下图书公司当总编辑，干了几个月后，也灰溜溜地离开了，因为我只知道干活，不知道耍手段，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走时，我手下的几个员工都哭了。他们帮我提着我的东西，把我送出办公楼时，我看了看高远的天空，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再后来，我和北京的兴安先生和书商贺鹏飞合作开了一家图书公司，最后还是不欢而散。一年多时间，我付出了很多，收获的却是冰冷的叹息……为什么我总是混得灰头土脸？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是个直性子的人，我不知道如何适应这个商业社会。

    其实我是一个人在和一个现代文明的社会对抗，这个社会不需要你的铁血丹心，不需要你的侠义柔肠……在我的内心恢复平静后，我决定再不从事商业活动，我不是那个料。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在北京的一个小招待所里，呼吸着污浊的空气，写了一篇题为《仇恨是不可救药的绝症》的文章，我记得文章里有这样的话：“一切都渐渐平淡，生活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粗暴而改变过，只是让自己越来越疲倦，越来越远离人群，越来越怀疑自己。很多时候其实自己就是一个堂吉诃德，总是在和风车作战，自己把自己当个英雄，结果在别人眼睛里是个傻瓜。总是作出无谓的牺牲，因为自己的一意孤行！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词：‘仇恨！’很小的时候，现实告诉我，你要学会仇恨，那样你会变得残暴。残暴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威慑别人，但是经常弄得自己伤痕累累。仇恨是不可救药的绝症！我决定放弃心中的仇恨，做一个平和的人，与世无争的人，微笑的人，坦荡的人。仇恨使人变得自私，变得面目狰狞，变得眦睚必报，变提心吊胆！”

    我也记得好友曹元勇看完我这篇文章后写下的一段话：“在我心目中，西闽一直是个英雄。因为，这位兄弟敢作敢为、敢恨敢爱。我曾经说过，他的性情中既有疾恶如仇的一面，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可以说，他是有大爱和大恨的人。现在人们喜欢唱‘One night in Bejing，我留下许多情’，而西闽在那个北京之夜，可能获得的是一种对世俗庸人卑鄙灵魂的顿悟。现在，他突然宣布不再仇恨，而要拥有平和宁静的心态。我知道，他一定是经历种种‘恶’的磨炼。他是一个有着淳朴儿童心态的兄弟，于是庸人免不了利用他疾恶如仇的一面、柔情似水的一面。儿童长大了，就会发现成人的丑陋。西闽这个少年英雄终于看清了这点。他在这种顿悟中，一定经历了刺心的痛苦。就像尼采所说的英雄，发现世界上都是别有用心的绵羊，必须经历心的刺痛，才能超越一样。这是一个长着邪恶脑袋的绵羊吃老虎的时代啊。”

    我不是什么英雄，英雄只是我的一种情结。梦想成为古代的英雄，骑着高头大马，一杆长枪挑遍天下敌手。那是我永远不能实现的梦想，古代那样的英雄永远不会再有，个人英雄主义在当代越来越没有意义。现在的英雄有了新的标准，我达不到的标准，比如在很多人眼里，有钱有势的人才是英雄，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永远的逃亡者，长不大的逃亡者，卑微的逃亡者。

    可我最终却不知道会逃向何方。

    也许鑫海山庄地震后的废墟是我最后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