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在科学院，关于职称的各种事情听到的实在不少。

    科学院属于众星云集的地方，您要是眼力好，走大街上就能看见比如数学家王元夹着个包闷头走过来，或者看见分支权威杨乐在排队买馒头……教授多是很正常的。

    人家开玩笑，从中关村88楼扔十块板砖下去，能砸着十个教授，四个正的、四个副的——剩下两个挨砸的是卖光盘的。

    科学院的职称自成体系，教授不叫教授，叫研究员；副教授不叫副教授，叫副研究员；工程师呢，叫做助理研究员，总的数量的确很多。

    但是平心而论，科学院的研究员我感觉不是多了，是少了，因为它的晋升体制非常严格。萨爹1960年出北大，70年代是长城0520的生产组长。还有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回来的王先生是研制组的组长，那都是总理亲自接见的级别哦——重要啊，中国第一台个人计算机嘛！生产完了出去作报告，人家看职称都发愣不信——这两位不过助理研究员，就是一普通工程师啊。

    萨爹的副研究员，是80年代中期才评上的。没办法，僧多粥少。

    对比外地很多院校医院教授满天飞的情况，科学院这方面有些屈人。而优点就是拿出去个顶个，确实厉害。您看80年代中关村公司遍地开花，信通、鹭岛等等，都是号称技术实力雄厚。其实当时科学院派出去“做买卖”的，都是手头没项目的副研和助研，真正的好手那才舍不得放呢。当然后来发现公司赚钱，很多骨干同志后悔，那是另外一回事了。萨娘在她那行里算是学术带头人，可她的专著怎么出来的我知道啊，那是有萨爹做“黑高参”也。就是现在，科学院放出去一个副研，别的地方出个教授来招架也未必抵挡得住。

    这些人都是人尖子。

    什么叫人尖子？萨爹当年在北大数学力学系那也是响当当的一号人物，进科学院，华老接见，就是个普通教室。华罗庚一身粉笔末，在黑板上现出题考，考得萨爹才20多分，那叫一寒碜。后来问问身边各位师兄，说每个进来的都这样考，华老手里能拿20多分，你够牛啊。

    当时科学院是官本位，职称是行政干部决定。60年代你要在中关村最好的宿舍楼上往下扔十块砖头，能砸八个处长，四个正的、四个副的——还有两个是卖大白菜的。那时候分房等等都按级别，研究员是处长级别，副研究员是副处长级别。科学院的研究员屈指可数，还有死一个上来一个的怪招限制着。处长副处长可是没有名额限制，所以同一个级别，行政干部是科技人员的四五倍。因此，科学院当时最好的待遇都是行政干部拿，这就是权啊。

    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就是科研的停滞不前。不是人才不多，不是大家不干，是我们的体制不行，项目安排不合理，搞的研究不能变成实际的生产力，真的是人才积压啊。比如杨乐、张广厚在国际上大放异彩的时候，都不过是副研究员。多少人的青春就在灰色的楼房里悄然流逝呢？现在想来还令我为他们感到不平和痛切。我记得那些风流儒雅的叔叔阿姨们每年都有两次两眼发红，仿佛吃错了药的时候。一次是分房，一次是评职称。唉……

    后来总理专门见郭沫若，说，你个科学院比我的国务院还复杂。

    让总理一批，好了一点儿，但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郭沫若也没办法，因为当时全国就是那样，“知识越多越反动越危险嘛”，谁是领导阶级的原则问题嘛。所以科学院的职称问题一直到1974年小平同志上来才有了转机。老邓敢下手，在科学院搞“五子登科”：妻子问题——解决科研人员两地分居；房子问题——优先分配给科技人员；车子问题——为科研人员开班车；孩子问题——扩大科学院幼儿园；帽子问题——增大了每年提职称的比例。压力挺大，但是老邓肩膀绝对够硬。

    具体负责的两个人，科学院的人至今缅怀——胡耀邦和张劲夫。

    萨娘就是那个时候从河北调回北京来的。萨也是8岁开始，才有了和自己母亲亲密接近的机会。

    不过职称这个问题好像很长时间都没能完全解决，因为科学院为中央直属，不像地方上那样对职称问题能够“搞活”。2001年我回去，还听说有一位因为职称问题得癌症去世了。我知道她的水平，国家烟草局在全国的管理系统，就出自她的手笔，然而，评研究员，她的年头还没熬够——至死都没熬够。

    其实，现在的职称已经没有过去所附加的那样多物质好处，但是知识分子“好名”的习惯是没办法的。

    因为科学院人对职称的珍重，也不免引起一些笑话。当年我们家买来一台电脑，人家公司负责送货安装。来了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搞安装，萨爹又是敬茶，又是上点心。等人家走了还一个劲儿地对我们兄弟感慨，让我们向人家学习。莫名其妙之中看到萨爹递过来小伙子的名片，上面赫然印着“安装工程师”的字样，萨爹感慨：“我30多才评上工程师，看看人家……”

    唉，真是食古不化啊，这事儿直到萨弟暑假打工，那皮包公司也给他印了一个“系统工程师”的名片，萨爹才恍然大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