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十五年十月初六（1889年10月29日），在距北京以东二百余公里外的渤海岸边——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乳名“憨头”的李大钊降生人间。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姊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成人。

    这是三十八年后这位男子在京师看守所里写下的《狱中自述》中的一句告白。诗云：“无父何怙？无母何恃？”“怙”和“恃”都是依靠的意思，后来“怙恃”成了父母的代称。苦命的李大钊是爷爷一手拉扯大的。

    据多种李氏传记称，老人李如珍并非李大钊的亲爷爷，而是其伯祖父。李如珍是本村有威望的乡绅，拥有一份不菲的家业，在关外、关内都有商铺经营，在家里还有九十多亩耕地对外租种。除此之外，他还因能言善辩而拥有“李铁嘴”的绰号。老人膝下无子，只有一个女儿，便将大弟的次子李任荣过继为子，指望让嗣子继承家产并成为光宗耀祖的读书人。哪知李任荣短命，仅二十二岁即过世！所幸留下遗腹子小憨头，才使李家香火得以延续。李任荣的媳妇整天哀怨不已，孩子才一岁半时就撒手人寰，年方二十四岁。

    像所有乡绅家庭的孩子一样，李大钊也是早早就进了私塾。塾师单老先生为他起的学名叫“耆年”，字“寿昌”，寓意很明了，即希望他打破父母早逝的宿命，长寿。

    从六岁到十六岁，李耆年在旧式学堂里整整读了十年的“四书”、“五经”。

    在他只有十岁的时候，求嗣心切的爷爷为他操办了一件极有面子但却极不人性的事——安排他与本村的富家闺女赵纫兰姑娘完婚了。比比不解风情的小丈夫，十六岁的新娘子真是花样年华！尽管自古就有“早有孩子早得济”的说法，但让一个尚未发育完全的男孩儿为人丈夫，却实在太早！“得济”是一个至今在北方农村广泛使用着的古语，即：得到子女供奉。李大钊“先成婚，后成人”的事实证明，违反人的生理规律的婚姻并不能使人“早得济”——李大钊与赵纫兰的长子李葆华是他俩婚后十年才出生的，那时，丈夫已经满二十岁。

    婚后第六年，小丈夫去了一百五十华里以外的永平府（今卢龙县）赶考。传统时代，科举之路是改变普通人命运的唯一正途，而第一个台阶，即考取秀才。二十三岁的妻子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孤寂并艰难的苦日子。

    然而，正在此时，国家高考政策改了，科举废除了！面壁十年所积攒的能量，正待爆发，却一下子被官府给泄气了；“学而优则仕”的人生好梦刚要开始做，却蓦然被大人给叫醒了！各县赶来的考生们的沮丧可想而知！那时，学子们都不知道，奏请取消科举制度的人，正是坐镇本省天津府的最高父母官——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

    好在，永平府中学堂改为了官办。按朝廷新规定，前来考秀才者可以通过考试进入府中学。李耆年遂报考该学堂，由此成为清王朝第一批穿统一校服、住集体宿舍、受新式教育的新派学生——除传统的经学、文史等课程之外，学堂还开设了英文、算学、外国地理等新学科。对一个有远大抱负的少年来说，在求知欲最强的年龄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实为人生一大幸事。

    发榜之日，举村轰动，乡亲们放铁炮、贴报单，还让他披红挂花坐上骡子拉的棚车转了一圈——他们仍以村里有人考取秀才的程式庆贺了一番。

    读李大钊之身世，突然联想到这样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即：李大钊与其堪称一代人杰的北大同事们，竟都有相同的家庭背景——他们出身于殷实人家，却又不是大富大贵的豪门子弟，当然也不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他们自幼受传统教育，却又因家庭的变故而不得不过早地品尝了生活的辛酸。而且，巧的是，他们都早早失去了父亲！自小失了依靠的男孩子，在其人生最可塑的阶段，不得不使自己的性格变得格外内向与坚忍。除了超人的天资，他们靠自强自立的处世态度和敏而好学的进取精神，使自己一踏入社会便有了极高的起点，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成为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

    不信？你看——北大校长蔡元培，出身于绍兴城里的钱庄之家，十一岁丧父；与蔡同在绍兴城长大的周氏兄弟，也是当地高门坎里的子弟，其父辞世那一年，长子周树人十六岁，次子周作人十二岁，三子周建人九岁；陈独秀的生父死于疫疾时，他还不满两岁；而胡适的父亲死时，他仅四岁。

    比比那几位在城里长大的后来的同事们，李大钊最惨！他不光“失怙”，而且“失恃”——爹娘长什么样儿他都不知道；其家境也最为庄户——他是靠爷爷那九十亩耕地的地租喂大的农家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