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7日，是个历史打下印记的日子。在渐渐远去的武汉，中共中央正在召开紧急会议。这个重要会议后来就被人称为“八七会议”。

    此时的武汉，与一个月前相比，真成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面目全非了。八七会议的会场，设在汉口市三教街41号（现在的都阳街139号）。这是一座公寓式的房子，是英国人1920年修建的。当时是国民政府苏联农业顾问洛卓莫夫夫妇的住宅。这栋楼地处俄、英、法三个租界的结合部，它前临僻静街道，后通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凉台相连，一旦发生紧急情况较易撤离疏散。会场选在楼上的一间房内。李维汉对会场的安全负有责任，反复看了周围的环境和条件，并征求邓小平、陆定一的意见，邓小平时任党中央秘书处长。他们也认为这个地方好。

    瞿秋白曾问邓小平：“会议安排好了没有？”

    邓小平说：“都已安排妥了，代表知道地点的就自己来，不知道的由地下交通员或知道的同志带进去。你和罗迈（李维汉）同志从后门进去，到时洛卓莫娃负责把门，我也在这里。”

    虽然出席会议的人只有21个，地下交通员还是花了3天时间，将人员分成3批一个一个地带进会场。当时是武汉最热的时候，代表们只带一个小行李，进去就睡地铺，前半夜难以入睡，只能在天快亮时合合眼。

    这个会议在南昌起义前就有了动议，那时还是张国焘主事。所以张国焘到了南昌，嚷着要赶回武汉，就是说的要开这个会议。现在会议真的要开了，尚在南下路上的委员们是赶不上了。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而少有的短会：从上午到晚上，只开了一天。

    会议由李维汉担任主席。他代表常委先向大家报告会议酝酿和筹备的经过，随后宣布会议的3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作报告。他讲了几句这次紧急会议要解决的问题后，就开始念《告党员书》。这个《告党员书》是由罗明那兹起草的，由瞿秋白在8月6日晚上连夜译成中文的。罗明那兹念完就开始解释，他讲一句，瞿秋白就译一句，这一来就花了将近一上午时间。最后他问大家：“这个报告常委已经接受，现在各同志可以发言。”

    坐在那里的毛泽东心里惦着他的“湖南农民”，早就不耐烦了，罗明那兹话音一落，他就要求发言。他讲了4个问题。他的许多观点日后成为了全党的指导思想：

    第一是国共合作问题，他批评党的领导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不是去做主人而只是去做客人的错误；

    第二是农民问题。他以湖南农民运动为例，他说他的考察报告在湖南发生了影响，但对中央则毫无影响，他的言辞有些激烈起来：“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味道！”

    本来应该吃饭了，有些委员精力已不很集中。但毛泽东此话一出，会场顿时像刮进一股江风，人人直起了腰，竖起耳朵。毛泽东甩动长发，打着手势。瘦高的身躯也随之晃动。

    他讲的第三、第四是军事问题和党的组织。他说：“有些领导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我们湖南前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造成。我现在要强调的是：未来的秋收起义非军事不可！我要求新政治局常委们丢掉书生意气，强硬一点，再强硬一点！即使杀头也不过碗大个疤，怕什么！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的这句话是日后他进一步提炼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原版。也是已经发生的南昌起义、不久发生的秋收起义最好的注脚。毛泽东这一炮放过之后，武装斗争和群众运动的倡导者们纷纷叫好。

    罗亦农说： “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实际只看上层，不见群众，为了向上层让步，把国民革命引向深入发展阶段的关键——土地革命束之高阁，我们的党在这样严重时刻，却不注意为夺取政权而掌握武装。”

    邓中夏插话：“对嘛，甚至把谭延阎这些地主买办军阀都看成为小资产阶级了，我们在群众中还有什么威信？”

    蔡和森：“过去一切错误都没有五次大会后的错误这样厉害！”他的话中多了一层自我批评，“我是过去政治局的一员，应负此错误的责任 ”

    任弼时是领导共青团的，属于与会的最小年龄段，他和邓小平一样，只有23岁（比他们还小的是陆定一，只有21岁）。他对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早就不满，所以他的这次发言，非常引人注目：“党太怕群众了！机会主义者不但不深入领导民众，而且还要抑制群众的斗争。党要改变过去的错误，非有新的领导机关不可！老头子（指陈独秀，会议要批判他，可并没让他到场）可以去莫斯科 ”

    会场的后门与餐厅的后门相通，中午，代表们吃了点面包，喝了点开水，又填了几块西瓜，下午接着开会。

    为了安全，门不敢敞开，外面骄阳似火，屋里蒸笼一般，几乎人人手里都拿着蒲扇，攥着毛巾，几个胖子已经脱了衬衣，干坐着喘息。

    瞿秋白报告完“党的新任务”后，就进行选举。

    新选出的政治局委员9人：苏兆征、瞿秋白、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9日，政治局开会，又确定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本来书记是苏兆征，但苏兆征不久病逝，书记一职便由瞿秋白接任。

    选举中，先由罗明那兹提议政治局委员7人，候补委员5人，遭到反对后又各增加两个名额。

    据李维汉说，讨论中，他和蔡和森等都主张让毛泽东加入政治局，而毛泽东另有想法，一再提出，他准备去参加秋收起义，不能加入政治局。

    尽管八七会议开得十分仓促，对大革命失败的总结不尽完善，对未来形势的估计不尽合理，政治局人选也不尽妥善，对南昌暴动也没有一个明确态度；但这仅用了一天时间的会议，毕竟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紧急关头，及时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这个功绩是不可抹杀的。

    从此，红色暴动此起彼伏。只是，从主事地位下降到候补席的张国焘，对政治局人选的变动十分不满。

    本来，他不主张南昌暴动，可后来被众人“挟持”着上了路，除了背后骂几句“盲动”之外，也不好多说什么。但是，我在这里“脚板底下闹革命”，吃尽苦头，结果还被持掉了政治局委员，这个世道太不公平！

    大约是张国焘后来回到上海，听瞿秋白谈到对各重要委员处罚的事。据他说，瞿秋白的说明是：陈独秀、谭平山俩人都是八七决议文件中公开指出来的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重处罚；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尚可保留，但中央委员在事实上已经被开除了。至于张国焘同志，曾表示反对共产国际，袒护过去的机会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

    中共许多宣传文件，有机会主义的错误，是蔡和森经办的。因此，他们也分别受到处分。在《告党员书》中，指出全国农民协会发出许多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应由他负责。而且他在“马日事变”后，通知湖南省委，取消农民进攻长沙的计划，因而也要负机会主义的连带责任无疑，这只是张国焘的一面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