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负责的农工委员会，是一个约40人的组织，其中还有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彭湃、李立三、郭亮等。行军中每天也有安排住宿、自行警戒和了解情况诸事。这些事都有分工，张国焘负总责，他仍觉得累，所以打不起精神开会，也无心草拟办法，来组织沿途的工农运动和建立地方政权的本职工作。他的口号是“走到底就是胜利，至于其他以后再说”。但就这样走也不太平。

    当他们行至宁都附近的一个村落时，农工委员会被安排在一所单独的大地主庄院中。院子很大，40多人住进去还绰绰有余。

    彭湃是个朝气蓬勃的人，他也累，可是总能听到他的笑声和歌声，所以他在军中有“快乐之神”的雅号。人员住下后，彭湃就挨着门巡看。当他走到一个房间时，发现其中一个年轻人，这张脸他不熟悉，而且有点鬼鬼祟祟。

    彭湃不动声色，坐下和那年轻人攀谈起来，假装也是混进起义队伍的人。那个年轻人竟信以为真，说出实情：原来国民党军队除了派兵堵截起义军外，还派出了AB团分子（当时国民党在江西的一个反共产主义的秘密小组织，由蒋介石所委派的整理江西党务特派员殷锡朋领导，AB二字母为Anti—Bolsheviks之缩写）潜入起义军驻地，伺机进行袭击和破坏。当时有二三十个AB团分子曾拟定了袭击农工委员会的计划，这个青年就是他们派来侦察动静的。

    彭湃假称他能里应外合将农工委们一网打尽。青年自然喜不自胜，把彭湃带到一个山岗的树林深处，和他另外4个同党会面。其中一个老些的，左看右看有些怀疑，他问彭湃：“你果真愿意投靠我们？”

    彭湃装得很像：“是啊，不然我到你们这里来干什么？”

    老家伙仍然不信：“既然如此，你把你们大官住的房子说出来！”

    “行。我已经写在纸上了。”

    说着，彭湃就向怀里掏纸，可是他却掏出一把手枪，一下抵在老家伙的脑壳，大喊一声：“都不许动！把你们的枪放在桌子上！”

    5个人都被这突然的举动吓蒙了，老老实实地交了枪。

    彭湃将他们带到住地，让人看管起来。他将情况向张国焘一说，张国焘有些紧张，吩咐夜里多加岗哨。

    这件事给了张国焘很深的印象，所以他后来在中央苏区大搞打AB团，疑神疑鬼，错杀了许多人，跟这次经历不无关系。

    当他们乘船由长汀向上杭出发的时候，走得更加仓促。没有雇到当地的船夫，也没有问明河流和沿途情况，便租了两条船，自行驾驶，顺流而下。谁知行驶不远，河流非常险急，河中到处横亘着无数的巨石。驾船的人紧张起来，忙用桨和篙去撑，结果船没有撑开，人反而纷纷落水，篙桨俱毁，幸水浅而不致丧生。浪头翻涌，最后连船上最好的一名撑竿能手也被抛进水中，一时险象百出。这样走了约60里，到了实在无法再行进的时候，只好弃舟上岸步行。

    可是，登岸后，又走到了一片荒凉毫无人烟的区域。这支又饿又累的农工委员会队伍，只得循着山涧小路，攀着枝藤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天已漆黑，还找不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大家不免有些紧张，也不敢乱闯，就坐在路边等着。大约十点多钟，才遇到几个过路人，忙上去打探。可是说的什么一句也听不懂。好在有人会闽南活，上去一交谈，才知前面是武平县附近的一个市镇，武平县和这个市镇都被土匪占领了，他们是逃难出来的。

    “那我们是走到土匪窝里来了！”彭湃半信半疑，“是真的？”

    “怎么不真啊？”过路人神色紧张地描绘起来，“这股土匪可凶啦，你们这么些人一进去就别想出来啦。你们不信可以去看看，我们逃出来时他们正在街上演戏取乐，那个市上的商人，都是与土匪串通一气的。”

    “有多少人？”彭湃又问。

    “大概有三四百啦。”

    彭湃故作镇静：“土匪么，没有关系，我们正是来找土匪的，我们的大军在后面很快就要到了。”

    等这几个行人一走，彭湃说：“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只有单刀赴会，大摇大摆地进了这个市镇再说。”

    张国焘只好同意。

    于是，农工委员会的队伍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支打前站的部队，司令官由白白胖胖颇有架势的张国焘装扮，其余委员都装成士兵模样。他们循着一条小路，进入市镇，并在街头一个鸡毛小店住了下来。扮演卫士的小个子郭亮，演得十分逼真，他在那里大叫口令，个子虽小嗓门和声势却特别大。他对店老板说：“你去通知土匪司令，说我们司令有令，要他们继续演戏，我们的前站部队，今晚就驻在街头上，不到市内去，以免引起误会。”

    店老板既怕官又怕兵，连连称诺。他与土匪通消息后，演戏是停止了，并派出警戒，但没有其他动作。

    在鸡毛小店里的农工委员们，又累又饿，顾不得外面发生什么情况，买了饭菜，急忙填饱肚皮。委员们已经注意到店里新添了两个伙计，估计是土匪派来探听虚实的。吃饱后，张国焘继续演他的司令，对着店老板和两个新伙计说：“你们知不知我们的大军在会昌打垮了钱大钧部的消息？”

    他们说：“听说过。”

    张国焘抖出威风：“我军是要攻取大城市和打天下的，与这里的山大王，没有什么利害冲突。你们可以设法通知他们的司令，来这里和我见见面，我军可以委任他一个名义。”

    其中一个说：“他们的大司令不在此地，这里只有一个支队小司令。我可以将你们的意见转告于他们。但那位大司令能不能赶到此地和贵军会面，那就说不定了。”

    当夜无事，大家睡觉。

    第二天清晨，当农工委员们整装待发时，土匪方面居然派来了一个向导，领他们翻山越岭，走到一条河边的小镇。这条河，就是他们前一天遭遇重重险象的汀江。那个向导在途中曾向他们表示：他的司令是很讲义气的，决不会和大军为难，如果大军沿途有掉队人员，他的司令都已吩咐一律加以优待，将来说不定他的司令，还要找贺总指挥呢。

    农工委员们猜想，这些所谓土匪，很可能是占据一方的自发农民武装。也都放下心来，并在镇子上雇了两条船，向上杭方向进发了。河流还是一样的险恶，但因为有当地的船夫驾驶，显得履险如夷。船上的人还看见河流中不少被打毁的船只；也有许多伤兵和革命委员会的人员，滞留在两岸待救。负责航运的李立三，先他们到达了上杭。

    一上岸，张国焘就把途中遇险的经过说了一遍，李立三不禁哈哈大笑，说：“我也做了一件傻事。”

    他从长汀出发时，封了100多条船，找了400多个船夫，以便将他所率领的全部人员都运到上杭来。他还没来得及问明这条河的情况，也没让那些船夫驾驶原来驾驶的船，便来了一个统一分配。他心想年壮力强的船夫，总比年老船夫更有力气，因此就将负责干部和伤病干部都安排在壮年船夫驾驶的船上，而将次要人员和伤病士兵安排在老弱船夫驾驶的船上。谁知这个做法完全错了。老船夫都是些富有经验的舵手，在激流里搏斗了半生，他们所驾驶的船都安然到了上杭，而那些浑身是劲的青年船夫，到了河心便慌了手脚，有力使不上，大多翻了船，或撞上了石岩，不少干部都落进水里，被人救起，站在两岸等候救援。现在，李立三急着要再找些船，将他们接应到上杭，还要赔偿船老板的损失。