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文化记忆里，正直的文人总是和穷愁潦倒、命运坎坷联系在一起的。也难怪，读了书就有原则，有操守，生存起来无法像许多市井中人那么有弹性，有才华的人又难免有个性，常常得罪人，不是得罪了显赫大人就是得罪了龌龊小人，有时还两头一起得罪，一不小心就落到了“世人皆欲杀”的地步，想不命苦都难。杜甫的名句“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就是对这一现象悲愤而伤痛的概括。前人对此多有共鸣：“一憎一喜，遂令文人无置身地。”（邵长蘅语）文章越好命运越糟糕，一有过错小人就会乘机迫害，这样的世界，正直清洁的文人确实是难以生存的。

    但凡有例，就有例外。也有情况相反的例子。

    张说即是一个珍稀的个案。以前在《得江山之助》里面已经提到过他。这位博学君子，胸怀坦荡，胆识过人，仗义执言，一诺千金。在武则天时就因对策第一而被重用，后来提升到了凤阁舍人的位置。武则天的男宠张易之兄弟势焰熏天之际，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谋反，朝中官员多敢怒不敢言，张说挺身而出，抗辩说：“元忠实实没有谋反，这纯粹是张易之在诬陷。”因此保下了魏元忠，也得罪了皇上，被流放到钦州。这是他的第一次大挫折。到了中宗的时候，张说被召还，到了睿宗朝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是他的第一次回升。到了玄宗朝，太平公主不可一世，张说因为不肯依附于她，又落得一个“罢知政事”。这是他的第二次大挫折。后来复拜中书令，封燕国公，执笔许多朝廷重要文告，以“燕许大手笔”（他是“燕”，“许”是许国公苏颋）而名闻天下。二落二起，不改君子本色，终于柳暗花明大放光彩。连贬谪的经历也让他的诗“得江山之助”而“尤工”。这真是大快人心。

    有君子便有小人。宋之问就是一个。毋庸讳言，他也是很有才华的，有一次武则天游洛阳龙门，让群臣赋诗，东方虬最早交卷，武则天赐他一件锦袍。这时宋之问交了卷，武则天看了，大为赞赏，认为这才是拔了头筹，竟然把锦袍从东方虬手上又夺了下来赏给了他。他对五言律诗的定型有历史性的作用，这是文学史上的定评。

    天下最让人遗憾的事情，除了海棠不香、鲥鱼多刺、未完成，当属才子无行，即一个人的品格与才华不相称。

    和张说相比，宋之问就太“识时务”了，他媚附张易之，聪明人一旦铁了心当奴才，就会做得特别投入，挑战极限，他居然为张易之捧“溺器”！但是他捧起了夜壶的同时，也捧起了自己的官位。他当上了尚书监丞、左奉宸内供奉。然后，张易之垮台了，他被贬为泷州参军。他不肯老老实实在那里待着，竟然擅自从泷州偷偷潜回洛阳，藏匿在朋友张仲之家里。这时张仲之和驸马都尉王同皎等人正在密谋要除掉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本来已经出局的宋之问获知了这一绝密情报，立马命侄子出面告发。结果，张仲之和王同皎被杀。张仲之在被杀之前应该已经死了一次（悔死的），怎么有眼无珠交了这样的朋友？宋之问这种忘恩负义、卖友求荣的行径，当时就让人不齿，“天下丑其行”。但是宋之问因此非但没有被追究擅自潜回的罪名，反而由此被擢升为鸿胪主簿，又迁考功员外郎。既然出卖人格和道义能“兑现”如此好处，这个聪明人就变本加厉了。这回他又谄事于权倾一时的太平公主，等看到安乐公主的权势后来居上时，又按捺不住投机“惯性”，改投到安乐公主门下。被触怒的旧主子太平公主，向中宗告发宋之问主持贡举时收受贿赂，于是他被贬为越州长史。睿宗继位后一算旧账，觉得此人政治上一贯不正确，将他再流放钦州，后来下诏赐死。这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和张说的二落二起相反，宋之问是二起二落，过程卑污而结局可悲。起落之间，君子更见磊落，小人愈显卑下。

    因为“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故事读得太多了，所以格外珍惜这样苍天有眼、正邪有报的个案。我愿意借此来使自己相信：命数早定，君子只需安命，而小人终是枉做了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