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抚州休整的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等，对武汉的中央会议还一无所知。8月7日傍晚，苦苦赶队的陈毅、肖劲二人，终于在临川渡口赶上了起义军队伍。他们打听到周恩来和参谋团的驻地，是一座前有店堂后有住宅的大房子。他俩进门时，大房子里已经挂起了汽灯，参谋人员进进出出。陈毅发现了周恩来的身影，惊喜地喊着：“恩来，我可追上你们了！”周恩来过来握陈毅的手，招呼刘伯承过来会面。刘伯承让人准备饭菜。但陈毅、肖劲最饥渴的是工作。匆忙中，陈毅接受了一份不大情愿的工作。

    这件事陈毅在1952年6月14日南京鸡鸣寺所作的一次报告中，做了生动的讲解，无须我们再做艺术加工：

    先说陈毅和肖劲离开南昌的情形：出南昌10多里，到了一个渡口，渡口上有一条渡船，一个人守在船上，却不肯渡人过对岸去，说是封渡了。我一看，那个人很怪，穿一件西式衬衣，一条西装裤，不像是船夫，一定有名堂。我们就问他贺、叶哪儿去了，他说往临川方面去了，我们说是不是去吉安，他说没有去吉安，我问：“你怎么知道？” 他说：“我是学生联合会的，叶、贺早晨出城时，曾给学生联合会有过交涉。” 我们问：“你在这儿干什么？”他说：“城里乱得很，张发奎也杀了学生联合会的人。我躲在这儿，过几天，等秩序恢复了再回去。”我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他急忙说：“不是，不是，不是！”我们知道他的政治面貌后，就请他帮忙，找个地方住，找点东西吃，他满口答应。船夫回来后，他就叫把船划到江心，靠在沙洲旁边，我们这天夜里就睡在船上。

    第二天又请船夫把我们送上临川的路，送到李家渡。过了李家渡以后，沿途乱得很，很多团练流氓在路上盘查搜索，见人就问：“有没有表，卖给我！”也有搜腰包的。在路上碰到了几个军官，是蔡廷锴十师的，蹲在路上吃西瓜，我们一打听，才知道蔡又叛过去了。十师的营连干部，有一部分是共产党员。当时有人主张撤换蔡廷锴，加强十师领导，但因为叶挺和蔡是老朋友，很犹豫，退出南昌时，只叫他跟着走，谁知他就走了另一条路，到进贤去了，到了进贤，蔡就把不稳的营连干部请出去送走了。这几个军官就是从进贤来的。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他们说：“蔡廷锴把我们赶出来了。”这个十师后来扩充为国民党的十九路军，但终于被蒋介石编散吃掉了。十师本来是可以成为革命部队的。

    后面的叙述越加具体生动，看来陈毅对这一段经历一直铭记在心：我们赶到临川，总算赶上了部队，会见了周恩来、刘伯承同志，报告了对军校学生的部署。赣东有一股土匪武装，土匪头子姓邓，就叫邓司令。这个邓司令通过一个后来成了翻译家叫傅大庆的，和叶、贺接头，愿意接受叶、贺的委任，条件是发给他几百条枪，我们可以派人去领导。这时候，朱培德的队伍紧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考虑，朱培德迫近时，他又多少可以起一点牵制作用，所以就答应了他。党派我和肖劲同志到这个土匪部队去领导，我本来不愿意，但肖劲同志觉得搞个土匪部队也不错，于是决定去了。便把我们交给傅大庆，由他介绍去。傅把我们安在一个旅馆去等，说等一下就领我们和邓司令见面。谁知尽等，一直等到下午三四点钟，既未见到那个邓司令，连傅大庆也没等到，却把朱培德的反动军队等来了。朱部杨如轩的兵进引临川，就在街上戒严，抓共产党。

    再等下去很危险，我们赶紧出城，一出城就被哨兵抓住了，说我们是共产党。朱部大多是云贵人，我说：“你是云南人，我是四川人，我们是大同乡。当兵的，讲那些干什么，共产党又怎么样，共了你什么去了？”他晓得我是四川人，就连说对不起，叫我快走。走出来迎面碰上傅大庆，这位先生也正慌慌赶出城来，见我们就说：“邓司令不是东西，把枪拿去了，人也不见了。”我们还是要他带了去找，他说：“找不到了，要么你们自己到山上去找。”我们没有办法，便跟着他，还是求他带了去，走了三四里，天黑了，谁知走着走着他进了一个门，把门一关，不见了。原来这一家不知是他亲戚还是他的家，他到了家了。我们打了半天门，在外边喊，他理也不理，对我们是恕不招待了。

    据说这支绿林军是赣东的一支农民武装，司令邓克忠率领的500余农军，后来被国民党军杨如轩部骗至崇仁县城郊渔沙洲全部杀害。自己的队伍走了，绿林的线索断了，陈毅、肖劲二人重新上路，再次追赶起义军。

    起义军是10日走的。走之前还发生过一些事。抚州郊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盛产稻米，家家户户都有鱼池。起义军到达抚州时，正是西瓜、芋头上市季节。 部队一到，群众就送来芋头、西瓜和活蹦乱跳的大鱼。叶挺的教导大队有几个战士，因为吃芋头、西瓜太多，拉起肚子来。有的起不了床。但是队伍很快又要出发，这可急坏了队长。他就说：没有办法，就抬着走吧！可是教导大队的战士大都是青年学生出身，背着枪走路已是力不从心，再用两肩抬着病员，根本挪不了几步。

    有个排长急中生智，说：去找叶师长，向后勤部要几匹马，把病号驮着走。这个办法谁都想得到，可谁敢向叶挺张口？推来推去，这个难办的差事落到三队指导员兼支部书记李逸民身上。他只好硬着头皮去向叶挺汇报病号的情况。叶挺一听果然发了怒：“你当党代表干什么的？！不知道照顾战士的健康，你们一个干部背一个病号走！”李逸民尴尬地站在一边，听着叶挺的批评。正巧参谋长徐光英来了，他见叶挺在大声批评，问明了情况，就向叶挺建议：“后勤部还有几匹马，我看可以给他们几匹。”李逸民不响，叶挺的火气已经消了几分，见参谋长说话，就点了点头。李逸民一听，高兴地回头就走。“回来！”叶挺把他叫住了，说：“你这个连队，从今天起，到任何地方不准吃芋头、西瓜，以后再发现病号，你们连队干部要受处分，听到没有？”

    李逸民满口答应，急忙跑到后勤部，一下拉回连队五六匹马。大伙高兴得直跳，都夸指导员有办法。李逸民就把叶挺批他的劲头学给大伙听，大家还是止不住笑，都说“打是亲骂是爱嘛，批得再狠也值”。弄得李逸民哭笑不得，就拿叶挺的话吓唬大家：“你们还乐，师长说了，以后我们连队一路不准吃芋头、西瓜！”没有人“害怕”。几个人正爱惜地梳理着马鬃，拍打马臀，嘻笑道：“不吃也值啊！”在抚州休整了两天，队伍又出发了。

    恽代英背上他那把破伞，站在队列旁边，像个士兵。张国焘一见那把“破伞”就心烦：“代英，你那伞又挡不住雨，背个累赘干什么！”战士就给恽代英一件雨衣，他不肯要：“雨衣穿在身上太热了，我的雨伞虽遮不住雨，却能挡太阳，比雨衣好得多。”

    他就一直扛着破伞。战士们都喜欢这个“光头委员”，他没有一点架子，文章写得好，口才也好，虽然嗓音总是带点沙哑，可笑话通过他的口讲出来能笑得人比吃了西瓜还甜。他一过来，队伍就活跃起来。战士就拉住他不让他走，逼他讲笑话。他反过来要战士们给他唱歌：“等我歌听够了，再给你们讲笑话。”

    恽代英讲的笑话有时把周恩来也笑得前仰后合。恽代英因叛徒顾顺章的出卖而牺牲，周恩来后来痛心他说，这是我党损失了一个出色的鼓动家。

    8月15日左右，陈毅、肖劲赶到了宜黄。大部队正在这里歇脚造饭，准备吃过饭后再走。

    宜黄县城很小，因宜水、黄水两条水系流经城垣附近而得名。这里土色是黄的，河里流的水也是黄的，“此所谓宜黄也。”恽代英很滑稽的用八股先生的腔调吟哦着。但宜黄城外的风景却很美，有一座很秀丽的凤凰山，凤凰山上有一座凤凰庙。但谁也没有心思上山去玩。

    起义军一到顿时满街都是“兵”。走过一段石板街，陈毅见了参谋团的人，很快就找到周恩来。

    陈毅将寻找绿林队伍的经过一说，周恩来也笑了，随口说道：“算了，你还是跟着大部队走吧。”

    “我可是得有个工作。”陈毅扔掉吸到根的烟头，郑重其事地向周恩来要求着。

    周恩来想了一下：“我和伯承商量过，想派你到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去，这是叶挺独立团前身，战斗力很强，你去当团指导员吧。”

    “行！”陈毅满心欢喜，站起身来就要走。

    周恩来有些不过意：“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哪。”

    陈毅大笑：“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只要拿武装我就干”，一句话道出了当时多少有觉悟的共产党人的心声。他们已被压抑得太久，他们已经尝够了手无寸铁的滋味，他们正从脚板子和枪杆子里体味着革命的真谛。这虽然是一支英雄的部队，但对初到的陈毅并不重视。他们把他当成一般军校出来的政治人员看待，说他是“卖狗皮膏药的”。

    以后与陈毅并肩作战多年的粟裕有文为证：“陈毅同志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说：‘我那时在部队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我来部队不久，8月半 赶上起义部队，10月初就垮台了。大家喊我是卖狗皮膏药的。过去在汉日的时候，说政治工作人员是五皮主义：皮靴、皮带、皮包、皮鞭、皮手套。当兵的对我们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就这么说：在汉口、南昌是五皮主义，现在他又来卖狗皮膏药，不听他的。失败后，到了大庾（今大余），那些有实权的带兵干部，要走的都走了。大家看到我还没有走，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所以我才开始有点发言权了，讲话也有人听了。’回想起来，我认识和钦佩陈毅同志，也正是从信丰、大庾开始的。”

    起义军在宜黄只住了一夜。到达的当天晚上，周恩来将朱其华叫去，让他以总政治部的名义，发一个《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朱其华很为 难。其实，从八一起义以来，委员们一直在讨论这个大纲，即使在路上也谈论过。因为没有形成决议，也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在九江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意见。

    李立三、恽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邓中夏、谭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说怕因此惹起反对势力的分化，争论很激烈。因双方人数一样，无从决定，只好报告中央征求可否。

    第二天周恩来到九江后，传达中央的意见，说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口号。

    在撤退路上的讨论中，农工委员们提出，说《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不妥，或以为200亩的限制还是太低，主张没收300亩到500亩以上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决定后搁置的土地政纲：“肥田50亩，瘠田百亩”；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

    恽代英坚持：“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

    基本方案议定后，周恩来等沿途还找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过，有一个农民很痛快他说：“如果是没收二三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仍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200亩以上的大地主很少，除掉一些会团以外。”这句话重重地敲了一下周恩来。

    陈其华还是为难：“没收200亩以上地主的土地，如果他有300亩，他只说有190亩，又怎样办呢？”

    周恩来重说了一遍宣传土地革命的意义，考虑：“是否可以只写没收土地，不加亩数限制？”

    陈其华勉强成文，并付之油印。因为部队匆匆上路，还没来得及张贴。

    在宜黄，起义军改变了行军与宿营的时间：每天午夜12时出发，次日中午以前宿营。这一改变，可以避开烈日，减轻行军的疾苦。

    8月15日凌晨，第一次夜行的起义军又上路了。加上不断轻装，约束纪律，部队进展顺利多了。两天以后，他们到达广昌。在这里，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议，由贺龙主持，恽代英、郭沫若、彭泽民等讲话。

    贺龙骂了一顿反动派对起义军的污蔑，说明这次南昌暴动，南下广东，完全是为了革命。

    “光头演说家”恽代英一出场，会场顿时爆发出仰慕的笑声。

    他讲得激动时，常常忘了眼镜腿是根细绳，几次滑到鼻梁下：“贺总指挥说敌人骂我们造反，我们就是要造汪精卫，唐生智的反。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背叛孙中山，背叛三民主义，可是他们喊拥护孙中山，拥护三民主义的口号比谁都高！他们拥护的是什么三民主义？是投降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屠杀工人、农民的民权主义，饿死老百姓的民生主义。蒋介石一民，汪精卫一民，冯玉祥一民，恰恰是他们三人主义 ”

    也是在广昌，不幸的是，周恩来染上疟疾，病倒了。别看在这支队列里又是“谭主席”，又是“高委员”，既有白发，也有长髯，可谓名将云集，谋士满营，可拿大主意的还是年轻的周恩来。人们害怕听见顶梁柱稍有倾裂之声。那是一种心悬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