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归葬家乡两年后，江山易主，他手创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把宿敌国民党赶到了台湾岛上，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世界东方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

    沧海桑田，万象更新，但陈独秀的后人的生活却一如旧时代。因生计窘迫，在安庆窑厂工作的陈松年甚至不得不将父亲在北京的一处房子卖了。在共和国时期，“叛徒”、“汉奸”、“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的遗族的日子可想而知。

    然而，到了1953年春天，情况突然有了变化——中共安庆地委统战部开始按月发给陈松年三十元人民币作生活补助金，且一直发到1990年陈松年过世！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也不过三十元啊！年复一年，在普遍困厄的年代，这是多大的一笔财富！陈松年及其子女一直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这笔钱究竟是给陈独秀的儿子的呢，还是给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遗族的？

    他们当然更不知道，这风雨无阻的关照竟然来自最高层！

    那年早春二月，毛泽东乘从国民党海军手里接收的“洛阳”号炮艇巡视长江沿岸。21日上午，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和市委书记赵瑾山奉命登舰迎接主席。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多次乘船经安庆往返于上海和武昌，却从没在此登岸。

    这一天，毛泽东兴致勃勃地坐定安庆城，见傅大章等拿出厚厚的笔记本和各种文字材料要汇报工作，他大手一摆：今天不用你们汇报工作，随便谈谈。随即，毛便打听：陈独秀家在安庆什么地方？

    傅大吃一惊，没想到主席竟然会问起本地一向讳莫如深的人来，便谨慎禀报：在独秀山下。

    毛一怔：安庆有个独秀山？

    傅实话实说：独秀山是怀宁县内的一座小山，离这里有三四十里地。

    毛再问：是独秀山以陈独秀得名，还是陈独秀因山得名？

    傅答：原来就有独秀山——先有独秀山，后有陈独秀。

    毛颔首，释然。俄尔，问起陈的家人情况，当得知陈松年尚在此地生活且曾卖房以维持生计时，颇不以为然，说：“陈独秀的后人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

    最高领袖一言九鼎，陈松年一家遂有了固定补助。

    毛泽东与陈独秀缘分极深。

    早在西北的窑洞里时，毛泽东就对第一个采访他的外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坦言：青年时代与陈独秀的结识“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他还说起早年在长沙读书时：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对陈独秀的崇拜竟让这位湖南学生领袖在自己主办的《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喊出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的口号！

    成为职业革命家后，毛泽东更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昌等地与“老先生”有过亲密接触。

    且看毛泽东与陈独秀同在一地时的概况——

    在北京时，陈乃堂堂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和威名赫赫的《新青年》主编，毛是该校图书馆里的一个毫不起眼的助理员；在上海时，陈是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即后来的政治局）委员长，毛为中共中央秘书，就等于是陈的秘书；在广州时，陈是国共合作时的共产党首脑，毛乃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并担任过该党中宣部代理部长的高级干部。

    苏联人在中国大力推行的“国共合作”政策，终以国民党统一了中国，共产党差一点被赶尽杀绝而告结束。斯大林恼羞成怒，乃让曾在莫斯科喝过洋奶水的青年干部瞿秋白等取代了陈独秀。彼时的毛泽东只是中央委员，尚不具备竞争领袖的资格，但代表斯大林领导中共的马林同志对这个从湖南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共农委书记很有兴趣，所以，在清算陈独秀“错误”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擢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尽管几乎中外的传记都称毛泽东在那次重要的换班子会议上作过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长篇发言，且有会议记录为凭，偏偏当时以中共湖北省委代表身份列席会议的郑超麟不这样说。郑老生前在他的那本弥足珍贵的《怀旧集》里另有说法。

    郑文道：

    1927年8月7日上午，主要是十几位与会者听瞿秋白念了由共产国际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之后，几个人发言……

    最后，毛泽东从床沿上站起来发言，他只说了几句，我忘记了说的甚么，但罗亦农制止他说下去，理由是：我们现在很不安全，今天的会已经开得太久了，要快点散会。于是毛泽东坐下来。八七会议就此结束了。

    郑超麟老人特别补充道：

    多年来有一种传说，说毛泽东召集和主持八七会议，在会议上长篇大论批评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最后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传说与历史事实有多大的出入！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以前好久便已自己辞去总书记职务了。

    至于那份明明有毛泽东发言内容的“八七会议记录”，郑超麟老人认为，那不过是在场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让人补记以向共产国际交差的材料罢了。郑说，那个年代，会后补记的事并不稀罕。

    以毛泽东当时的地位，他不一定知道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在华代表们的具体过节，但就其刚强的个性与敏感的民族自尊心而言，他又与下台的陈独秀何其相似乃尔！

    随着陈独秀的被迫辞职，茫然登上黄鹤楼的毛泽东，无比悲凉地吟着自己的心境：

    谁说那首悲情四溢的《菩萨蛮·黄鹤楼》是“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强烈控诉”？或者，是对大批牺牲的革命烈士的缅怀？不！分明是作者面对党内骤变的形势的一种极大的困惑，是对被赶下台的“老先生”的深沉的凭吊——

    酹，就是把酒泼在地上以缅怀故去者的一种古之习俗。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在武昌的毛泽东，面对即将被轰下台去的政治导师，能不“酹滔滔”欤？

    是的，在“倒陈”的那段时间里，善于独立思考的毛泽东不会人云亦云，他也许猜得出，陈独秀的出局恐怕是斯大林在找替罪羔羊罢了。性情耿直的“老头子”的观点有什么错？“中国的事只有靠中国人来办！”——“老先生”痛彻肺腑的喟叹理应一直回响在毛泽东的心壁。只不过，一直被共产国际当面领导并监督着的陈独秀成了斯大林错误决策的牺牲品，而毛泽东则利用长征途中与“远方”失却联络的一段宝贵时间，成功地把中国共产党引上了胜利之途，让苏联人不得不接受毛泽东领导中共的现实。

    毛泽东在遥远的大西北悄然执掌中共之时，正是陈独秀被国民政府提前释放之际。

    然而，有谁知道，当毛泽东在党内有了话语权以后，中共对“老先生”的态度反倒开始产生变化！

    陈独秀提前出狱后，毛泽东欲将本党创始人接至延安养起来，但因陈拒绝公开声明悔过而作罢。

    毛泽东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从天而降后，他仍想着陈独秀呢——“神仙”乃毛泽东对被苏联飞机送来延安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的称呼。尚未被“远方”正式认可的毛泽东对王明的出现正心怀忐忑，中共其他领导人也把目光转向了“天外来客”，所以，王明一时也就真把自己当成了斯大林派回来当家的人。由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成了毛泽东忍让王明的一次非常会议。会议上，一共有三个人作了报告：总书记张闻天同志理所当然要发言，他的报告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接着开腔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他神气活现地给长期留在国内的同志们指点迷津——《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最末一位作报告的是项英，未参加长征的他向中央汇报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显然，这是一个必须要向党内交代清楚的汇报。毛泽东在这个重要的会上，没有发言权！过后，毛曾多次发牢骚，称王明回国后的那段日子，“没有人理我”！

    时任政治局委员兼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张国焘晚年在《我的回忆》中，记下了他叛逃去国民党前所参加的最后一次中共高层会议的情景：

    ……他（毛泽东）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时任总书记）也只好遵照实行。……

    这件案子拖延到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才提出讨论。王明知道了这件事，不问情由，便声色俱厉地表示反对。他指出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的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们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等等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他用字典里最恶劣的名词，如“汉奸”、“托匪”、“杀人犯”等来攻击托派，并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

    我们曾在会议上说过一些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类似的话，也有人提到：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究非事实。但王明却坚持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他还说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斯大林的这条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员们谁还能说什么呢？

    张国焘继续写道：

    王明这些斩钉截铁的话，使大家为之默然。从此，在中共宣传上，陈独秀就变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了。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就这样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炮制出来了。

    这次十分重要的会议结束后，中共领导人来到窑洞外，留下了一张极为珍贵的照片。在讲究排位的中国政坛上，这显然是一张耐人寻味的写真——前排中央端坐的是最年轻的王明，其左右分别坐着陈云、刘少奇和凯丰、项英，而毛泽东屈居后排最边上，自他右侧起，是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张国焘、张闻天、彭德怀和康生。十三人中，只有毛、林、彭从来没到过“革命圣地”苏联，“远方”的影响可想而知！

    于是，1937年12月4日出刊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第26期上，就有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兼长江局书记王明的署名文章，公然造谣“日寇侦探机关”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有染。1938年元旦，中共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群众》杂志，又有了《新华日报》副总编辑章汉夫的《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宣称“托匪”陈独秀散布“破坏抗战”的言论。又过了十几天，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解放》第29、30期上连续刊载长文，活灵活现地杜撰道：

    日本给陈独秀和“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效后再增加之。

    因社会部乃中共负责情报与“肃反”的权威部门，故这位从苏联回来的“神仙”的话，就成了在党内板上钉钉儿的“证据”。

    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势的小个子王明，仗着自己是共产国际的“钦差”，左右了会议的方向和与会其他人的良知。是啊，这个比陈独秀更矮小的皖南同乡忘了自己正是喝着《新青年》的奶水长大的晚辈，同姓前辈陈独秀在上海滩创建中共的时候，他陈绍禹（王明的本名）还不过是刚考上安徽一所农校的中专生呢！正是陈独秀领导的大革命运动在武昌地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这个毫无人性的政治狂人当初被斯大林指派为中共第一把手，谁能说陈独秀的脑壳不会像日后的托洛茨基一样在家里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确表示过对陈独秀人身安全的担忧，他给人写信时说过：“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

    但有谁知陈独秀最终被共产党放弃，竟源自毛泽东的担忧！王明的张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泽东的疑虑才是实质——二十年后的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怒斥彭德怀的大会讲话中，话题忽然拐了个弯，拐到了陈独秀那儿：

    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三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那时就那么一点资本，那么一点根据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国际（即托洛茨基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含中国托派——笔者注）。

    读懂了毛泽东的这番话，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明知陈被诬陷了之后，毛泽东反倒在所有的公开场合对陈独秀都更加不宽容！

    彼时，王明已领衔中共代表团去和国民党谈判了，另一位老资格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的地位也随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复设“总书记”，所以张闻天实际上不再是第一把手，毛泽东以“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袖。

    现在，陈氏传记的作者们总爱引用毛泽东在延安说过的那番有关陈独秀的话，如“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一讲他的功劳”。似乎毛早已为陈讲过公道话。然而，事实恰恰相反，讲此话之前，毛泽东凡公开提到陈独秀，都是措辞严厉的指责，如陈独秀“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是“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反对陈独秀的错误路线……是完全应该的”。

    至新中国成立后，对斯人的评说更为苛刻了。除“毛选”注释中保留了对陈的诬陷外，毛还数次在党内大会和接见外宾时提及“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至林彪事发，毛将历次党内斗争梳理成十次，陈独秀首当其冲，遂成为“顶风还臭八万里”（“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判”常用语）的头号大坏蛋。

    其实，毛泽东哪里不知道陈独秀是冤枉的？而且，他还明白“老先生”是入了王明一伙为搞政治迫害而设下的坑人陷阱！

    且看早在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泽东写的一则笔记：

    （王明）对于许多聪明的勇敢的同志，例如所有白区、苏区、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则加以流氓式的武断与威胁，把他们放在托洛茨基及陈独秀取消派的范畴内，这真是所谓不识人间有羞耻事！

    那一年秋天，真乃秋后算账的时机——共产国际宣布解散，毛泽东可以无所顾忌地向王明进行清算了。他把上一年的笔记修改后拿给了两位新当选的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与任弼时看，以求得高层间的支援。刘与任都是陈独秀当总书记时的中共重要干部。在这之后，中共党内开展了对党内排名第二位的“中共七大准备委员会书记”王明的凌厉批判。此时，陈独秀过世已经半年，远在江津九泉之下的他，是永远不会知道毛润之氏正在巧妙而又坚决地与“老子党”斗法了。

    毛泽东对政治启蒙老师的感情的确复杂而微妙。李锐在《庐山会议实录》中记载的上面那通在党的大会上的“最高指示”，难道没有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惋惜之意吗？

    主政中共之后的毛泽东，为何也跟着他所不屑的“莫斯科派”责难陈独秀？他的这种态度的变化曾让我大感困惑。起初总以为这是为了讨好斯大林的权宜之计，后来我才想明白，这应该源自一个重说党史的久远谋划——我从小就熟记并且还登台表演过的“峥嵘岁月史”，即：毛主席亲手创建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所以，1952年头一回到安庆的毛泽东就没到他当年的思想导师陈独秀的墓上去看一看，尽管他的一句话让陈的后人受到了绵绵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