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到的武汉军校，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国民党中央撤销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后，后来改成的委员制由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5人组成，以邓、谭、恽为常委。国民党方面的常委们不肯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政实际上由挥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陈毅是5月由中央军委正式分配到军校来任党委书记的，但他的公开身份只是个“芝麻官”：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生性活跃的陈毅有时不免流露出不像个准尉文书之处。

    当时的秘书后来为蒋介石代笔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就当着陈毅的面说过：“共产党真正的领导人是站在幕后的，我看你就是。”“职务”虽小，陈毅那股影响人的气势却不小：政治部组织科长叶铺是国民党员，专门监视共产党人。

    叶镛找陈毅，说：“你在我们四川是有名的，怎么来当文书呢？你一定是C.P.！”

    陈毅见他诚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对他做工作。后来，叶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工农红军的师长，在战斗中牺牲。

    汪精卫不想保留革命的军校，于7月25日将军校改编为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军校原有学生和教职员工1700多人，加上总政治部教导营有500人。一度在陈独秀命令下缴了的枪械，也由张发奎发还了。但是，原来军校炮兵4个连现在只剩下第四连为基础的炮兵连了，连长郭化若是党的支部书记。

    陈毅要隐蔽在炮兵连里。大雨滂沦。陈毅打着光脚，一手拿伞，一手提鞋，高高地挽着裤管，步行10里，来到南湖营房，郭化若赶紧将陈毅领到他的房间里，叫勤务兵打水沏茶洗脸洗脚。他俩原先并不熟悉，陈毅就从内衣口袋里取出组织介绍信。郭化若看了信，不禁皱起眉头：“党的书记躲在我连里，万一出个差错可怎么办？”陈毅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们连里的情况，这里比较合适。”郭化若不再说什么。陈毅很高兴，他对郭化若说，叶挺、贺龙的部队现在都到了南昌地区，教导团不久也要开到那边去。

    党中央已经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从这些情况来看，可能会在那边有所行动。其实这只是陈毅个人的判断，他当时并没有得到有关南昌起义的任何指示。南昌起义本身，也正在酝酿和争论之中。陈毅在1952年也说过，当时的党中央，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尚未清算（直到“八七会议”）， 因此，“对于八一起义，既无布置，亦无定见，根本就没有坚定的政策。”陈毅还要回武昌料理事务，郭化若要给他叫车子，陈毅不肯。“我们连有96匹马，你骑马回去吧。”“车来马去会暴露我的身份。”陈毅还是不同意，撑起自己的伞，提着鞋，钻进了风雨之中。但是陈毅到底没能在炮连隐蔽成。因为郭化若随即奉命到军委转调到前敌委员会去了，先一步到了南昌。

    陈毅又改了地方，隐蔽在教导团团部的特务连。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是8月2日早晨从武昌出发去九江的，名义还是“东征讨蒋”。前一天中午，陈毅特意到他的好友陈梦云处告别。

    陈梦云和妻子胡兰畦都在军校女生队工作，现在女生队解散了，陈梦云要回四川工作。胡兰畦知道陈毅会来，已经准备了酒菜，包括陈毅爱吃的回锅肉，打算为他饯行，还请了范英士，一起再聚聚。

    喝起酒来，4个朋友话就多了，谈得最多还是政局。

    “张发奎会同你们合作干下去吗？”陈梦云有些担心。

    “有可能，要争取，可是不一定。即使张发奎不干，我们也要干下去。”陈毅答道。

    “你们单独干能成功吗？”范英士手里举着酒杯，眼睛望着陈毅的嘴。

    “接受了教训，会成功。”

    “什么教训？” 性情泼辣的胡兰畦目光锥子一样盯着陈毅。

    陈毅倒被盯得“紧张”起来。他并没有准备好的条文，边想边说，开始竟有些结巴：“什么教训？教训就是我们的领导者不敢，哦，也不懂得把中国革命，革命的武装斗争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北伐军的指挥权，主要的是在国民党手里。我们有实权能指挥得动的部队就那么几个，太少了。共产党员，左派，大都只是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人家说我们是‘卖狗皮膏药的’。”

    一搭上“熟语”，陈毅顿时口齿伶俐，一泻如注：“刀把子在人家手里，兵在人家手里，一朝翻脸，就掉脑袋，‘礼送出境’算是客气之至。以后，要么不干，要干，就要有自己的枪杆子！”

    “当现代的李自成、张献忠？”胡兰畦富有灵性的双眸闪动着。

    “对！以前的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朱元璋、李自成都能搞成功，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搞不成功？”

    朋友们的酒杯在笑声中都朝陈毅的杯子碰去，都念叨一个词：“祝马克思名下的大将马到成功！”

    8月2日拂晓，军官教导团集合出发。从南湖营房到武昌江边15里，部队到达文昌门、平湖门等处码头时天已大亮。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已提前来到江边，这也是一支共产党员成分很多的队伍。他们也是打着“东征讨蒋” 的旗号，准备开赴九江去的。警卫团已经上船了，只等教导团登船启航。江面被几艘大小客轮拖驳和百十条帆船盖住了一半。

    不料，一件小事惹出大乱。教导团的枪械，一般的都比较破旧，惟独机枪连的6挺重机枪，比较新，在初升的太阳下闪着青光。在码头名为“维持秩序”实为监视的十三军陈嘉佑部队，本来对这些“学生军”心存忌意，现在被重机枪的烤蓝映刺得好生心烦，怒冲冲上来就要扣人。事情报告到军官教导团团长候连流那里，他便让副团长杨树松去交涉，并要特务连连长肖劲带几个人保护。这几个人都是共产党员。隐蔽在特务连的陈毅，见势也就和杨树松一同去提抗议。十三军既然下了手，也决不会轻易放手，这一争执竟耽误开船近两个小时。如同一颗露珠滴到了天平上；历史常因一件小事而改变命运。

    这件事竟一下改变了不少人的道路。

    ——警卫团的船开走了，这支武装后来参加了秋收起义；晚出发的陈毅在路途中却赶上了南昌起义的队伍。他们将重机枪要回来的时候，警卫团的大客轮早已不见踪影。教导团赶紧拉笛启航。他们的船都不大，为首的是一艘客轮，其余是些木船和拖船。

    陈毅和特务连都在团部客轮，他想开个党的会，但没有地方，到处都是人头济济。另外，虽然侯、杨都是共产党员（后来转入国民党），但全团并没组成党委，因而整个团还说不上是党领导的部队。陈毅是党内主要负责人，没有兵权，和上级党组织也缺乏可靠的联系。他心里很着急，事先中央军委并没有告诉他八一起义的事，只是说中途可能会有变化，要有应变的准备。现在几十个人挤坐在一条木船上，只有部分人员有枪，子弹也不多，要是有个半路“打劫”的，在这毫无屏障的江面上非全军覆没不可。船在走，陈毅在急。将近一天了，他们接近黄石港。

    忽然听见江南岸传来一阵阵军号声。船上的人被这声音吸引住了，一齐屏息在听。这号声是冲着他们来的，是停止前进的号音。陈毅和肖劲挤到船舷边，探头努力往江岸上看。渐渐看清了，就是警卫团的大客轮。甲板上站着一溜号兵，号音就是从那里发出的。陈毅奇怪：按水运行军计划，警卫团和教导团都是直驶九江的，他们为什么停在这里，还要我们停下？岸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天色已晚，看不清，也联络不上。杨副团长同样担心，他对陈毅说：“岸上的部队，停下来肯定有麻烦，看来得闯过去。”陈毅点头。船队全速前进，警卫团的大客轮被越过去。前面便是黄石。忽然，黄石港方向连续鸣枪。这是强制停船的警告。

    教导团的领导都支起望远镜朝着岸上观望。部队看见何键的士兵已进入工事，朝江面架起枪。如果打起来，船上的人肯定要吃亏。教导团的领导只好下令停船，他们上岸交涉。在交涉中才知道，南昌出事了。

    对方的一个头目说：“我们知道，此次乘船东下的全是共产党的部队，我们奉命予以全部扣留。”

    杨树松坚持说：“我们带领的是第二方面军的军官教导团，奉张总指挥的命令去九江归建；你们应该停止一切敌对行为，立即放行，否则发生冲突，一切责任都由你们负责。”

    “不管怎么说，你们的人必须离船上岸。”

    杨树松和陈毅商量。想趁部队上岸从陆路走脱。可是，现在部队经过洪山演习，都很疲劳，还有病员拖累，冲突起来， 很难摆脱围堵和追击。大家都坚持不能上岸。

    杨树松再去跟对方头目说：“我们不上岸，你们可以发电报去问张总指挥，对你们这种阻挠我团行动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

    对方退了一步：“好吧，我们打电报去问。但你们只能在船上活动，不能随便上岸。”

    警卫团哪里去了？从谈判中，杨树松、陈毅已经听出，警卫团似已弃船登陆，何键的部队正在追寻之中。这一夜，教导团的全体官兵都在各自的船上呆着。岸上，是何键的部队严密警戒，不许任何人靠岸一步。这可苦了木船上的分队士兵。船小人多，蚊虫叮咬，船上不能做饭，只能啃干粮喝江水。后半夜江上起了风，才稍稍好一些。

    8月3日清晨，经交涉，准少数采买人员上岸。派出的采买人员中安排了侦察干部。回来报告，南昌确实出了大事，详情不明。黄石街上气氛紧张。

    警卫团确实上岸走掉了，去向不明。直等到中午，岸上何键的部队才传过话来：“准予放行。”并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亲自从九江给第四集团军唐生智打来电话，说这个军官教导团是他的，这是一次误会。

    下午继续航行。陈毅通过船上的党员，向各个分队通报，他们猜测，南昌已举行武装暴动，要沉着应变。再说起义军方面：起义军指挥部也得到武昌方面的消息，知道有两个团策应起义，正准备朝南昌方向进发，但详情不知。8月1日早晨，正当大家欢呼胜利的时候，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将政治部秘书文强拉到一边，打起耳语。周逸群：“有一个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政治部里，只有你去完成这个任务比较合适。”文强忙问是什么事。“在武昌驻扎的一个警卫团起义了，他们正朝建昌方向来与我们会师南昌。你化装渡过赣江向建昌方向去迎接部队。如果在建昌没有找到，你赶紧赶回南昌来报告消息。”

    文强接受任务后，化装成一个学生，在大雾迷蒙中渡过赣江。刚刚上岸，就被敌人的哨兵扣押，并押转连部。盘问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独自一人渡过江来？文强编诓说：渡过江来是避难的，江那边从半夜起就打枪打炮，我弄不清在干什么，我是一个学生，接到家信说老父病危，我必须赶回湖南去看望父亲。盘问的敌人半晌役动弹，对文强的话半信半疑。于是叫他留此两天，并假意款待了他，想从他嘴里多听点江那边的消息。文强就胡乱地编了一些敷衍过去。

    到了第3天早晨，文强就被释放了。释放后，偶然看到他们的军旗，才知是张发奎的部队。文强继续向建昌方向行进。在离南污铁路不到50里的地方，又被当地的保安部队抓住，在一个古庙里又被扣押了3天。他仍然用过江时的那一套话骗过了敌方。他听保安部队说，由武昌出来的一支部队在途中已被打散，溃不成军。文强判断这就是他要找的警卫团，估计他们已不可能再到建昌来，于是在被释后走一条小路回到南昌。但是南昌已换了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