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后，十八岁的李大钊从永平中学毕业，成了既通国文也知英文、既熟国学也懂数学的新派学生。然而，不幸的是，祖父李如珍寿终正寝，家底很快被姑母（李如珍的亲生女儿）和一个本家叔叔折腾光了。家道中落，学费无着，是贤惠的妻子变卖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支持他外出求学，他才与几位同学去了繁华的天津。在那里，他从北洋军医学堂、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学堂这三所正在招生的高校中，选定了法政学堂。

    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乃袁世凯。其时，在袁总督的有效治理下，直隶省天津府已经成了北方最繁华的现代化城市，洋务发达，新政通畅，地方自治试点成功，立宪运动气氛浓厚。在拉扯起一支全新的北洋军的同时，袁氏还不忘培养未来的行政、司法管理人才，因而便派人创立了“以造就法政通才为主”的国内第一所法政大学。专科学制长达六年，即前三年预科，后三年正科，面向全国招生两百人。此“法政专科”非现今与“本科”相对之“专科”，乃与“简易科”相对的“专业科”。招生广告上的各项条件均让人动心，尤以毕业生“其成绩优者，并可遣赴东西各国留学”一条，更对报考者有着极大的诱惑力。一心救国的李大钊有幸通过了专科考试，成为袁氏所办的最后一所学校的学生——就在北洋法政学堂招生结束后，袁世凯接到谕旨，离开天津，成了天子身边的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

    一个十八岁的少年，为何独对法律和政治感兴趣？直到人生的最后时刻，人们才在他那篇著名的绝笔书中窥得原委：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大清国，内忧外患进一步加深。强蛮的日本人已经将韩国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并借口保护韩人将我吉林省延吉厅所属四县的国土圈为所谓的“间岛”。乐亭县与永平府均距山海关不过百余公里，日本人在关外闹事，直隶东部的绅民首当其冲。穿过永平府的京奉铁路，还是清国花了一大笔钱才从日本人手里赎回来的。日本还和法国签订了在华划定势力范围的《日法协定》，日本圈去了福建及“满蒙”，法国则划走了粤桂滇三省。在大清国的领土上，两个强盗商量着划定“势力范围”，而清廷却毫无办法制止，只能软绵绵地发一纸抗议便没了下文。偏偏这一年的南方，成了革命党人起事的重灾区，孙文的同盟会仅在广东一省就发动过四次武装反叛，另有刘师复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未遂事件，令粤省疆吏草木皆兵。皖省巡抚恩铭在出席该省巡警学堂活动时，竟被该学堂会办（副校长）、浙江籍的徐锡麟当众枪杀！虽说过后徐锡麟等光复会的同党以及被牵连出来的绍兴府大通学堂女督办（校长）秋瑾被处决，但各地舆论却是对朝廷一片激愤的指责！更汹汹而来的是各界请愿早日立宪的浪潮日益澎湃，但王朝的统治者却为一族之私利而迟迟不肯挪步前行。这就是彼时的国情！

    国难当头，任何一个有抱负的读书人都不会无动于衷。所以，爱国心切的李大钊选择该校深造，是很自然的事。

    朱志敏先生在他的《李大钊传》里算过一笔账：北洋法政学堂是当时费用比较高的一所高校，从学费、膳食，到纸笔、操衣（运动服），一年总费用至少需要一百二十元。

    好在家里那位像母亲又像大姐一样的妻子支撑了他——

    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

    在《狱中自述》中，李大钊用平静的口吻表述了对贤妻的感激。

    入校以后，李耆年把自己的名与字都改了，改成了日后闪亮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钊”与“守常”。这位志存高远的学子不在乎是否活得长久，一心勉励自己要成为坚忍不拔的有为者——“钊”意为勉励，“守常”与“寿昌”谐音，但取持之以恒之意。

    学校有位南方来的史地教员，姓白，名毓崑，字亚雨，或作雅雨。白先生时常对学生慷慨陈词说国事，令“听者皆涕泣相向”。从江苏通州（南通）被聘到津门的白先生，同时在法政学堂与女子师范学堂上课。他发起成立了“天津共和会”，整天为立宪奔走呼号。武昌首义后，南方各省纷纷响应，靠近京城的直隶省却两个月里无动静。这位手无寸铁的中年书生毅然告别妻小，只身去了三百多华里外的滦州（今滦县），竟然赤手空拳说服了滦州知州附和革命，并亲自携带从州府提出来的巨款前往新军兵营主持了滦州兵变。起义很快被政府军镇压下去，几位新军的营长，仅冯玉祥一人幸免于难，其他几位都成了殉身共和的革命烈士，刚刚担任“北方革命军政府”参谋长仅三天的白先生也被政府军逮捕并遭处决。临刑前，行刑者照例令其跪地受戮。他立而不跪，昂首宣称：“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并对士兵说：“我死不足惜，倒是你们今天做清政府的奴隶，明天就要做外人的牛马，难道不觉得痛心吗？”心惊肉跳的行刑者只能先砍断其双腿再斩下其头颅才得以完成任务。

    白先生慷慨赴死的背影给了二十三岁的李大钊极深的影响。后来，李大钊多次在文章中悼念“白亚雨先生”，还曾设想在滦州火车站为老师立一座雕像或建一祠堂。十五年后，李大钊也被政府的军警逮捕并处死，他从容走向绞刑架的身影与其年轻时的导师何其相似！

    白先生的血并没白流——三十八天之后，清帝即宣布退位，中华民国正式取代了大清帝国。白老师成了名重一时的革命先烈。只是，令法政学堂学子们尴尬的是，烈士是本校的老师，而下令杀害烈士的却是本校的创办者——前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他摇身一变，又成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所以，步入共和时代的李大钊，曾心情复杂地写下了这样的感慨：

    呜呼！吾先烈死矣！豪暴者亦得扬眉吐气，击柱论功于烂然国徽下矣。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

    李大钊最后一问，问得何等深刻！

    民国元年，政党林立，各为己谋，纷争不已。民国元年（1912年）6月，这位在校大学生即写下了担忧国运的长文《隐忧篇》，指出三大祸国之患：“一党私”，“二省私”，“三匪氛”。其见解之深，文笔之辣，即使百年后重温，仍令人叹服！

    因其为人忠厚，为文斐然，李大钊和另一位颇有文采的同学郁嶷被学生组织“北洋法政学会”推举为编辑部长，两人共同主持了该会月刊《言治》。在创刊号上，他以“李钊”为笔名发表了《大哀篇》，清醒地表明了一位有独立思想的青年学人的卓然政治见解，也充分展示了“李铁嘴”孙子的非凡辩才（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注）：

    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也，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以涣汗人间（像帝王一样发布号令），或则诩为稳健，或则夸为急进，或则矫其偏，而自矜为折衷。要皆拥戴一二旧时党人、首义将士，标为自党历史上之光荣。

    实则所谓稳健者，狡狯万恶之官僚也；急进者，蛮横躁妄之暴徒也，而折其衷者，则又将伺二者之隙以与鸡鹜争食者也。……

    试观此辈华衣美食，日摇曳于街衢，酒地花天，以资其结纳挥霍者，果谁之脂膏耶？此辈蝇营狗苟，坐拥千金，以供其贿买选票者，又果谁之血髓耶？归而犹绐（欺骗）吾蠢百姓曰：“吾为尔代表也，吾为尔解痛苦也。”然此辈肥而吾民瘠矣！……

    吾侪小民，固不识政党之作用奚似（何似），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夫何言哉？夫何言哉！

    前面引用的那句悲愤的发问（“共和自共和……”），即出自《大哀篇》。

    接着，在第三期的《言治》上，他发表了一年前写好的《隐忧篇》，他总结的国家三大“隐忧”的头号“隐忧”，即“党私”：

    试观今日之政党，争意见不争政见，已至于此，且多假军势以自固。则将来党争之时，即兵争之时矣！党界诸君子，其有见及此者乎？

    对政党有如此清醒见解的人，半年后，却在第一次上北京时，就加入了中国社会党。十数年后，更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大时代对一个人的改变，实在太大！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早年曾入中国社会党，此事长期被党史选择性遗忘。从1951年始，即有北京宣文书店推出《李大钊先生传》（张次溪著，章士钊序），因未拜读此书，故不敢妄言。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的《李大钊选集》上，有《李大钊同志生平事略》，上面根本没提李大钊早年曾入社会党这件事。极左时代结束后的1979年，还是人民出版社推出新版《李大钊传》，作者署名“《李大钊传》编写组”，其权威性自不待言。书中有了这样一段文字：

    一九一二年冬天，他曾去北京。为了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与当时的一些政界人物进行了接触，但这只能使他了解到官僚政治的黑暗。他还同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负责人陈翼龙有过交往。可是社会党在江亢虎（中国社会党创始人——笔者注）影响下的政治投机倾向，也使他感到失望。

    有过“接触”，但“感到失望”。仅此而已。

    到了1998年，朱志敏撰的《李大钊传》有了新说法。在“法政六年”一章里，专有“入社会党”一节：

    1912年冬，李大钊为筹办《言治》月刊，前往北京找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人之一，在国会请愿运动中几次担任各省谘议局领衔代表的孙洪伊帮忙。

    在北京期间，李大钊见到了中国社会党北京支部的负责人陈翼龙，经过一夜畅谈，“毅然加入”了社会党。

    原书在“毅然加入”四字后加注释，称系引自《中国社会党兴灭简记》。而且，作者还具体分析了李氏入社会党的两方面原因，一是说陈翼龙的积极向上的人格力量“尤得学习法政却不思作官，痛恨利禄之徒、无耻政客的李大钊的心”；一是说“中国社会党的党纲内容和他的理想颇为接近”。之后，该书还明确写道：

    1913年2月2日，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经过一番波折后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支部干事。然而，由于内务部迟迟不发批文，警察厅屡加干涉，支部工作一直无法开展。……

    半年之后，陈翼龙因与国民党人联系，准备在北京发动反袁活动，被京师警察所侦缉队逮捕，于8月6日杀害于北京。次日，中国社会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勒令解散。此时李大钊正在北京。

    本着“离当年越远，离真相越近”的中国式读史潜规则，我相信最晚读到的这本李氏传记离真相最近。不过，稍感遗憾的是，作者没详细交代中国社会党的背景，如读者知道了该党早在1911年11月5日上海光复的第二天即宣告成立，至当年年底该党即在全国设有四百九十多个支部和五十二万三千多名党员后，就更会明白，年轻的李大钊为何会“毅然加入”该党——这可是当年中国第一大党，况且是信奉社会主义的政党！

    看看曾经存在的中国社会党的宗旨与纲领，就可以知道青年李大钊为何一夜之间就改变了对政党的憎恶而投身“组织”了。该党的宗旨是“不妨害国家存立范围内主张纯粹社会主义”，其八大纲领为：“一、赞同共和，二、融化种界，三、改良法律，尊重个人，四、破除世袭遗产制度，五、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六、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七、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八、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党是坚持走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又维护国家统一的政党，主张改良而不是革命，提倡平等而不是世袭，重视教育而不是军备，鼓励创业而不是征税。这与之后成立的誓以革命手段推翻国家政权为目的的革命党有着本质的不同。

    社会党的奋斗目标，显然也是二十四岁时的李大钊的政治理想。那时，他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无论是袁氏对国民党的高压，还是孙文对袁政府的讨伐。按说，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正是一个容易冲动、听信煽动、极好发动的年龄。然而，他却在宋教仁死于暗杀、孙文欲以此为发端起兵讨袁的历史关头，像一位久历沧桑的长者一样，十分冷静地劝告有关各方，请勿以暴易暴：

    不良政治基于暴力，为世间一种罪恶；暗杀手段亦基于暴力，亦为世间一种罪恶。以暴力止暴力，以罪恶除罪恶，以毒攻毒之计也。稍有不慎，贻害靡穷。

    今不良政治既倒，而随不良政治发生之暗杀手段，尚依然效用于人间。专制之暴力熄灭，暗杀之手段横行；专制之罪恶湔除，暗杀之罪恶滋长。有以知依暴力求政治上之幸福者，其结果终于以暴易暴，真实幸福仍不可得也。

    可是，这样一位性情温和、向往改良的青年才俊，数年后，却成了引进“阶级竞争”（后译“阶级斗争”）学说的第一人，成了主张以暴力打碎现有国家机器并重建政权的“过激党”的中枢要员（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北方区委书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最后竟为其认定的主义而慷慨赴死，实在令人感叹不已。

    民国初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李大钊，是奔着津门名流孙洪伊去的。这位孙先生，直隶省天津府人，长李大钊十七岁，在早婚早育的传统时代，算是李的前辈。他是天津的风云人物，北洋法政学堂的创办者之一，更以清末领衔各省谘议局请愿立宪的第一人而名扬海内。正是这位中国共和统一党理事长、众议院议员带李大钊第一次见识了政坛的纷纭气象。

    头回上京的李大钊，还像每一个初次晋京的外地人一样，见识了昔日帝王宫禁的非凡气派。但与常人不同的是，他感叹的却是百姓的疾苦。且听他的喟然吟咏：

    玉泉流贯颐和园墙根，潺潺有声，闻通三海禁城等处，皆溯源于此。

    殿阁嵯峨接帝京，阿房当日苦经营。

    只今犹听宫墙水，耗尽民膏是此声。

    三海，即清朝的皇家禁苑北海、中海和南海。民国既立，中海与南海被总统府占用，成了“新华宫”，俗称“中南海”；北海则被新修的马路隔在了北边，但依然是百姓莫入的政府禁区。皇权时代禁苑，共和时代依然。禁城，即紫禁城。看巍峨的殿阁，没有赞叹，只有痛感——想到了秦时的阿房宫；再看一道清溪流向城里，不夸水清，却叹时艰——想到的竟是民膏！四句小诗，显示出年轻作者深沉的悲悯情怀和不凡的文学才华！

    就在李大钊于天津的学堂里发愤读书、激扬文字之时，蔡元培已经是民国的首届教育总长，杨度已经是当国大总统的高级策士，章士钊已是名满天下的大政论家和袁大总统家的清客，陈独秀则在安徽做他的省府秘书长和顾问。在这几位日后的好友业已成为万众瞩目的国内一流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之后，年轻的李大钊才姗姗起身。在北洋时期的一代国士中，李大钊资历最浅，但思想转变却最彻底，声望也腾跃得最快，其人格的光芒也最为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